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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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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把会开完了,他又要出去了,这才用短刷子一般的下颊去把那闭着眼睛的孩子碰得哭了几声。孩子妈妈问起名字的事来,他没有时间考虑,随便说道:“要准备打回老家去了!离开湖南快二十年,不光没有死,还能带个孩子回去,真不错,就叫她湘湘吧!”从那时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华中一个大城市定居,孩子是怎样长到能爬凳子的,他心中无数,好像只过了一夜就什么都变了,孩子也就能爬凳子了。尽管这是惟一的孩子,但父亲曾经关心过她多少?自小以来就烦着她,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出去!出去!”

现在,她是怎么混到大学毕业的,爸爸也不知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一眨眼她就走路了,一眨眼她就背书包了,一眨眼她就比妈妈还高了,再一眨眼,也许她已经飞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彭司令员目前正处在最后一次眨眼的时候,又是那么不平常的时候,却要做出这样的事来,用钉锤去捶她的心。何苦呢?他后悔了,他在内心很想把秘书叫住,叫他不要去砸了。但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就同一颗炮弹射出了炮膛,再想收回是做不到的。必须让它去爆炸,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爆炸,尽管那里摆着将军最心爱的一盆花。从他在红军当连长时开始,就因为这个性格使他获得了许多次看来毫无希望的胜利。这个性格随着他职务的上升而稳定下来。已是老年的人了,怎么能改变他从一生经验中凝成的个性呢!他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对待任何一件小事都联系到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役。湘湘如果是懂事的孩子,应该原谅她的爸爸。

孩子的妈妈推门进来了。

“早点休息吧,天天这样……”

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看他的妻子,半卧在藤睡椅上,望着那墙上的电灯开关。右侧茶几上有一只景泰蓝烟缸,烟缸里躺着七八根只烧了三分之一的中华牌香烟,还有一根点着的带着半寸烟灰在冒烟。许淑宜见房里空气不好,艰难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把窗户打开一半。

“钢琴已经锁了,钥匙我拿着,再不会吵你了。”许淑宜把钢琴钥匙亮给他看。

他没有做声,只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你每天这样怎么行啊!”许淑宜坐下说,“唉!我的腿又不争气,陪你出去走走都不行,你自己去散散步吧!”

“不,”彭其摇摇头说,“不要叫别人看见我这副脸。司令的情绪会影响部队。”

“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怎么办?等着他们来吃掉我。”

“唉!”许淑宜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你呀,你就是那个脾气改不了,见什么不对就要说,不该你关心的你要去关心。这一回,可真是要好好接受教训了!”

“你不要提这个,不要提这个。”彭其有点烦躁,“脾气,我知道,我是吃了它的亏。但是,我不能改,我改不了。参加革命四十年,我都是这个脾气,都过来了,惟独今天就过不去……”

“现在情况不同了,你还照老规矩办事。”

“什么不同了?党还是那个党,军队还是那支军队,人还是那些人。”说着,他沉思起来,喃喃念道,“是啊!有一点不同了,现在没有战争,敌人隔得远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想夺吴法宪的权呢?”

“我……唉!”他深深地叹一声,无尽冤情不知从哪里说起,“你跟我在一起二十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自己去争点什么,抢点什么,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情愿自己吃点亏。二十年苦战沙场,近二十年和平司令,我哪一回把危险让给别人,把好处留给自己?你叫那些跟我一起出生入死打过来的老头子说说看嘛,彭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是敢说一句硬话:行得正。”他闭上眼睛,委屈地摇着头,“可就是叫你坐不稳啊!”又坚毅地抬起头来,“我为什么要提那个意见?我是为空军着想啊!靠搞卫生出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影响全军全国,为害不浅啊!要不要总结一下教训?可不可以拿到会上来谈谈?共产党嘛!唯物主义嘛!存在缺点怎么不能说呢?说了为什么要挨整呢?”

“你们到底是不是想罢吴法宪的官?”

“这……唉!这从何说起哟!”他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吴法宪是……他的官,我们能罢得了吗?”

“那……林副主席为什么说你们是罢官夺权呢?”

“这……我直到今天也跟你一样,不知道那为什么是罢官夺权。但是,我没有权利否定林副主席的话,也不敢猜测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在主观上从来不想反对林副主席。”

“你在北京怎么不找林副主席谈谈?”

“你想得好天真啰!”

“给林副主席写封信去?”

“没有用,没有用,”他连连摆手,“你不懂,不懂啊!”

“那……那怎么办呢?我看你天天这样,会熬出病来呀!”

“唉!我这个病已经上了心,没有办法治啰!就是不算我的账了,我的病也不会好的。我担心我们党,我们军队……唉!一个人想的事大多!”

“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们自己想的也不见得对。”

“是啊!当初我要是不想那么多,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苦恼了。”

“以后接受教训吧!”

“不行!等不得以后哟!光是这一回就过不去啦!”

“不是要你回来主持工作吗?”

“这是政治家的安排,懂吗?政治家的方法曲折多变,不像我这个打仗的,通!炮弹出去,不能拐弯。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叫我带着一个错误尾巴主持工作,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错了,错上加错,不管,也是错上加错。无论我怎么样,都是完蛋。”

“不会像你这么说的吧!我们党在历史上哪有过这样复杂的时候?一个党员,只要对党忠诚,不是有意干坏事,错了,下回改正嘛!怎么会……”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新时期的新政治,不像过去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呀!……你呀……”

许淑宜低下头去,默认自己是不懂的。彭其望着她,坚硬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他想起,她,一个充满热情的女学生,勇敢地离开父母,从遥远的江南,历尽艰险跑到延安去,到那里学着搞政治。那时她居然能说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参加抗日工作,人家都很信任她,把她看成了不起的人物,把她当成做人的老师,把她假定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具体形象。她先后引导十几个妇女跟她走上同样的道路。后来她还当过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书记,领导那些戴眼镜的和秃了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讲政治,给他们谈国际斗争,给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上党课。他们也很信任她,并且尊敬她,有不少青年人是在她签字的党委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政治生活。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干了二十多年政治工作的人,到头来却不懂政治了。她那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是糊里糊涂让脸上爬满了细纹不成?

许淑宜打断他的思路说:

“你知道,你的心烦意乱,影响到全家哩!”

“我知道,没有办法,难为你们了!”

“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你以后要少在孩子身上出气。”彭其内疚地低下头去。

“不能什么时候都像在战场上一样,”许淑宜缓缓地说,“说怎么就怎么,不留余地。刚才要真是把钢琴砸了,我看你现在不难过?湘湘已经大学毕业了,不是小孩子了,以后,你也得把她当成大人看,她也有她的自尊心嘛!”

“不要说了!”

“不,我还是要说说,你不能把我们的女儿也拖进你那个苦恼的深潭里去。”

“要是我过不了关,她肯定是要跟着我们吃苦的。过去不该老是宠着她,受锻炼太少,经不住风浪啊!”

“只有这一个嘛!谁能想到……”

“哎,”彭其突然想起来问,“她是不是在谈恋爱?”

“是哩!”

“就是文工团那个小赵吗?”

“对。”

“小伙子倒是不错,只是……唉!你跟她讲讲吧!叫她现在不要谈,等运动过去了再说。”

“为什么?”

“要服从大局。”

“连这也要服从你呀?”

“有什么办法呢!她是司令员的女儿,一言一语都可以跟我联系起来。文工团正在造反,小赵经常到我们家来,很不合适。那些青年人都是没有吃过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自以为一切都懂,还不知会闹出一些什么乱子来。在这种时候扯些那样的关系合适吗?”

“那也不能叫女儿就因为这个放弃她恋爱的权利呀!”

“不能那样小资产,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

“你有本事,你去跟孩子谈吧!看她能不能听你的?”

“她又会埋怨我这个爸爸粗暴,不体谅她,不关心她。我总是一个罪人,在外面,在家里,到处不讨人喜欢。”他说着,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双手背在后面,久久不动弹。这里虽是南方,春节前的气候仍要以棉袄御寒,夜风是寒冷的,他让那寒冷的夜风把头顶几根稀疏的黑发吹得飘起来。他由空军将领变得像海军将领了,舰队司令员站在指挥舰上瞪望正是这个样子。窗外是阳台,阳台上放着一盆金桔。海风使院里的大树摇晃得相当厉害,而金桔小树不受大的影响。在寒风中没有一棵大树能够结果的,倒是这小金桔树独能果实盈枝。

电话铃响了,将军不减夙日的机敏,急转身走去拿起了话筒:

“什么?斗争陈政委?……胡闹!……怎么不早告诉我?……陈政委睡了吗?……告诉他,我就来。”

他放下电话,对许淑宜说了一声,从衣帽架上取下呢军帽端端正正地戴上,大步出门,走下楼去。邬秘书见司令员有行动,立刻跟上来问:“您到哪里去?”“政委那里。”秘书跑去把小车叫来。司令员说:“你不要去了,你回家吧!”说罢上车走了。政委的秘书徐凯在门口等着,司令员一下车,他走上去行了个军礼。

“怎么不早告诉我?”司令员责备说。

“政委不让我晚上告诉您,后来还是我自作主张。”彭司令员坚实的脚步声在楼板上一响,陈政委马上知道是他来了,立刻开门迎接。

“你这老头,这么晚了,还来做什么?”

“来给你贺喜呀!”

“贺什么喜?”

“恭喜你戴高帽了。”

“嗨嗨嗨嗨!”

“还笑!”彭其往沙发里一坐,“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呀?也讲出了一点道理没有?”

“他们本来是要抓前段当过工作组的人,我赶去做工作,就把我缠住,逼我承认搞了反动路线。这样的事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大事上面讲错一句话,了不得呀!我只好说,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哪里知道,这就把他们惹火了。”

“工作组到底是不是反动路线呢?”

“地方上的工作组,都被当作反动路线在批。我们军队的工作组是总政决定要派的呀!军队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我们怎么能随便乱讲?宁肯戴高帽,也不能犯政治错误呀!”

“他们为什么那样恨工作组?是不是在那里整人太凶?”

“谁知道!前段运动是政治部管的。我给他们打了招呼,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不要轻易给人下结论。”

“就是啊!”彭其深有感触地说,“千万不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整。”

“可是群众运动一来就难讲啦!”

彭其不由得心中一噤,突然问道:“帽子呢?拿来我看看。”政委叫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把高帽拿了出来。

“哦,真是宝贝呀!你怎么不派一个团把它保卫起来?”司令员接过高帽里看外看,念着上面的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他的狗头!……滚他妈的蛋!”念完往地下一丢,“这个革命,水平比我们那时侯高得多啊!‘滚他妈的蛋’!好!好得很!这一骂,人家都怕了。”

“这是在北京学回来的。”政委说。

“我们也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落后啰!”

警卫员端来两杯茶,一杯给司令员,一杯给政委。司令员接过茶杯,揭开盖子在杯口磕了两下,闻了闻,感到香味可以,便盖上盖子,放在茶几上。

“胡老头跑去找我了。”他说。

“胡连生?”

“是啊。”

“又是什么事啊?”

“宣传部要两万块钱搞红海洋,他不肯。”

“这个人哪……!”政委感叹道。

“老毛病一世也改不掉。”司令员也说。

“这样的大事,吝啬那儿个钱干什么?”

“他一提就是,‘浏阳搞共产,锅烟子写标语。’我跟他讲,‘你要跟上潮流!’他怎么讲?‘老子跟了四十年也过来了,没有当叛徒。’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打算怎么搞?”

“他说他晓得一个地方有红土,打算从警卫连派一个班,去拖两汽车回来。”

“你同意他了?”

“我不同意,他就骂起来,‘当了官,忘了本,糟蹋军费你不心疼,我……我……我也造反了!’跳起来喊,喊完就走了。”

“唉!这个人哪,总不接受教训。”

“他要碰鬼的,你看吧!”

“唉!”陈政委想起了往事,“我们那一块子地方,同着出来搞革命的四十七个,死来死去,死得只有两个半了,我只能算半个人。”他扭动肩膀摆了摆那只空袖筒,“好多聪明的,本事大的,都一路倒下去了!就剩你、我、他。他这个冒失鬼,死了五回没有死成,一直活到如今。你能活过来就不错了,还要逞当年的好汉。如今是什么年月?你那浏阳共产的好汉拿到今天来,有什么用!我跟他讲过一万次了,他不听;我跟他摆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不听。他还这么搞,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吓他一家伙,看吓得住一点不?”

“他不怕你吓,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吓得还少了?死也吓过,当分子也吓过,每回都是我们给他解救出来。他晓得反正有人给他解救,他不怕。你解救了他,他还是一样地骂你。最好把他送回浏阳去,给他盖一栋房子。”

“那呀,他又会在那里把人家骂得鸡犬不宁,哪里都能如他的意呢!”

“只怕会把他算进四类分子的圈子去。”

司令员拿起烟来,用打火机点燃,好像背部有些酸痛,向后靠着,贴在沙发上,把头抬了抬,感到舒服些了,又慢慢摆动着,接连地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政委“哦”了一声,想起了新的话题,侧过身来说:“你晓得李康的情况吗?”

“他怎么了?”

“刚才他的孩子来了,从孩子口里听来,他情绪有点反常啊!”

“怎么?”司令员注意起来。

“他抱着孩子问:‘要是你没有爸爸了,你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这是什么意思?”

“自杀?”

政委沉默,这两个字在他心上打下过沉重的永久的伤痛。在战场上炸掉胳膊的事,在医院里开刀的事,肉体上是怎样疼痛的,他早就忘了,不管怎样费力去回忆也讲不清楚了。但“自杀”这个词汇就同无线电对正了波长一样,无论是看到还是听到,就会立刻使隐痛发作,妻子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起来。眼就要昏花,四肢会松弛无力,在旁边无人的情况下,一定会流泪,甚至会影响到连吞安眠药都睡不着觉。他是政委,但不愿意同那试图自杀的人做劝解工作,他不能做那个工作,不知讲些什么话好,而且他担心在别人面前暴露他自己的秘密。司令员冒里冒失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字讲出来,他慌了手脚,不知怎么把话接下去好,便装作有事的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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