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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情爱-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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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又拉开了灯，翻起身来到地上捡起那本《非诗》来看。不看不生气，一看更生气。他觉得无论怎么样，诗不应该写成那样。
第二天中午，任世雄来访，拿起那份《非诗》来看，翻了一会儿问张维：
“你觉得他们写得怎么样？”
“糟糕透顶了，诗怎么能这样写呢？要么他们就另取一个名字，从诗里面分离出去，别再以诗来称呼它。”张维生气地说。
“哎，你说的这一点很有道理，我虽然写得不好，但在上大学时也写过几首，好在我是上过中文系的，也算是科班出身，这些东西一看就是下三烂。不过，现在人们都是这样来写诗，已经成风气了。我也一直在想，它们怎么能叫诗呢？不就是把一些话分行排列了吗？”
“那是把外国诗翻译过来后，就没有韵了，成了散文。有些外语诗为了押韵，就把前一段最后一个词或几个词另起一段，而翻译过来后也不押韵了。结果呢，中国的诗人们以为人家就是这样写诗的，都纷纷摹仿，把诗给写成现在这样了。”张维说。
“我和几个诗评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都有同感，认为现在的诗都是实验诗，都不成熟。那些研究诗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外语水平差，如果能多通几门外语，就可以把国外的诗也拿来比较了，这样，诗的问题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任世雄说。
“那不一定。现在的潮流就是反传统，凡是传统的，都将是被否定的，凡是传统否定的，都将是被张扬的。似乎已经到了一个颠倒黑白的年代，用宗教的言词来说，就是到了末世。一到了末世，邪教丛生，物欲领先，恶念四起，礼教败坏，道德全失，人心大乱。这似乎在诗歌里已经成了这样。所以，过去你学过的理论对他们来说，都是笑柄，怎么能用呢？”张维说。
“这么说来，很明显你是被利用了。不过，看来，人家还是蛮尊重你的嘛！”任世雄笑道。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再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有一些名气吧。过去写诗，没有什么派别之分，谁写得好，无论他是口语诗，还是所谓的超现实主义诗歌，都不要紧，可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本诗刊很显然是要向诗歌界发难了。他们将在本月二十日在北方大学开会，也邀请了我。”张维沉重地说。
“那你去吗？”“我正在想。”
“我觉得你一定要去，而且要发表重要的言论。你是超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也算是一派宗师。你想想，如果这些人都是持同一种态度，那他们肯定是要起来反击其他的诗人的。如果你发表重要言论，把他们逐个击破，你就出了大名了。”任世雄说。
“什么一派宗师？在这些已经成名的诗人里面，我的年龄最小，影响也不大。至于成什么大名，我真的不在乎了。过去我一直想在诗歌方面做些事，可现在我的注意力已经远远地超过诗歌了，我要做的是经世之学。他们大概是觉得社会已经不关注诗人，而是关注小说和影视人物了，心里有种强烈的失落感，所以想借此炒作自己，这是徒劳。当然，中国的诗歌也确是有了问题，我自己的诗也是有问题的。没有读者，你说我们还写诗干什么？他们的说法多少有一些道理。可是，我在想，在整个诗坛上，我和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是不是应该跟他们通通气？”张维有些迟疑地说。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2）
“没这个必要。人家都要消灭你了，你还这样？你们的分离是迟早要来的，还不如让它来得轰轰烈烈些。你想想，你一个人扛起了一面旗帜，而他们都会把你当成靶子来打，到那时，你不仅名声大震，而且还会成为诗坛的领袖人物。经过这么一炒，我们再推出你的那本书。这就有了两个炒作点，一个是你与后现代派的战争，一个是你与美学大师易敏之的争锋。你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起来了。”任世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好，与其谦虚谨慎地追求，不如轰轰烈烈地斗争。我去。”张维终于决定了。
“我陪你去。”
离开会还有一周时间。张维暂时把易敏之的书稿放下，着手写起批评《非诗》的文章来。
莫非于七月十九日到了北京，下午的时候，他让文青来请张维到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去。张维一听莫非叫他，心里非常高兴。主张归主张，朋友归朋友。文青等已经把会场早已布置好，现在就是接待来参加会议的人了。
莫非一见张维说：
“他妈的，你应该早点来嘛，还像老爷似的，让我们八抬大轿去抬你。已经有架子了。”
张维一听这骂声，非常亲切。已经很久没有和老朋友聚会了，现在听到这嗔骂声，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恋人一样。张维也笑着骂道：
“他妈的，你要让我发言，我连夜给你赶稿子。想今晚过来，谁知道你就让文青去叫我了。走，咱们先去喝几杯。”
两人一路骂着，就到了莫非住的房间。北方大学的招待所分三个档次，第一个是三星级的酒店，已经分离了出去，专门接待外宾和贵客；第二个是标准间；第三个档次是三人间，里面有一台电视，这是接待一般客人和到这儿来考试的学生的。诗人们没钱，就是这次开会的费用也是出版商资助的，所以都住三人间。好在中国的诗人们穷惯了，也没有多大的意见。
莫非住的房间，给张维留下了一张空床。桌上摆着很多啤酒，地上也有很多空瓶子。莫非说：“今晚咱们他妈的喝他个朝天，好不好！”张维说：“好，他妈的，我都半年没喝酒了。”张维不知怎么的，一见老朋友就是觉得亲切，语言也豪壮多了，粗俗但却亲切。
莫非和张维喝了两瓶啤酒后，莫非就问：
“你看这一期的《非诗》了吗？”
“看了。”
“你觉得我的那几首怎么样？”
“与过去相比有很大的变化。”张维不想这么早就闹翻。
可是，莫非一听，心里很激动，马上说：
“那你觉得我那篇刊首语怎么样？有没有冲击力？”
“很厉害，只是有些地方我跟你的观点不大一样。我会在明天的会上讲的，到时候请你不要介意。”张维为难地说。
“我怎么会介意呢？张维，我给你说，我知道你的脾气，也知道你的为人。我的诗风已经变了，跟过去的大不相同，我也知道你会有些想不通的。不要紧，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只管在会上批评我，而且我希望你批评得最好猛烈些。越猛烈越好！”莫非笑着说。
张维不明白地看着莫非，莫非说：
“张维，虽然你比我小好多岁，出道也比我迟好几年，但成名却和我差不多。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我有几句话要给你说。现在已经不是８０年代了，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要多。诗歌很不景气，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诗离人们太远了。能看懂诗的人太少了，所以人们才放弃了我们。这是个什么年代？是市场经济，是要炒作的年代。你看，这几年火的那些作家不都是炒作起来的吗？可是我们诗人呢？不会炒作。我在火车上想，如果要炒作，就要有步骤地进行，所以我想到了你。我知道你肯定跟我现在的观点不同，所以我想，不妨我们就演它一个双簧，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双簧，是真戏真做。你呢，拼命地批我，越狠越好。我呢，就狠狠地反击。争取使整个诗坛掀起一场争论的热潮。历史会记住我们的。怎么样？我们谁都不必强求对方。”
张维这才明白，他握着莫非的手说：
“好，我就是来告诉你这些的。”
后来又来了几个诗人，其中就有雅克西。大家一起喝酒，骂人，直到深夜。张维躺在黑夜里有些伤感，他想，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非要分崩离析呢？
第二天一早，来开会的人还真不少，诗坛上活跃的青年诗人几乎都到了。大多都是年轻人。一个个看上去奇形怪状的，让人疑心是不是进入了马戏团。好在大家都见惯了这样的人，见怪不怪。快到开会的时候，来了几位老一些的。大家都认识，是诗坛上一些有声誉的诗评家。最后进来一位很胖的家伙，张维一看，竟是任世雄。任世雄一进门就东张西望，看见张维就笑眯眯地往张维这边挤。
主持人是莫非。莫非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在主席台上就座的几位，然后请那几位讲话。那些评论家都拿出那本《非诗》，一个劲地称赞这本《非诗》真好，为什么？它给呆板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诗无达诂，诗应该怎么写是没有定论的，应该创新嘛，古人就是太讲韵了，到了２０世纪初，白话文的兴起才打破了这一陈规陋矩，但那仍然在古典诗词的意境里兜圈子，还没有脱掉古人的衣服，到了８０年代中期，口语诗的兴起才使这件古衣从容脱去，使诗歌重新穿起了现代平民的衣服，也说起了现代的话，然而，这新的衣服和话语仍然是有局限的，仍然笼罩在传统的美学之中，看到今天的《非诗》，我们才耳目一新，这是真正的现代诗，工业诗，是诗歌新的希望，等等。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3）
只有一个老一些的诗人气冲冲地说：“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诗歌嘛，就应该有诗歌的规矩，要么你就不叫诗歌，你要真正地反传统，干脆就不要汉语了嘛，因为汉语有它自身的意蕴，这是千百年来由汉人给它注入了一种精神，一种生命，你要反传统，反的是哪个传统，是汉语语言的传统，还是什么？我不明白。我看了这里面被标榜为真正的后现代或者叫工业诗的那些东西，充其量就写了些前人没有写的东西，只不过在内容上有拓新而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吗？没有。再说，那些拓新也是值得推敲的，我看他们是什么最让人恶心，他们就写什么，我看直接叫《恶心》好了，就不要叫什么《非诗》。”
场子有点冷。莫非却很热，他又请出一位批评家来。无非是中和了所有人的言论，圆了场而已。张维在心中骂道：“什么东西嘛！”
最后，莫非自己宣读了《非诗》的刊首语，他说，这是“非诗派”的宣言，“非诗派”所要进行的不仅仅是一场诗歌中的革命，它还是一场文学运动，思想运动。“非诗派”着意要进行的是把那些传统的形而上的诗歌统统枪毙，把那些以政治为背景的诗打肿脸，把那些自以为诗的小传统诗歌全部消灭，从而唤醒人性的诗，更为自由的诗。
一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下午的时候，才是正式发言。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张维。张维准备得很充分。他没有从诗歌本身的角度来分析和批评，而是从哲学的角度对当代诗歌以及文学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分析和批评。张维的题目是《迷失自我的当代诗歌》，所以他批评的不仅仅是“非诗派”，还有其他各种诗派。张维说：
“为什么中国的诗歌从２０世纪以来一直处于一种实验诗阶段，特别是２０世纪初和８０年代以后，因为中国的诗歌受到了世界诗潮的影响，‘非诗派’也是受其影响的结果。为什么中国的诗歌一直跟着所谓的世界诗潮跑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不但要学人家，就是文化上也是在学人家，这是文化上的进化论主义，是弱肉强食的道理。这就是迷失，文化上的迷失。中国的诗人在进行一场什么样的争论呢？那就是谁学得更像西方一些，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什么了。反传统，反传统，中国的诗人对中国的传统了解多少呢？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有几个读过中国圣贤的书呢？据我所知，很多人根本就不是学中文的，那么，我问你们，你们读过多少中国的古书呢？从打倒孔家店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就一直未能张扬开来，请看看中国近百年来的文学，有多少有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作品？早就失去了传统，现在还提什么反传统？传统在哪里？所以现在的反传统从某种意义上反的还是西方来的传统，而且也是小传统，不是人家的大传统……”
张维越说越激动，他从俄国形式主义和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开始，到艾略特和兰色姆的新批评理论，再到海德格尔和赫尔德林的存在主义诗学，一直到结构主义、符号学和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一一对应了当代诗歌美学的追求，几乎将所有的诗歌流派都提到了，最后，他环顾四周，发现所有的人都用眼睛瞪着他，他彻底地愤怒了。
张维发完言后，只听到几个人在鼓掌。他坐到座位上时，看到任世雄还在拍手。他感到悲哀。没想到，张维的发言结束后，剩下的发言都对着张维来了。最后的争论归结到一点，就是应不应该跟着西方人走，西方文化是否比中国文化优秀。使张维无法想像的，莫非竟然是第一个站出来说西方文化就是比我们好的人，他举了个例子倒把大家搞愣了。他说：“马克思主义不就是从欧洲来的吗？它一样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谁也不说话了。
自然，最后的争论剩下了两个人，莫非和张维。其他人都听着。
莫非看了看大家，说：“张维说了半天，都是避开诗歌本身未谈，而扯到哲学上，我想问问诗人张维，你认为当下的诗歌应该怎么走？”
所有的人都看着张维，任世雄也看着张维。这是当今诗界最有争议的问题，谁也没有一个定论。
张维说：“凡是稍稍入道的人都知道，诗的功夫在诗外，这诗外指的是什么？无非就是内涵和意境而已，而内涵和意境又是什么呢？是哲学意蕴。要谈人的自由，要谈人性的诗，不谈哲学谈什么？至于问我当下的诗歌怎么走，我倒是有个奉劝，无论形式上怎么变化，也无论内容上怎么革新，有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地思考，那就是怎样把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完全地结合到一起，而不要只学那西方的，忘了我们自己的。”
“你说的仍然不是诗歌本身，我想问你几个基本的问题，一，你认为汉语诗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坚持哪些？二，你说我们迷失了自我，我们究竟迷失在什么地方？”莫非说。
张维能感觉到莫非的杀气，过去他们也经常讨论诗歌，但从来都没有讨论过今天这些问题。他也能感觉到莫非在像他一样尽量地控制着自己。张维曾经就这些问题认真地思考过，他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和胡适博士讨论说起，论述了世界各民族诗歌语言在音与义方面走过的几个阶段，最后认为诗歌内在的音乐美和意境美是诗歌的本质所在。然后他回答了莫非的第二个问题，他说：“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了，我现在只是想重复一下，迷失在物欲中了。你们所写的那些东西初看起来，非常真切，貌似天真，实际上写的都是欲望。”
与莫非的决裂：一场与后现代的斗争（4）
张维说完刚刚坐下，莫非就说话了：
“你所信奉的那些理论都是我们所唾弃的，而你所要唾弃的那些正是我们要大写的。在你看来，人是精神的，但在我看来，人更物质化。我相信一位朋友写的一句话，他说，‘我的肉体就是我的灵魂’。说得太好了，实在太妙了。如果说过去的诗人是靠神而写诗，那么，现在我们的诗歌却是靠我们自己说话，也就是我们的肉体说话。我想问你，你相信世间有神吗？”
大家都愕然而嘲笑般地看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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