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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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看了看对方，似乎有点面熟。他细细一想，哦，记起来了：她是中山医院的护士，在抢救室里曾见过几面。

彭加木笑笑：“你瞧，我不是活得很不错嘛！”

姑娘远去了。

她那句吃惊的问话，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说，在别人的眼里，似乎我应当早就向上帝报到去了。如今，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体力渐渐恢复。我要抓紧时间，我要工作，我要到边疆去！

◆请求“放虎归山”

就在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到家里看望的时候，彭加木正式向她提出了请求：“我身体已经好了，让我到新疆去吧！”

王芷涯熟悉彭加木的脾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用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

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王芷涯把起初的情况告诉彭加木，以便说服他安心在上海休养。

直到这时，彭加木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患的是“纵膈障恶性肿瘤”。尽管他早就猜到自己患了癌症，可是那只是猜测而已，况且也不知道确切的病症名字。

王芷涯还拿出了中山医院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公函，说明“不得离开上海”这不仅是党组织的意见，而且也是医生们会诊后的结论。

本来，王芷涯以为，这下子彭加木会打消去边疆的念头，会说：“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

谁知彭加木真的是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说：“我情况过去我也知道一点，对我去新疆不会有什么影响。”

听了彭加木的话，王芷涯深为感动。她想，有的人没病装病，有的人小病大养，有的人想方设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说彭加木如果不到边疆去就不会得癌症！而彭加木呢，医院明确认为他“不得离开上海”，他却再三请求要到边疆工作！这两种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别！彭加木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不罢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儿早就飞到边疆。他接二连三地向组织上请求“放虎归山”。

请读一读彭加木当时所写的报告。原文照录，一字未易。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多么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给组织写了这样的报告：

近期间总是想着如何能早日到乌鲁木齐去，因为现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疗已暂告结束，体力上已可担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各方面已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去，而一时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么那些准备工作就要落空，整个工作也将受到影响。此外，也会影响到动员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问题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到乌鲁木齐工作？我的看法是，在乌鲁木齐工作与在北京、上海工作，对体力上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到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即使发病，可以先行在乌鲁木齐治疗，必要时可以回上海治疗，这样做对病情无大影响。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边疆的道路上摔过一跤（作者注：彭加木把患癌症称为“摔跤”），可是爬起来了，拍拍灰尘，又要继续前进。只是应当吸取教训，眼睛更敏锐些，脚步更小心些，争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经向综考会简焯坡（作者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的一位负责人）提出，希望在取得医生同意后，在九月中旬后回北京，并尽可能早日到乌鲁木齐……

也就在这一天，彭加木又同时给简焯坡写了一封信，请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来和疾病作斗争，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胜利。8日拍摄了胸部正面及侧面的X光照片，结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没有疑问是急切等着人去做。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了一场病而加深人们的误解。这种情况事实上已开始产生了。

医生们曾经认为我的病情十分险恶，这是我知道的，最近王芷涯同志曾经代表组织告诉我真实的情况。其实，在医院时从各方面的观察，我也已知道一些，只是没有那么系统罢了。不过，我是十分乐观的，无论任何严重的疾病或是各式各样的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我相信必定能获得胜利。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能做五分就做五分，活一天就要干一天。我还准备留出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力量来应付疾病，我有把握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是客观上的需要。关于这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一）病与地区无关，发病的可能性到处一样。与其消极地在上海等待，不如141作积极的打算，如加以适当注意，在外也不一定会发病。

（二）在上海对工作的作用不是很大，对人对己的影响均不好，一个人如久受消极因素的侵蚀，容易消沉，而留在上海事实上已增加了动员人去边区参加工作的困难。

（三）我的病所需要的医疗条件，在乌鲁木齐是能够满足的。

……

由于有人过去一阶段患病的经验，我对于如何能适当的控制，已觉得很有把握。

因此，我要求：在取得医生的同意之后，我就立即去乌鲁木齐，如果工作上确实不需要在明春以前去，那么就在这期间内先去昆明，一方面可以把工作交代清楚，另一方面可作为体力上的一个试验阶段。

彭加木在寄这两份报告之后，急切地期待着组织上的批准。他一边治病，一边开始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做实验，以尽快恢复自己的体力。

然而，领导上并没有马上批准彭加木的请求。彭加木焦急万分，一次又一次地向党支部书记王芷涯请战。

1958年2月9日，彭加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再一次提出恳切的请求：

经长时间的调理休养后，现已恢复健康。这是由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严重的病才能迅速痊愈。

现在我抱着像一个士兵等待着“重返前线”的焦急心情，恳切地请求你准许我立即回到边疆去参加进攻科学堡垒的战斗！

彭加木的信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让他安心留在上海养病，医生劝告过他，党支部劝告过他，妻子劝告过他，同事劝告过他。然而，彭加木以“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的豪迈气概，坚持自己的请求。

他一再要求重返边疆，他在给党支部王芷涯的信中写道：

分配我什么工作都可以，人家不8干的给我干。最好是对其他同志来说带有危险性的工作给我来做。或者是短期的，或流动性的，或紧急需要完成的，让我来做。

经过组织上与医生反复磋商，考虑到彭加木的多次请求，在1958年2月底，终于通知彭加木：同意“放虎归山”！

第六章　铺路

◆33岁时写的“遗言”

1958年3月，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奇迹般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彭加木取道北京前往乌鲁木齐。彭加木的“胃口”可真不小，刚到北京，又记挂起昆明的工作来了。3月17日，彭加木在京给云南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蔡希陶教授写了这样的信：

……如有可能则在年底再到昆明。

……我决心只要还有一点力量就要为边疆多做一份事情。

彭加木恨不得来个“分身法”——一半在新疆工作，一半在昆明工作。

乌鲁木齐毕竟遥远，大病初愈毕竟力不从心，彭加木从甘肃天水井长途汽车赴疆时，病倒了。他感冒了，发着高烧，咬着牙坐在颠簸不已的汽车上。他自己鼓励自己：“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还能被小河沟难倒？”

一到乌鲁木齐，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了几天，烧才退了。从此他反而从中得出了“经验”：“病倒了，睡它几天就能恢复。我摸到了规律，不怕它！”

当时，乌鲁木齐寒气袭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又正处于创建时期，条件很差。朋友们让彭加木住到宾馆去，那里有暖气，伙食也好一点。彭加木说什么也不肯，宁愿住在新疆分院一间堆放杂物的平房里。那里连炉子也没有。一只大木箱，算是写字台。此外，一张木板床，一把椅子，便是他们全部家具了。彭加木以艰苦为乐，他说：“如果要享福，就用不着到新疆来了。我到这里，就是准备要吃苦的！”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甘当一颗铺路石子。他在那里整天忙于筹建实验大楼，购置仪器，安装仪器，培养人才；还进行野外考察，科学研究，甚至在化学楼建筑工地上抬土，运砖。当仪器从内地运来时，他和大家一起打开了几百只箱子！……当地的朋友赞誉彭加木为建立新疆分院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亲手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的科学桥梁。他在上海做了许多动员工作，鼓励上海的科学家们调到新疆来工作，或者来新疆作短期的讲学、考察。

彭加木在这次出发之前，便找了他的老同事陈善明谈心，向他介绍新疆的风貌，跷起大拇指说新疆“亚克西”（维语，“好”的意思）。

在1959年，彭加木还动员了上海的老科学家王应睐、殷宏章、苏元复、曹天钦、周光宇、焦瑞身等六位先生到新疆讲学、考察。

后来，经彭加木亲自动员来新疆工作的上海科学家，就有生理学家胡学初和徐科，化学家柳大纲（研究盐湖）和生物化学家戚正武……

另外，通过彭加木架设的这座桥梁，新疆的许多年轻科学工作者不断到内地实习、培训，迅速提高了自己的业务水平。新疆的朋友们称赞彭加木是架设新疆与内地之间科学桥梁的“工程师”。彭加木，是一个出色的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者！

为了发展新疆的科学事业，彭加木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在1958年7月19日写给党支部书记王芷涯的信中，写下了献身边疆的誓言：

……我极盼陈善明能到新疆来。因为除了我一人力量不足外，我的身体情况

是不够有十分把握的。虽然我在离沪时已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把工作搞起来，并准备让我的骨头使新疆的土壤多添一点有机质（关于这一点请不必告知夏叔芳）。但是，假如在我体力不能支持的时候，没有人管这儿的工作，就将会引起重大的损失。陈善明来到以后，我就可以放心了……

信中的这些类似于“临终遗言”的话，彭加木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写下来的。因为在当时，尽管别人每天看到他忙碌于工作，而在深夜里他深深受到病痛的折磨。他已经预感着不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写这些话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他抓紧分分秒秒，秒秒分分。他没有节日，没有假日，不看电影，也不看戏。他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时间紧迫感。他说：

“既然生命的期限已如此短促，那时间对我来说就更宝贵了，我一分一秒也不能浪费呵！我自己早知道可能活不长了，正因为这样，更应当乘我能做些事的时候，尽最大努力替党做些工作，特别是艰难困苦的工作。”

彭加木爱诗。此时此刻，他最爱读的，是着名诗人臧克家在1949年为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所写的诗——《有的人》。他，不知多少遍吟诵过这首诗：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

“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

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到的地方

到处有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举得很高，很高。

彭加木每一次吟诵这首诗，都仿佛增添了力量，把有限的时间抓得更紧更紧。

陈善明在彭加木的精神影响之下，也愿做一颗铺路石子，为发展边疆的科学贡献力量。陈善明调到了新疆，担任了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陈善明的到来，使彭加木在新疆有了得力的支柱。

◆马不停蹄

1958年底，彭加木把新疆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回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马路上，彭加木又有两次被人细细端详，人们发出了“你没有死”、“你还活着”的惊呼！

回到家里，小女儿跑去开门，头一句话便使彭加木吃了一惊。她问道：“叔叔，你找谁？”

回来了，回来了，彭加木奇迹般去边疆，又奇迹般凯旋了。

彭加木置了一架幻灯机，到处放幻灯。那些幻灯片都是他自己拍的新疆照片，解说词也是他自己编的。他到处宣传新疆“牙克西”，常说：“一个新疆就有十六个浙江省那么大，这真是一个大有可为的天地呵！”他在家里放幻灯，在研究所里放幻灯，就连走访亲友，也在他们的家里放起幻灯来。他的幻灯机很轻便，放在手提包里一拎放行了。放映时，把墙壁当银幕，随地可以放映。人们又开始叫起他的绰号——“乌鲁木齐”了。

彭加木来到曹凤岗家里。这一次，倒过来了，不是曹医生给彭加木治病，恰恰相反，却是彭加木帮助曹医生总结经验。彭加木带来许多他服用过的中药药方，给她讲述哪几种药方比较有效，建议对别的病人也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

彭加木在上海只工作了一个来月，连曹医生要他到中山医院复诊，他都来不及去，又“马不停蹄”地奔赴边疆了。

他没有失约，在1959年初来到了昆明，来到了蔡希陶教授那里。云南的生物化学实验室也正在建设之中，许多青年缺乏经验，正需要他的帮助。

彭加木在昆明工作了三个月之后，第三次来到新疆。他参加了北疆阿勒太地区以及玛纳斯河流域的野外考察。他还协助新疆分院筹划开展伊犁河流域综合考察和新疆盐湖考察工作。

当时，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正准备在北京建立中心化验室，由于彭加木是学农化的，身体又不好，想把彭加木留在北京，主持中心化验室工作。为此，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负责人简焯坡写信征求彭加木的意见。彭加木在1959年4月，郑重其事地复信简焯坡，再一次申述了愿在边疆长期战斗的心愿：

关于我以后的工作问题，我个人的意见，首先是坚决服从组织调配，派往哪里就去哪里，交下什么就做什么。关于工作地点问题，有一点提出请领导上考虑的，就是希望能在边区工作。最好不要留在北京或至少不要长期留在北京。漆主任（作者注：即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漆克昌）提到综考会要建立中心化验室，这事情我觉得也可以做，只是用不着花太多的时间，有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把化验室建立起来开展工作了，长期继续主持化验室的工作，可以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