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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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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
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
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这一篇通函所说，爱国学社的学生确是“志趣不羁”。他们在学社里面，充分享受谈政治的自由，和他们所自己请来的教习，天天“高谈革命”。教习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吴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之间，很拥护变法及君主立宪的主张。他的报，被社会认作保皇党的喉舌。到了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年，他看到清廷对俄国之窃占东北，而不敢收回主权，对留日自费学生之请求学习陆军而加以阻挠，对留日学生之组织“拒俄义勇队”而大施压迫，深深地感到康、梁的保皇主张绝对不是一条可走的救国的路。便终于决心和革命分子站在一起。他自动把《苏报》贡献出来，作为中国教育会的“附属权关”。凡是中国教育会的文告，以及爱国学社的种种活动，都免费照登。而且，学社内部的鼓吹革命的讲义与演讲词，也一字不漏地登了出来。章炳麟被他聘为撰稿人。
陈范的女儿陈撷芬，热心爱国，颇有父风。她创了一家《女学报》，提倡女权。
中国教育会除了拥有《苏报》作为“附属机关”，“爱国学杜”作为它所扶植的学校以外，又在江浙各地设了若干“支部”，由这些支部创设了若干学校与学社，例如在常熟有“塔后小学”，在吴江的同里镇有“明华女校”，在上海华泾乡有丽泽小学，在苏州有“吴中公学社”，在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这些学校与学社，也都成了鼓吹革命的中心。江浙一带的思想界主流，于是便由君主立宪而蜕变为反清革命了。
《细说民国创立》一八、《革命军》
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棱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
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刚积滞效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羁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逼，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投入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追，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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