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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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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一张大红纸贴出来了，上面除了写着“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夺取政权”之类的话之外，还宣告：彭加木担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革命委员会筹备会召集人。
彭加木尽管当上了头头，“牛脾气”依旧，还是那样心直口快，经常“走火”。
他走马上任才几天，在1967年12月25日中午，便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在一个研究所有一批“造反战士”正在那里抢档案。
彭加木搁下电话耳机，就心急火燎地出门了。
有人在旁边听说这一情况，知道彭加木一去，准会发火，便拦阻他：“他们现在正在‘火’头上，你到那里，一定会被‘弹’回来！”
彭加木不理这个茬。他风风火火地跑到现场，硬是制止了这场抢档案的风波。
有人不服，跟彭加木争吵。彭加木疾恶如仇，大声斥责他们抢国家机密，是“暴徒”！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他们群起而攻之，把彭加木围在核心。
彭加木也激动万分，颈部的青筋怒张，像一根根筷子似的。
经过一场激烈的舌战，经过许多人从中调停，才算暂且画上了“休止符”。
彭加木回到家里，气得整夜未合一眼！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一天，墙上写满斗大的字：“老朽滚蛋！”有的图省事，干脆写成“老朽滚○！”
于是，一场游斗“老朽”的闹剧开始了。
彭加木一听，又火了。彭加木一向很尊重老科学家，特别是敬重那些所谓的“老朽”，在彭加木的心里，“老朽”就是“国宝”。
他跑到现场，硬是使游斗半途而散，以致他被一些人骂为“老朽们的孝子贤孙”！令人感动的是，即使在那样的多事之秋，科学事业横遭摧残的年月，彭加木依旧经常出入实验室，坚持他的研究工作。
彭加木办事，总是一板一眼，非常认真。在那年头，开会念语录，发言背语录，写大字报引语录，彭加木的口袋里也成天装着一本《毛主席语录》。他对毛主席是挚爱的，竟把整本《毛主席语录》认认真真地背了下来。有人不相信，对他进行了“考试”。“考试”的方法颇为奇特：“考官”说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则立即背出那一段全文；“考官”念一段，问彭加木是第几页第几段，彭加木也马上背出。“考官”手持语录，随手翻到哪一页，便考这一段。如此考了十几次，彭加木居然对答如流，未出半点差错，使满座皆惊！有人赞扬他有一颗“忠”心，有人笑他“书呆子气”，有人说他“形式主义”……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例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彭加木那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精神面貌，反映了他的鲜明的性格——纯朴而又带有几分天真，认真而又带有几分执拗。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电影演员赵丹曾画了一幅画赠给白杨，画上无诗，正巧相声演员侯宝林在旁，灵机一动，便题诗一首，其中有这么两句：
莫道常为座上客，
有时也作阶下囚。
这两句诗，本是侯宝林描写赵丹、白杨在“史无前例”中的遭遇的。然而，如果移花接木，用于彭加木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彭加木当了一年“头头”，已被内定为党的“九大”代表，忽然一阵狂风平地而起，他又从“座上客”一下子变为“阶下囚”！其实，这样的事并不足奇：“四人帮”今天根据“三结合”的需要拉你点缀一下门面，明天又可以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把你抛出。倘若不是这般变化多端，玩人命于股掌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怎堪称“史无前例”呢？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968年11月30日下午。那天正值星期六。
在那种年月，每逢星期六下午，“逍遥派”们早就回家，“提前”过星期日了。然而，在那天，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人们接到来自上面的通知，今天下午有重要会议，谁都不许回家！开会的时候，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因为凡是“重要会议”，“革命”派们积极参加，“牛神蛇神”们被押着参加，“逍遥派”们不敢不参加，这三类人都参加了，出席率也就近乎百分之百了。
那天的会议，果真重要。会议的开场锣鼓早就开始了——全体到会者在那里一段又一段地齐声念“阶级斗争”语录，可是台上还不见动静。按照那时开会的规律，这意味着台上准会有“大人物”出现。
经过“千呼万唤”，不错，姗姗来迟的一位“大人物”，穿着不戴领章的军装——那时最时髦的革命服，出现在主席台上。此人姓戴，名立清，在那鱼龙混杂的风暴之中，扯起“造反”旗号，成为王洪文的把兄弟，受到“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重用，从“阶下囚”一跃而为“座上客”，成为掌管上海科技系统大权的第一把手。
在欢迎的掌声平息之后，沉默了一下，戴立清清了清喉咙，念了语录“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台下的听众们一听，便知道今天的大会上肯定要“抓”人了。
究竟“抓”谁呢？戴立清并不马上“抓”人，却先讲了一通关于科学院系统的“敌情”的严重性，说这里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戴立清拍案惊呼：“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此时，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着呼吸，知道他的下一步棋，便是“一抓就灵”了。
果然，接下去便宣布了一个惊人消息：“把老反革命、老特务分子彭加木揪出来！”全场顿时骚动起来。人们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堂堂的革筹会召集人，怎么转眼之间成了“反革命”、“特务”，何况在“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之前还加上一个“老”字？彭加木被“揪”上台了。连他自己都仿佛在梦中似的，闹不清楚怎么会跟“老反革命”、“老特务”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要知道，在上午，他还正以革筹会召集人的身份，在那里主持会议呢！就从这一天起。不，就从这天下午起，彭加木被“隔离审查”了。据那位戴立清透露：隔离审查的决定，“来头可大呢！是‘首长’（作者注：戴立清所谓‘首长’，便是指‘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亲自批的。”
这件事，最鲜明地体现了颠倒两字：彭加木从先进标兵变为“阶下囚”，而那位刑满释放分子戴立清则从“阶下囚”变为“座上客”。
◆“老特务”的由来
彭加木怎么会成为“老反革命”、“老特务”的呢？原来，在1968年秋天，“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开始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的各研究所清理阶级队伍，炮制了一起大冤案，叫做“‘两线一会’特务集团”。
什么是“两线一会”呢？那就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央研究作为一条线，把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上海自然科学研究作为一条线，同国民党溃退前夕组织的“中央研究院”接应安全小组委员会连在一起，称为“两线一会”。
其中“中央研究院”一线，是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朱家骅接替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按照“四人帮”的爪牙们的逻辑，既然院长是大特务，那凡是那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的人，都是特务！
这一冤案涉及面极广。在上海的十四个科学研究单位内，约有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一千多人受到牵连。正因为这样，怪不得戴立清在大会上声称：“据我所知，科学院里的特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
彭加木是在1948年秋天，才来到“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担任“技佐”工作，当时只有23岁。过了半年多，上海便解放了。照理，这样的青年，怎么会是“老特务”呢？说来颇为有趣，那“两线一会专案组”竟认为，越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进入“中央研究院”的，越是年轻的，越是“危险人物”，因为那是反动派安插的“潜伏特务”，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潜伏”，伺机而动。
更为荒谬的是，有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调来工作的，也被算进“特务集团”。因为那些“中央研究院”的“老特务”们会不断扩大组织，会发展“新特务”！这么一来，“特务”帽子满天飞，弄得到处都是“老特务”、“潜伏特务”、“新特务”。
彭加木的爱人夏叔芳没有在“中央研究院”工作过，照理，她没有“特务”之嫌了吧？然而，她却在彭加木之前，便进了“抗大学习班”。所谓“抗大学习班”，就是变相隔离审查的美称。凡是进“抗大学习班”，的“学员”，都必须住在研究所里，不得回家，不得串联，一边“学习”，一边交代。
夏叔芳意想不到，她的大名竟被“专案组”列入了“特务名单”之内，成为一名“女特务”。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伙迫害狂把魔爪伸向夏叔芳，伸向一个无辜的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头上，不过是肆意迫害彭加木的前奏，一个不大不小的“试探气球”，一场必不可少的“演习”。
事实也正是如此，“专案组”早就把彭加木列为“重点”，暗中开展内查外调了。碍于他是分院革筹会的召集人，碍于他曾受到过党与人民的表彰，不便过早惊动他，直到“专案组”掌握大量“材料”，又经“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批准”，这才终于来个突然袭击，一下子“揪”了出来，“老反革命”、“老特务”
彭加木，成为当时震动上海的“爆炸性新闻”！
◆“抄家专家”导演大抄家
“好戏”连台。就在宣布“隔离审查”彭加木的当天晚上，又连夜演了一出“好戏”——大抄家。
这出“好戏”的导演，便是有着“抄家专家”之称的戴立清。
这次抄家，事先曾颇费苦心。“抄家专家”声称，他并不是抄彭加木的家，而是抄夏叔芳的家！因为在当时尽管私自抄家成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住宅不受侵犯的规定遭到任意践踏，但是由于私自抄家已引起公愤，已规定要征得当地公安部门同意才可抄家。“抄家专家”知道，彭加木在群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擅自去抄他的家，可能会遭到居委会和群众的干涉，而借口抄夏叔芳的家，夏叔芳是个普通群众，遇到的麻烦可能会少些。
那天下午，尽管规定“全院大会，不得缺席”，他们却故意不通知夏叔芳，让她坐在那里写交代，毫无思想准备。
直到大会结束了，夏叔芳才被叫去，说是要执行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请夏叔芳“协助”。
夏叔芳呆住了。她，一个审查对象，哪有资格去“协助”执行重大“政治任务”呢？
哦，经过一个头头的解释，夏叔芳明白了。原来，这重大的“政治任务”，便是到她家进行一次“扫四旧”。那年月，在正式的场合，是不提“抄家”二字，而代之以美妙动听的新名词——“扫四旧”，也就是“扫除旧思想，旧风俗，旧道德，旧文化”，多么“革命”的行动啊！
下午五点，浩浩荡荡的“扫四旧”队伍，在“抄家专家”的亲自带领之下，坐满了一辆大型客车，押着夏叔芳，冲着上海肇嘉浜路的科学院宿舍驶来。
夏叔芳已经多日未回家门了，女儿彭荔见了妈妈带着一车“客人”回来，兴高采烈。很快地，女儿看到妈妈那拉长了的脸以及“客人们”凶神般的脸，意识到事情不妙。没多久，女儿听见妈妈在“客人们”的大声呵斥下站在那里，低头念着《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13岁的女儿平生第一次看到妈妈挨斗，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想：爸爸怎么还不回来？爸爸快来救救妈妈吧！接着，“抄家专家”开始训话。他对夏叔芳交代了“政策”：“胁从不问，反戈一击有功！”
“抄家专家”的逻辑颇为颠倒，明明来抄夏叔芳的家，怎么她反而成了“胁从”？她要向谁“反戈一击”呢？在演完以上这些“开场戏”之后，“抄家专家”把“造反战士”们叫拢来，亲自进行“示范表演”。
“抄家专家”把披在身上的军大衣一撂，把袖子一捋，来到烟囱面前。那烟囱本是生炉子取暖用的，已经多年废弃不用了。“抄家专家”敲开砖砌的烟道，伸手进去一摸，摸出一个什么东西。
大家连忙伸长脖子一看，呵，原来是一只布做的小沙袋！
彭荔一看，明白了：这是她小时候玩的小沙袋，自从掉进烟囱之后，没办法拿出来。想不到过了那么多年，却给“抄家专家”找出来了！
此时“抄家专家”的脸相当尴尬。他本想能找出个发报机之类，作个“示范”，谁知找出来的是这么个叫人哭笑不得的东西！
好在“抄家专家”经验丰富，他早就做好了另一手准备。
只见他趁大家不注意，把手伸进口袋，然后，又伸进烟囱，摸呀，摸呀。忽然，他摸到了什么，把手缩了回来。唷，就像变魔术似的，他手中拿着一张撕碎了的照片！是什么照片呢？
经“抄家专家”一拼凑，可看出是彭加木与家人的合影。
“他为什么把照片撕碎？这里有鬼！这是重要的罪证！”经这么一“提示”，这么一“上纲”，顿时，“造反战士”都感到“敌情严重”，纷纷效法。
于是，彭加木家中仿佛成了建筑工地，到处响起乒乒乓乓的声音。
有人在挖墙洞，有人在撬地板，有人在翻抽斗，有人在开箱子……
正在这时，在上海中学上学的彭海回来了。他平时住校，每逢星期六晚上才回家。他一看家里乱成这个样子，大吃一惊，他一进门，立即被人拉住，被看管起来了。
抄家者们似乎颇为细心。他们就连彭加木患病时拄的拐杖，也要劈开来看看，检查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联络图”？一架多年不用的破收音机，也被拆开来了，查看一下里面是否暗藏着“发报机”？彭加木为了治好癌症，曾收集了许多治癌中医药方，这些药方同样被“警惕”的目光逐一审查，看看是否隐藏着黑诗、黑话或者联络暗语？
最使抄家者们费神的，要算是彭加木那丰富的藏书。彭加木平素最喜欢买书。他的兴趣非常广泛，家中即有《唐诗》、《宋词》，也有古典小说、史籍还有五线谱、科技书、字典和外文书……
起初，抄家者们一本一本地翻着，看看书里是否夹着什么特务名单之类的东西。后来，不耐烦了，决定干脆全部运走，带回去研究研究！
就这样抄家者们从下午5点一直抄到深夜12点，才在“抄家专家”的带领下，押着夏叔芳，开车扬长而去。
车上，堆满了各种“战利品”，其中最醒目的是成箱成箱的书。他们抄得真彻底呀，在他们走后，彭荔连小学课本都找不到了——也被抄走了。家中剩下的唯一的书便是红宝书。他们名曰抄夏叔芳的家，其实车上装的，尽是彭加木的笔记本、论文底稿、信件、照相册……
此时，夏叔芳还蒙在鼓里。她曾担心过彭加木的命运。她回家后，看到彭加木的牙刷还插在口杯中，他的手巾还挂在那里，被子放在床上，她放心了，以为他大概太平无事。因为如果彭加木也进“抗大学习班”的话，他的日常用品总应拿去吧。
深夜，有位头头指着植物生理研究所门口的大字标语要夏叔芳看，夏叔芳这才一下子惊呆了。那标语上，用写字台那么大的字写着：“打倒老反革命分子彭加木！”
汽车停了下来，这位头头得意地指了指地上。夏叔芳一看，水泥地上用墨汁刷着大字：“打倒老特务彭加木！”
这位头头还指了指高音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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