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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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夷，湖南南州（同上）。

刘道一，湖南衡山。

陶　铭，湖南巴陵（未见于冯氏二书）。

李　崆，湖南宁远（同上）。

宋教仁，湖南桃源。

周名曾，湖南新化（未见于冯氏二书）。

邹毓奇，湖南新化（同上）。

高兆奎，湖南新化（同上）。

柳扬谷，湖南长沙（同上）。

柳　刚，湖南长沙（同上）。

宋式善，湖南长沙（同上）。

张继，直隶沧州。

黎　勇，广东高要（冯书作“黎勇锡”）。

朱少穆，广东南海。

谢延誉，广东嘉应。

黄超如，广东嘉应（未见于冯氏二书）。

区金钧，广东南海（未注明加盟年月日，但姓名夹在黄超如与冯自由之间）。

冯自由，广东南海。

姚东若（冯书有姚礼修。东若二字似为“栗若”之误）。

金　章，广东番禺。

古应芬，广东番禺。

杜之杖，广东南海。

李文范，广东南海。

胡　毅，广东番禺（冯书作“胡毅生”）。

朱大符，广东番禹（即朱执信）。

张树埬，广东番禺。

何天炯，广东兴宁。

这四十六个人，加上前表所列的二十人，已经有了六十六位。连孙中山算在内，便是六十七位。再加上，冯氏二书所有而我不曾记入这两张表内的，又有十一位：

黄修武，四川巴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日”，似指阳历）。

朱炳麟（名册无。或即名册上之“朱曜”，系乙巳十月十四日加盟。名册上樊翀之主盟人写作“朱炳麟”三字，樊系丙午三月初八日加盟。朱炳麟非章炳麟，章至丙午五月十六日始行加盟）。

孙　元（名册无）。

权道涵，安徽寿州（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十月初五日”，显指阴历）。

张我华（名册无）。

干德坤，责州贵筑（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二十一日”，似指阳历）。

鲁　鱼，湖南嘉兴（名册有。加盟日期作“乙巳八月七日”，似指阳历）。

谢良牧（名册无）。

伯　乔（名册及开国前革命史无。革命逸史漏掉其姓名）。

姚礼修（名册无）。

张树棠（名册上有“齐树棠”系乙巳九月初二加盟，山东潍县人）。

这就有了七十八位。如果，把到会的三位日本同志（宫崎寅藏、内田良平、末永节）也算在内，那末，中国同盟会在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筹备会的到会人数，总共是八十一位。

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是在乙巳年阴历七月二十日，公元1905年8月20日。开成立大会的地点，是东京赤坂区霞关阪本金弥子爵的住宅。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五点多。到会的人，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有三百多人。这三百多人的籍贯，在十八省之中，除了甘肃以外，其他各省都有。

由于名册的加盟日期，不曾注明阴历或阳历，我们很难查清楚那些会员确是在成立大会的一天及以前宣誓加盟的。我现在姑且把凡是写作“乙巳八月二十日”（实即阳历8月20日或其以前的日子加盟的，列表如左：

安徽　程家柽　朱成勋　高荫藻　斐豫祥　夏道沛

吴炎世　孙　棨　吴春生　王善达　吴春阳

浙江　蒋尊簋　秋竞雄　俞为民

陕西　康保忠

河南　曾昭文

江西　黄　铎　曾　贞　陈荣恪　张华飞

广西　谭鸾翰　马君武　卢汝翼　朱金钟　蓝德中

曾龙章　曾　彦　欧　冕　邓家彦

江苏　高剑公　汪　东　钱兆湘　朱　屏　龚树威

湖北　何炬新　卢保衡　汤伟强　李悍载　张炳彪

时功玖　耿觐文　涂宗武　余仲勉　刘　彝

王观海　王震东　鲁　鱼　何焜阁　毕惠康

但　焘　周　斌曹亚伯　陶凤集　叶佩薰

王家驹　蒋作宾　李仲揆　刘　通　刘一清

李叶乾　范熙绩　许　纬　陶德瑶　刘树湘

张仲文　周尚赤　吴　昆　吕嘉荣　邱晦奇

马伯援　姜飞龙　张光黄　张　轸　陈镇藩

田　桐　匡　一

湖南　陈天华　曾继梧　余范傅　郭先本　黄　兴

……

以上一共是一百九十九人，分属于十五省，云南、贵州两省（缺P115）

……

评议部——评议长：汪兆铭。评议员：田桐、曹亚伯、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董修武、范树焕、张树坍、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大符、吴崐、胡瑛、康宝忠、吴鼎昌、于德坤、王琦。

这是冯自由所记下的名单。宋教仁在《我之历史》中说，司法部的职员有八个人，评议部的职员有二十人。所缺的五个名字，现今我们已经无法查考。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里，说马君武因为在京都（西京）工科大学读书，不能常来东京，向孙中山表示不能就书记部干事之职，孙就改派了田桐担任，也加派了胡衍鸿、但焘、李肇甫。因此之故，书记部的职员共有四人。会计部的刘维焘，也因事未能就职，孙中山改派谢延誉。其后谢延誉离开东京，他的职务便由何天炯继任。

在邹鲁所列的评议员名单表，另有陈剑虹、吴永珊（玉章）、陈家鼎、秋瑾、孙毓筠、覃振（字理鸣）、王喜德、程克、黄复生（树中）。这几位，可能是后来添上的。

庶务的地位很重要，是总理外出之时的代理人。黄兴后来回国，他的职务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先后继任。

在成立大会所产生的职员名单之中，颇有几位在当时尚未宣誓加盟。可见当时的革命同志，并未拘拘于此。当然，这几位不久也都补行了手续。（在名册之上，却有不少被漏载了。）

每一省的同志，于成立大会以后，分别集会推定了本省的“主盟人”。例如，张继被推为直隶省的主盟人，秋瑾被推为浙江省的主盟人。秋瑾在名册上的姓名，是“秋竞雄”。　

　




　


《细说民国创立》三○、《民报》
（缺P117）

间而成为政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善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民报》共发行二十六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号原应在阴历十一月出版，却由于日本文务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法，引起他们八千多人的总罢课，陈天华烈士的投海自杀，以及回国派与不回国派的争论而迟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号也不曾能够在二月间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个月之中问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却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竞与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构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问。笔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阳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阴历。（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阳历，便是阴历的七月十六日。）

《民报》的编辑人，第一号至第五号为张继，第六号至第十八号为章炳麟，第十九号为张继，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与第二十四号又为章炳麟，末了两号为汪兆铭（精卫）。

《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是外号。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与胡衍鸿。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笔名“汉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后他索性改名为“汉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台“衍鸿”的“鸿”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执信，所用的笔名是“蛰伸”、“县解”。县解的县字，也就是“悬”字，在古文中通用。县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悬”。后来，他把大符的原名废了，改以字行，同志们称他为朱执信。汪兆铭，原字季新，所用的笔名是“精卫”、“守约”。有时候，他也用“民意”；这两个字，却不是他一人所专用的笔名，有时候胡衍鸿的文章也用“民意”作为笔名。

陈天华写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笔名是“思黄”、“过庭”。宋教仁所写的，至少有两篇，所用的笔名是“强力齐”。冯自由与马君武，均干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们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所用的笔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钱》，所用的笔名是“三叶”。此外，田桐、黄侃（季刚）、汪东、陈去病、苏元瑛（子榖、号曼殊）、叶夏声、吕复、汤增璧、易本羲、刘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刘光汉（申叔），都有文章在《民报》上发表。至于，姓名难考的，如“扑满”、“汉血”、“愁予”等等，所写的文章合起来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鸿”可能是胡衍鸿，“石顽”可能是汪兆铭，“病己”可能是陈去病，皆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除了第一号之中，孙中山所写的发刊辞以外，最具体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号之中汉民所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六大主义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前三项，可说是三民主义的简单说明；后三项，可说是同盟会的对外政策。

保皇党抓住了“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上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间两三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留日学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启发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严的地方，读不到《民报》的人，每每从《新民丛报》的文章之中读到《民报》的雪泥鸿爪，而生出对《民报》的同情，对革命主张的拥护。

同盟会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纪念会，请孙中山演讲，这是孙中山在日本作公开演讲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乙巳年同盟会筹备大会以后，成立大会以前，1905年8月13日，讲题是《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地点是东京富士见楼，对象是一千三百多留日学生。

第二次，孙中山的讲题是《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地点是东京神田锦辉馆，对象是出席《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六七千位听众。庆祝大会的主席是黄廑午（兴）。开会以后，先由章炳麟宣读祝辞，随即由孙中山演讲，讲了两个钟头左右，讲辞充满了精辟的语句。例如：“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如果革命家（为了皇帝地位）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一说到民生主义，……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欧美为甚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干，当归国家。……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孙中山在这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五权宪法。正如《民报》发刊辞是三民主义的最早文献，这《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演讲辞便是五权宪法的最早文献。孙中山主张，在袭自英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以外，增设“考选权”与“纠察权”。

孙中山的这一次演讲的记录，其后登载在《民报》第十号，于1906年12月20日出版。出版之时，民报社发行了一项增刊，题为“天讨”。“天讨”的内容丰富得很，有漫画，有插图，又有十四篇大文章：中华民国军政府讨满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云南五省的讨满洲檄，四川革命书，江苏革命书，直隶宣告革命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军政府谕保皇会文，“豕常之裔”的“普告汉人”，“楚元王”的谕立宪党人。最后一篇，是吴樾烈士的遗书。　

　




　


《细说民国创立》三一、吴樾
吴樾为革命而死，是在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1905年9月24日），离开同盟会正式成立的一天仅有一个月又六天。

吴樾是安徽桐城人，安徽公学的学生，光复会会员。光复会正如华兴会一样，由癸卯年的军国民教育会演变而成，原名“暗杀团”，主持人是浙江秀水籍的留日学生龚宝铨（国元），机关设在上海爱国女学。蔡元培加入以后，暗杀团改名为“光复会”，亦名“复古会”，蔡被推为会长。其后陆续加入的，有章炳麟、徐锡麟、陶成章、李燮和等等。秋瑾是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以后，回到绍兴，又加入了光复会。

同盟会筹备之时，华兴会的主要领袖都决定加入了同盟会，而一般会员之加入与否各听自由。不过，自从同盟会正式成立以后，华兴会便不再有独立于同盟会之外的团体行动。

光复会的情形，在这一方面与华兴会颇不相同。同盟会在日本举行成立大会之时，似乎并没有光复会的主要领袖参加。蔡元培之宣誓加入同盟会，在1905年10月27日；章炳麟之加盟，是在出狱、到了日本以后，日期是1906年7月7日。龚宝铨与陶成章之加盟更后，在1907年1月4日。

吴樾不曾来得及加入同盟会。同盟会在周年纪念的特刊《天讨》之中，将他的“遗书”全部发表，等于是追认他为盟友。

他的遗书，包括《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革命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与同志某君书》，一共十三篇文章，篇篇精彩，有血有泪。

在《暗杀时代》的“自序”之中，他自述八岁丧母，父亲弃官为商，家境贫寒，本人从十三岁到二十岁年年考秀才，都考不上，二十三岁入京游历；二十四岁考进学堂（安徽公学），想获得一个“出身”，当教习；在二十五岁的时候，读到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三遍，但一时并未接受革命的洗礼；不久，读到了粱启超主编的《清议报》，“阅未终篇，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阅得《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

吴樾主张暗杀。他说：“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他认为：在满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慈禧太后与军机大臣铁良。铁良于乙巳年（1905年）七月受任为署理兵部尚书兼户部侍郎，“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在慈禧太后与铁良两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