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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1949-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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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啪！”突然屋后传来一声枪响。老头向身后指了个方向，就闪身躲到院外。贺二虎一马当先就冲了过去。
翻过篱笆，刚转过屋角，柯山就看到马班长和一个人翻滚在一起，那人正是吴刚，他一边挣扎，一边竭尽全力地试图用枪抵向自己的太阳穴，却被马班长死死地扳住手腕。那名战士躺在不远处一动不动，贺二虎举枪寻找机会想用枪托捣击那人，柯山上前一把推开他，对吴刚喊道：“吴刚，我不会让你这么死的！住手！”
吴刚一下子僵在那里，扭头试探着问道：“柯山？”
“对，是我。”
吴刚随即泄了劲，冯永年上前夺下他的枪，马班长麻利地将他捆绑起来，贺二虎一脚又将其踹倒在地，他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对柯山说道：“久仰久仰。”
“彼此彼此。”柯山以胜利者的姿态微微一笑。
柯山、贺二虎、马班长押着吴刚，冯永年背着那名战士，从屋后绕到路上，只见两条火把组成的火龙移动过来，中间是垂头丧气的匪兵。更远处的山上，军号悠扬，彼此呼应，橘黄色的火把点点闪烁，犹如漫山遍野的野菊花。
吴刚沮丧地垂下了头。
柯山久久凝望，在火把的映照下，脸颊有一道水痕在隐隐闪动。
尾声
两年后，柯山领着大女儿，妻子吴玉筠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他们穿过胜利门，向小山坡上走去。在苍松翠柏掩映之中，迎面矗立着高大的“湘西剿匪胜利纪念塔”，塔前是一尊手持冲锋枪凝视远方的解放军战士全身雕像，甬道两侧，矗立着4块镌刻名字的烈士纪念碑。
一年前，47军主力部队顺利完成主要剿匪任务，北上入朝参战。贺二虎、冯永年随部队走了，妻子吴玉筠则逆北上大军铁流来到湘西，贺玉宝依然时隐时现在湘西的群山之中，直到1959年残匪被彻底剿清。
柯山带着妻儿来到烈士纪念碑前，凝视着那一个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张福成、刘天明、姜忠义、华相有、杨宝钧……
还有郑宝山、程大康、夏天阳、苏隽雅、麻三、山本……
还有石金生。
小石的尸体没有被找到，柯山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小石，放心吧，我的妻儿已经从北京来了，我会永远在你身边！”
熟睡在妻子怀中的小女儿的脸上，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
后记
1
历经1年多的时间，这部以前辈倪进的遗稿——创作于1956年的《野菊》为蓝本的长篇小说终于脱稿。在敲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并没有如释重负后的轻松或者喜悦，因为在结局部分，前辈倪进给我留下了一个难题。因此，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写出这篇后记，将“解题”的心理及操作历程记述下来，以飨读者朋友，作为参考下的评判。
《野菊》共5万余字，系一部中篇小说底稿，其主体是描述保卫部柯干事与苗族战士小石的一次剿匪历程。《湘西1949》提取了其中的两万余字精华部分，并依据其脉络，加之考察实地、查阅资料、采访当事人等工作，进行了再创作，使之成为25万余字的长篇小说。不过，两个主要人物——柯干事与小石是贯穿始终的。
小石是苗族战士，故事又发生在以“苗民”着称的湘西，因此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其命运结局必然会影响本书的最终基调。对此，前辈倪进也曾有过彷徨，这从其《给yien的一封信》及遗稿的最终结局便可体会。也可以说，在《野菊》中，前辈倪进先后给出了两个彼此具有顺延性，却又具有不同感情色彩的结局。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次跨越半个世纪、超越时空的联手写作，因此我无从向前辈倪进予以直接讨教，只能通过对书稿、信件、笔记、相关人员回忆及时代大背景的考量，而进行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以尽量还原其创作本意。现将《野菊》结尾部分原文呈现给读者朋友，这不仅仅是创作思路的探讨，亦是对前辈倪进的尊重，更是通过这些文字对那个年代进行一次历史性回眸。
另外，《野菊》是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文中的“我”即“柯干事”。对此，倪进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表露出这样的苦恼：我采用第一人称方式来展开整篇故事，对我这样一个初学写作的来说是非常吃亏的，因为除了书中“我”可以直截了当地描述出“我”的思想活动，而对其他的主人公，比如小石就无法去直接描述他的心理状态了。……在第一人称的方式中，我又插上了一章小石的身世，本来也应该采用统一的讲述方式，但是我突然改换成第三人称的形式，好像一碗水里有加了点油，全篇不是浑然一体了。我明知这样写下去后果不会好的，但是我认为总一个劲的“我”难免太烦了，所以就这样写下来了，还不知对与不对。鉴于此，《湘西1949》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将《野菊》中的“我”直接替换成“柯干事”，虽然能够规避倪进遇到的问题，但为了保持风格上的统一，因此依然保留了第一人称的叙事基调。
回到结局问题，《野菊》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永绥县围城乡，故事的主要情节也在此结束，即柯干事等人赴葛藤寨成功捕获蒋特吴刚、杨文华，在返回途中遭到匪徒阻击，小石不幸落崖——
松林的另一面仍是墙一般的山脊，只要把松林的敌人挤下深谷，冲过这段小路，就能突出包围圈，便喊了一声：“两个人一组冲过去，用手榴弹砸！其他人掩护！”
语音未落，小石和前面的一个战士飞也似的冲了过去，眼看就要到松林边，突然一颗手榴弹“轰”地炸在他俩面前，两人向旁倒下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交代一班长叫他看住罪犯，准备去救小石。就在这工夫，小石又晃晃荡荡地爬起来了，投出去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松林里的机枪哑巴了。也就在这同时，在小石的身旁冲上来一个土匪。我正要射击，小石已看到了，他霍地跃起扑上去，两人撕打在一起。这时松林又发出密集的火力。眼看着小石的力量已支持不住，两个人滚到崖边，那土匪一脚将小石蹬开，在他头上击了一枪托，小石翻了个身就滚下崖去了。我心里好像被一把锋利的刀刺了一下，一连两枪把那个土匪打倒，正想冲过去，李区长带着半个组上来了，一把抓住我说：“你糊涂拉！冲动什么，忘了吗？最要紧的是后面的罪犯。”还没说完，就向前冲去。
我只好忍着心里的疼痛，去带后面的队伍，同时掩护他们的前进。
…………
回到沅陵没几天，我又接到新的任务，调到南海岸某地工作。以后部队消灭了湘西的土匪，也转移了，从那一直再没来过湘西。去年复员的时候，组织部同志问我愿意到哪去，我竟没犹豫就要求到湘西。组织部同志说：“湘西地方可大啦，现在成立了一个湘西苗族自治州，还有黔阳也是湘西，你愿意到哪一个。”我说：“当然到湘西苗族自治州去。”因为小石的家乡——湘西苗族自治州——需要我。就这样我就到了自治州的首府吉首工作了。
初来时，我已完全不能辨认这就是当年的所里了。那垃圾箱式的木楼，已被新建的办公大厦代替了。正在建筑的汽车站、文化馆、银贸税等大楼的脚手架，像林海一样布满了吉首镇的各个角落。这欣欣向荣、不平凡的景像，正是当年斗争的成果。他描绘出祖国飞速前进的雄姿，他也教育着人们应该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明天。
我也曾派人打听小石的下落，但是几年来人事变动很大。当年区政府的同志都调离了，始终也没有打听到小石的下落。而这枚手榴弹也一直保存到今天。几年来，每到中秋节，每当遇到困难时，我就会想起小石，他一直在鼓励我前进！
事实上，倪进本人并未像书稿中所说“调到南海岸某地工作”，而是一直参加了湘西剿匪的全过程，在文革前才回到北京。书稿中之所以这样描写，应该是为小石的“复活”做铺垫。在《给yien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故事的结尾也是经过改写的，最初写到小石牺牲为止。……最后我又改写小石没有死，在故事的结尾添上了小石的一封信。看来似乎过于离奇，但是我考虑到这样处理，一则富有戏剧性；二则在我们国家，从战争的日子里转到和平建设的年代，这样的巧遇并非罕见。同时，我认为小石这样的人也不会死的，他应该活在人们的心中。因此，小石“复活”了。整个故事也就有了另一个结局。
《野菊》是以“我”给妻儿讲故事为开篇，结尾部分也必然地予以了呼应——
我的故事讲完了。小尧听傻了眼，推着我说：“讲啊，再接着讲啊！小石到底怎么样了？”
“已经讲完了，小石牺牲了，除此之外我又不能给你编一套。”我说。
“不么，不么，小石没有死。”小尧不高兴地推着，喊着。
“别闹！”小庆喊了一声，又问我，“爸爸，那周兴捉到了没有？吴显贵和那两个特务怎么办了？”
“你说呢？”我问。
还没等小庆回答，筠在那边说道：“傻闺女，那还用问，这不是明摆着的事。”
全家都笑起来了。
大门口咳嗽了一声，收发室老孟同志来了。他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北京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一个同志带来的，因为明天起早要走，所以托他转交给我。
信封的下款是中央民族学院。我奇怪起来，中央民族学院也没有熟人呀。连忙打开信封，首先看底下的落款——吴金生（石金生）匆草。
“咦？石金生！”我惊叫起来。也许是看错了，擦擦眼睛，明明是吴金生，后面的括号里写着石金生。小石他还活着！我的心翻滚着猛跳起来，慌忙从头看起，那字写得非常熟练。
敬爱的柯干事：
不，我还是叫你叔叔吧。允许我这样叫吗？
生活真像迷人的童话似的，善良的人总会战胜那骨瘦如柴的吝啬鬼，战胜那吃人的黑暗势力，最后成为胜利者！
叔叔，我没有死。胜利者是死不了的。想起来也真有意思，过去在野菊花开的日子里，咱们经历了多少不幸和危险啊！辛酸、折磨、反抗、斗争一直到苦恼，一切都这样平凡地过来了，一切都带给人们一种自豪的快感。
你还记得吧？因为报仇雪恨，我曾一度苦恼过，想起来还有点羞涩。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你说的“根子不除掉，仇永远也报不清，为了幸福的明天就要斗争下去，不过这斗争不是限制在一个小圈子里”。
那时我还理解不清。今天充满了青春力量的人们和天安门上闪烁的耀眼光芒，告诉了我今天的斗争比昨天还要艰苦。工作、学习、国防哪一样不是斗争呢？哪一样不是为了和平的人们不再遭到不幸呢？也许是我经历了昨天，确实知道这幸福美好的果实来得不易啊！
那天，我知道我跌下了崖壁。树枝和草使我没有粉身碎骨，一阵难耐的痛楚后失去了知觉。以后不知过了多久，我渐渐清醒过来，已是第二天的夜里了。周围漆黑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好像在山洞里但又没有那股阴森气。我想，是在做梦吧！眨了眨眼睛又分明不是在梦中。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脑子不好使，以前的事忘得干干净净，于是集中精力躺在那思索，想了很久，才记起我是被打下崖坎的。心里又急起来，不知战斗到了什么程度，而我现在是在家呢，还是落在敌人手中了？如果真要是落在敌人手里，我绝不屈服，自杀——不！我拼死也要换个本钱，或者趁现在就逃跑。这一切不能使我安静地躺在那儿，我猛然起身，可是手脚不听使用了，而且痛得难忍。
过了一阵，黑洞里透进一星火亮，一个蓬头的人影随着灯光一闪一闪地向我这里移动，心情当时就紧张起来了。我咬着牙，眼睛紧盯着那火亮和人影。慢慢地那灯光离近了，我才看清楚，是一位白发婆婆，端着一盏豆大的油灯蹒跚地进来。你猜是谁？你还记得我讲的那位麻家二伯娘吗？你会记得的，就是她老人家。就是她，在漆黑的深夜里，把我救到她的家——密林深处的一个草棚。
亲人相遇，过去的苦衷都想起来了，我哭了。二伯娘坐在我身旁，给我擦着眼泪。在灯光下，我才看到胳膊、腿都缠满了破布条，浑身没有一块好地方，左肩被子弹打穿了。我请求二伯娘送我回部队。你知道我该有多么想念你啊！我急着要看到所有的同志。我在想：当我死里逃生回到部队后，同志们见到我该有多亲热。
但是事与愿违，在周围布满了土匪，匪徒们白天晚间按家搜查，处处都有匪哨。一个负了重伤手无寸铁的人想要冲出这匪穴，真是比登天还难。二伯娘叫我放宽心，她说：“有伯娘在，就有昌儿在，早晚一定把你送回队伍。”她整天陪我形影不离，一勺一勺喂我米汤，像待亲儿子似的伺候我。
可是，那像小孩嘴一般的伤口是不留情面的——化脓了。有时痛得我晕过去，仿佛回到部队看见了你，看见了所有的同志，人们和我开着玩笑，拥抱着我，问长问短；有时我们又回到了所里，在那里，在桐油灯下，我向你叙述着这次遇险的趣闻；有时我参加了你审讯犯人，那罪犯好像是吴显贵又像龙云楚……不知为什么我喊了出来。二伯娘把我叫醒，说我是在做梦。
二伯娘费尽了苦心，不知在什么地方弄来一点草药，但是，山里的草药没有经过调制是不太管用的。想要用盐水洗洗，可是匪区的盐比金子还贵，穷人家又从哪里得来盐呢！就这样，我咬着牙在又潮又黑的草棚里与死神做斗争。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部队会到达的，土匪会被消灭的，同时我也不能这样死去。
说实在的，我不愿死，家乡还没有建设，祖国还需要我，对未来的大规模建设还没有尽到一臂之力；土匪、恶霸、特务以及一切反革命还没有彻底摧毁；像围城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像二伯娘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愿望实现了，我们的部队来了，匪徒全部被消灭了，同志们把我送到医院。因为伤口化脓生蛆，肺叶又受了重伤，没几天就转到中南野战医院去了。临走时，我在医院曾打听过你的消息，但是得到的回答，除了不知道，就是说你调走了。
以后我的伤渐渐好了，左脚已残废，党又把我送到荣军学校学习。拿惯了枪杆、锄头，冷不丁换上笔杆，处处都觉得别扭。那又细又滑的钢笔放在我手里，就好像比铁锄还要沉。屁股坐得生痛，长满了坐疮，脑袋一天晕晕沉沉的，一闭眼睛，那阿拉伯字，那主题思想就灌满了脑子。为这，在背地里哭了好几场，总觉得没有从前来得痛快。后来，党教育了我，同志们帮助了我，又使我这个想在文化战线临阵脱逃的人冲上去了，就像在那天早晨的战斗一样撕杀起来。
当我们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年，我在荣军学校中学毕业了。也就在这一年，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为了开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了培养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干部，我又带着祖国的命令，迎着向社会主义进军的朝霞，走上了更新的战斗岗位——中央民族学院。在这里，汇集着来自全国各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尽管各自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语言，然而人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为了美好幸福的明天，顽强地与学习的敌人做斗争，攻克科学的堡垒，把祖国建设得更美丽，更富强。
学校行政方面派人去吉首出差，帮助咱们自治州建设农学院。我曾托他们打听你的消息，他们回来告诉我，确有一个柯山同志，但你下乡去了，没有见到你。你知道我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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