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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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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谌死磐校⊿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 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了五十七次，研究各国的革命史与各国现状。他深切地感觉到。西欧各国虽则已经有过相当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中国不该仅仅有一次政治性的革命，应该一劳永逸，除了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权发达以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创造出三民主义。
丁酉年六月初三（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英国，乘船去加拿大，于九天以后到达蒙特利尔（Montreal）。次月初五，他离开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城乘船去日本，于三十几天以后到达横滨。
《细说民国创立》一○、宫崎寅藏（一）
孙中山回到横滨不久，有日本志士宫崎寅藏与平山周二人，因日本政治家犬养毅的嘱托，来拜访他。
宫崎寅藏是熊本地方的人。兄弟四人，大哥宫崎八郎是日本维新运动的人物之一，死于西乡隆盛之难。三哥官崎民藏，有意于深入中国，物色英雄，共同努力于亚洲之复兴，不幸病故。二哥宫崎弥藏与宫崎寅藏自己，其后毕生追随孙中山尽瘁于中国革命。
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在未曾拜见孙中山以前，已经对孙中山十分景仰。宫崎寅藏见过陈少白，也到过澳门见了孙中山在广州读书时的中文老师、其后参加了兴中会的区凤墀，而且也读过孙中山的《伦敦被难记》。平山周呢，虽不曾见过陈少白，却到过上海，在上海买到了一本《伦敦被难记》，也偕同宫崎寅藏，到澳门见了区凤墀。
他们两人向孙中山代达犬养毅的欢迎之意，希望孙去东京一趟，商谈中国革命以及亚洲的一般问题。孙中山于是便和他们同赴东京，与犬养毅订交。（此后，犬养毅一直到死，成了“中国之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因反对日本侵华而为“少壮派”军阀所杀害。）
犬养毅介绍孙中山见了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石正己、尾崎行雄，以及在野的领袖头山满与热心于帮助中国的山田良政、山田纯、萱野良知、平冈浩、犬冢信、久原房之助等人。
在这些人物之中，山田良政与山田纯是同胞兄弟。山田良政于庚子惠州之役牺牲。
萱野良知与居正先生最为莫逆。替居先生抚养了长女至于成年。
对中国革命最为热心，奔走最力的莫如宫崎寅藏。他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用“白浪滔天”四字的笔名，写了一部《三十三年之梦》。这一部书，被节译为中文，题为《大革命家孙逸仙》。《大革命家孙逸仙》于是立即成为极有力的宣传品，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发生了很大的作用。
宫崎寅藏于戊戌年（1898年）的春天。到筑前地方创办了一家报社；夏天，奉孙中山之命，到香港与广州，会晤兴中会会友，筹划起义；秋天，护送康有为由香港到日本；冬天，奉孙中山之命，托日本众议院议员中村弥六买了大量军火，交付三井公司轮船布引丸，定于次年正月运往菲律宾，帮助菲律宾的独立党人，以便将来菲律宾于独立成功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支援。
布引丸轮船在航至上海海面之时，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而沉没（可能是触礁）。这是对于菲华两国的志士的一大打击。
《细说民国创立》一一、康粱（一）
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
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协调之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皇帝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帝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并且罢斥了不替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于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所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粱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己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眉（孙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粱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于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曾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五万银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却不能如期寄来必需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六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华后，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国会”于上海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六十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十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粱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务学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侯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的账簿上，可怜他仅存现洋一万五千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于8月9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干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遭“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侯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侯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于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
《细说民国创立》一二、宫崎寅藏（二）
自立军起事以前，宫崎寅藏在五月下旬随同孙中山到达香港，奉孙之命进广州与刘学询会面，探询李鸿章对脱离清廷有无决心；又奉孙之命带三万元港币到新加坡，劝康有为与孙中山合作；不料到了新加坡，便被康有为指为刺客，通知当地英政府，逮捕下狱。
宫崎寅藏与同行的一位志士吞宇（化名，真姓名待考）被关了几天，提出受审。法官问他，“你是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家的子弟？”他说：“不是。”法官说：“怎么你身边有三万元（港币）之多？”他说：“本人虽穷，朋友不穷。这三万元是朋友送给我的。”法官说：“你答应给朋友什么利益，才换得了这么多银子？”他说：“利益的交换，是商人的行为。我们志士之间，不讲利益，只讲义气。”法官说：“怎么你的行李也有刀剑？”他说：“这叫做大和魂。”
孙中山在西贡接到宫崎寅藏被捕的消息，特地来新加坡营救，亲自走告英国驻在新加坡的海峡殖民地总督，说宫崎寅藏所携带的三万元是孙中山自己所有，委托富崎寅藏携带的。总督因此而恍然大悟，晓得了宫崎寅藏是热心于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决非李鸿章所派来的刺客。
于是，法官又把宫崎寅藏提出来审问。法官说：“那三万元是你自己的么？”宫崎寅藏说：“既然朋友送了给我，当然是我自己的了。”法官笑着说：“有一位孙逸仙，却说这三万元是他的呢！”宫崎寅藏这才知道，孙中山已经向法院如此自陈。法官继续说：“议政官一致认为你和吞宇是企图暗杀中国改革家，怎么办？”宫崎寅藏表示不服，吞宇也大声抗辩。法官说：“你们的这个罪名，要将来才能判定。现在只判你们妨害治安，驱逐出境五年。”
两人出狱以后，随同孙中山再去香港。这一次所乘的，是日本船佐渡丸。不料到了香港以后，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均不能登陆。原因是，新加坡当局已经打了电报来，告诉香港当局说，孙中山等三人带了三万元在身边，意图革命。（事实上，1895年香港政府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业已期满，而且新加坡的法院判决也不该适用于香港。）
孙中山原来的计划，是要在香港登岸，设法进入大陆，到惠州三洲田，亲自率领郑士良所聚集的武装同志起事。受了香港当局的如此阻碍，他只得于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在佐渡丸船上召集了一次会议，议决武装同志由郑士良统率，孙中山自己去台湾。找自称同情中国革命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接济军火。
在未去台湾以前，孙中山先和宫崎寅藏、吞宇同回日本。
回到日本以后，孙中山住在横滨，宫崎寅藏与吞宇住在东京芝浦，分头筹划一切。自立军起事之前不久，孙中山经由上海，去了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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