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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卷七:秦并天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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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是由牧民变农民,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处于戎狄包围之中的姬周,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化敌为友;另一方面,西戎当中最有头脑的嬴秦,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你有情,我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东迁前后,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只不过,作为被犬戎和骊戎包围,而且与戎狄杂居的游牧民族,他们与姬周的同化不可能那么彻底。周的残余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周、郑、宋、卫、鲁)衰朽,败落,萎缩。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则是华夏化的东夷(齐、越)、南蛮(楚)、西戎(秦)、北狄(燕)。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姬姓国,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然而晋国却是与白狄和赤狄接壤的,在长期的战争中也难免“戎狄化”,甚至在建国之初就已经因地制宜,夷夏不分。10晋,其实也是“混血儿”。
何况即便是高举“尊王攘夷”大旗的晋,到春秋末年也面临崩溃。分裂后的三晋(魏、赵、韩)则最先被秦所灭。夷狄化的华夏,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夷狄。
如此说来,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春秋五大国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兴起非常迅速。从闪亮登场到灭亡吴国,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践死后直到灭亡,越都停滞不前,乏善可陈。他们的崛起和辉煌,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吴一样,都只在顷刻之间,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最后胜出的是秦。秦灭了楚,楚灭了越。楚灭亡越,是在商鞅变法之后没多久。这是一个临界点,也是一个分水岭。此后,楚便开始走下坡路,秦却如奔驰的骏马、飞驶的列车,风驰电掣,一往无前,几乎没有谁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愤而崛起
秦的崛起确实始于变法,而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这一点,秦孝公在他的“求贤令”中说得很清楚。他的说法,叫“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谁能“出奇计强秦”,孝公愿意“与之分土”。11
秦,真被诸侯看不起吗?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秦既是参战国,也是战胜国。然而一个半月后的践土之盟,与会的不但有霸主国晋,有同盟国齐、宋,还有中立国和战败国鲁、蔡、郑、卫、陈,却没有秦。12
没有也不奇怪。事实上,秦君虽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册封为诸侯,诸侯却并不把他们看作诸侯,也不愿意跟他们平起平坐。结果,是秦人没资格参加“中国”的盟会,哪怕这时的秦君是穆公。后来被追认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当时恐怕是被看作暴发户的。老牌的、正宗的华人华族,哪里看得起这样的“半吊子”。13
这当然是一种歧视。
幸运的是,面对歧视,秦人没有垂头丧气,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自甘堕落,他们的选择是奋发图强。
图强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视的原因。
原因也有两个。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说,商鞅变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还是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间屋里。这当然多半是游牧时代住帐篷的习俗,但在“设男女之大防”的华族眼里就不文明。14
第二是政治混乱。从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晋国大夫赵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国四十年间不得安宁。一个国君(怀公)被迫自杀,一个太子(献公)不能继位,还有一个国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杀,并沉尸深渊。结果,是魏武侯趁秦国内乱之机,夺回了被秦穆公抢走的一大块地盘。15
文化落后,当然因为他们原本是蛮族;政治混乱,则因为贵族专政擅权,国君大权旁落。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变法的具体内容,我们在《从春秋到战国》一书中已经说过。简单地说,就是废领主制,行地主制;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废世袭制,行任命制。废领主制,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人民就是国君的。废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土地就是国君的。废世袭制,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权力就是国君的。土地、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当然是集权。
集权以后的国君,手里就有了指挥棒。这根挥洒自如的指挥棒,就叫“军功”。有军功,农民也能封侯;无军功,贵族也没面子。于是秦人个个“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16
杀人机器呀?
正是。秦国的军功是按人头计算的,杀敌一人晋爵一级。只要拎着敌人的脑袋来,就可以邀功请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虎狼之国”,哪里还有对手?17
六国之败,也就理所当然。
显然,没有商鞅的变法,就没有秦国的崛起。问题是郡县制度非自秦始,楚、晋、齐,都比秦早。变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读如亏),楚的吴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胜出的,为什么是秦呢?
也许,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影响,是很奇怪的。大体上说,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烦。越,就吃亏在文化太少;楚、宋、鲁,则吃亏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国,鲁是周公之后,楚则是捡了便宜。春秋时期,周的王子朝叛乱。兵败之后,他携带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前来避难。结果,原本是“蛮夷之邦”的楚,成为华夏文明的第三个重镇。
于是,儒家生于鲁,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会有人来填补。填补秦国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没有地域性的。谁肯出大价钱,他们就为谁出谋,为谁划策,为谁卖命。李悝为魏相,申不害为韩相,吴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适合法家的还是秦。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比较异类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复古主义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东周。法家却是实用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的主张,是面对现实,规划未来。因此,道家讲天道,墨家讲帝道,儒家讲王道,法家讲霸道。
法家讲霸道,秦国要图强,自然一拍即合。
何况秦的民风原本彪悍质朴。直到战国,他们的艺术也不过是敲瓦罐儿再加吼唱。这说明秦人并没有被华夏文明雅化。没有雅化,也就没有软化,正好训练为生产工具和杀人武器。甚至就连秦的人才匮乏也成了优势,因为可以招聘四方,广纳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结果,则是进一步打击了贵族,加强了君权,可谓一箭双雕。
于是法家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其实他们的王牌,无非君权至上;手段,则无非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条款和软硬两手,便不难把秦国变成一家农场和一座军营。举国上下,步调一致,纪律严明,令行禁止,雷厉风行。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便猛兽般地扑向敌人。
这样一种蛮不讲理的横行霸道,也是没人挡得住的。
历来就被华夏诸侯看不起的秦,最终咸鱼翻身。而且这条小小的咸鱼,还吃掉了所有的大鱼。现在他们要做的,已不是为华夏文明输血,而是换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号文件
革命是在灭齐以后。
齐,是最后被灭的王国。此前,韩、赵、魏、楚、燕,都已经变成了秦的郡县。齐国并入秦的版图后,“中国”就不再是多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这可是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事,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样一个时候颁发的命令,便堪称“一号文件”了。
一号文件的内容,是嬴政的名号。
名号确实是重要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号,也有道理。因为他的成功,确实“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仍然叫王,则何以“称成功,传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却有不同意见。
群臣和博士们的建议是叫“泰皇”,这其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此前人主的最高称号,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为“后”,不是繁体字“前後”之“後”的简写)。夏代称后,商代称帝,周代称王。现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黄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岂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级的称号吗?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见,皇最高级。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贵。以此为号,嬴政应该满意。
可惜,嬴政并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很可能是他对一切旧东西都嗤之以鼻。在嬴政看来,他的事业是开天辟地,前无古人的。制定名号,岂能一点想象力和创造性都没有?
必须发明创造,还得嬴政自己来。
结果,是叫“皇帝”。
这是一个复合词。其中,皇是形容词,是定语;帝是名词,是主语。所以,皇帝也可以简称为“帝”。皇帝之国叫帝国,皇帝制度叫帝制,原因就在这里。
但,帝不是商代的称号吗?怎么还可以用?
因为帝的本义是“缔造者”,这当然很对嬴政的心思和胃口。何况在商代,帝既指人主,又指天神。天神是上帝,人主是下帝。人神共用的称号,嬴政当然喜欢。
于是,他一笔圈中了“帝”字。
其实殷商的元首,是称帝也称王的。比如被周武王灭了的那位,就既叫帝辛,又叫纣王。周天子则只称王,不称帝。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周人敬天,岂敢僭越?
嬴政却不管那一套,因为他实在不能再称王。王,并非至尊之号。起先,大一点的酋长都可以称王,是为部落王。后来,大一点的国君也可以称王,是为诸侯王。就算曾经独自称王的周天子,也无法跟现在的嬴政相比。周王是“共主”,嬴政是“独主”,一样吗?
也只能称帝。但不能称下帝,得叫皇帝。皇的本义是灿烂辉煌,皇帝即“皇皇大帝”,当然比下帝好。
实际上皇帝一词,古已有之。炎黄二帝中的黄帝,本来就叫皇帝,即“伟大的缔造者”。后来“皇帝”多了,只好把他的名称改成“黄帝”,意思是“天下之中体现了黄土之德的伟大缔造者”,或“中央大帝”。
黄帝成了中央大帝后,其余那些伟大缔造者,便被安排到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为赤帝(火)、青帝(木)、黑帝(水)、白帝(金),与黄帝合为“五帝”。
问题是,物以稀为贵。伟大缔造者多到五个,便未免掉价。为了再设一个等级,只好把“皇”这个形容词当名词用。“三皇五帝”的说法,就这样被发明出来。18
没有证据表明,嬴政对这段历史有过研究。也许当时的他,只不过自认为“功高五帝”,又不好意思“比于三皇”,这才发明出介于二者之间的“皇帝”来。
皇帝,即皇和帝,是皇也是帝。
不过这样一来,皇,也就永远地由形容词变成了名词,甚至皇帝的代名词。它的使用比“帝”还频繁,比如皇家、皇族、皇室、皇宫、皇朝、皇位、皇袍、皇权。
这大约是嬴政没想到的。
嬴政当然也想不到,他这个“始皇帝”只传到第二代,他的帝国就一命呜呼。同样意味深长的是,秦虽二世而亡,皇帝这个名词却延续了下来,没有一个人主张更改。
如此看来,嬴政的“一号文件”,岂非意义重大?
当然。
表面上看,嬴政由秦王改称皇帝,不过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他需要有一个足以“称成功,传后世”的称号,就像古罗马的胜利者需要一座凯旋门。但如果事情就这么简单,则后世的开国之君,岂非也可以见样学样,把皇帝换成别的什么头衔?为什么没人改呢?
因为没有必要。
那么,嬴政的变更名号,就有必要吗?
很有必要。
事实上,当秦王嬴政将韩、赵、魏、楚、燕、齐都收入囊中时,天下和秦便都变了。此前是邦国林立,现在是独此一家。那么,秦在“之一”的时候叫王国,“唯一”的时候难道还叫王国?显然不能。
那叫什么?
帝国。
这当然是大变革。性质变了,称号也得变。伯国的元首是伯,侯国的元首是侯,公国的元首是公,王国的元首是王。帝国的元首呢?当然得叫皇帝。
因此,元首叫不叫皇帝,就看你要不要帝国。后来的汉、晋、隋、唐、宋、元、明、清,都坚持帝国制度,所以他们的元首都叫皇帝,谁都不会更改。
皇帝与帝国,俱为一体。
但,这样一个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事,在始皇称帝之初甚至之后,却备受争议。
反封建
争议是一批守旧派挑起的。
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是丞相王绾(读如晚)。王绾他们倒不反对嬴政称帝,却反对将王国变成帝国。大约在他们看来,名号事小,国体事大。嬴政要管自己叫皇帝,随他高兴好了。但要把王国变成帝国,却不能不争。
那么,什么是王国?什么是帝国?帝国和王国又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有两种王国。一种是战国式的,一种是西周式的。战国式的王国(韩、赵、魏、楚、燕、齐、秦),是各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样的王国制度,王绾他们也不会要。他们要的,其实是西周的国家制度,即“周制”。
什么是周制?
一个王国,许多侯国。
侯国跟王国是什么关系?
王国是侯国的宗主国,侯国是王国的分封国。也就是说,天下名义上是王国的,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在实际上,王国又把天下分封出去,分封给各个侯国,叫“裂土田而瓜分之”。
分封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划出一片领地,然后在边境线上挖沟。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然后在土堆上种树。这个动作就叫封,也叫封疆、封土、封邦。
那么,为什么不叫封国?
因为邦和国不一样。国是国都,即城市,邦则还要加上周边农村。有邦有国,所以叫邦国,也叫邦。后来为了避汉高祖的名讳,改邦为国,才有了“国家”一词。
邦国也有两种。如果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就是“城市国家”。如果是中心城市加其他城市再加周边农村,就是“领土国家”。人类最早的国家都是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就说明他们已经发展壮大,今非昔比。
实际上在西周初年,除周王国外,其他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到春秋时期,许多小国也还是。但像晋、齐、楚这样的大国,则都是领土国家。他们的疆域,也不是周天子当年之所封,当然这是后话。
封邦之后,是建国。
建国倒不是建立国都,而是指定国君。国君都是世袭的,始封之君则多半是周王的兄弟(如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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