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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海洋-第6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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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全面战争再也没有爆发过。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共同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推动全球共同化的是中国，而具体的执行机构则是在大战结束时成立的“同盟国际事务协调大会”。
有趣的是，该组织在成立的时候，根本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连中国都不大重视。
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就没有几个实力强大、能够左右战局、并且直接派兵参战的国家，几乎是中国单独打赢了这场战争，因此在处理战后事务的时候，其他国家几乎没有发言权。
如此一来，几乎是中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不存在与盟国商量的问题。
当然，不商量，也是不大现实的。
结果就是，在牧浩洋提出建议后，黄瀚林在盟国内部提出了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协调战后国际事务的组织。
这就是“同盟国际事务协调大会”。
在战后的一年多里，该机构基本上是个摆设，就算有问题拿出来协调，最终也多半是中国说了算，或者是由中国进行仲裁。
比如，在外高加索地区，就是由中国出面仲裁，让伊朗从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撤军。
改变“同盟国际事务协调大会”的，是二零五七年底发生的事情，即欧洲联邦发动统一战争。
当时，西班牙向中国发出请求，希望中国出面制止欧洲联邦的军事入侵。
问题是，中国已经与欧洲联邦达成密约，默认欧洲联邦以任何手段统一欧洲大陆，也就不可能直接出面干预。
当然，不干预，也说不过去。
结果就是，黄瀚林把这件事踢给了“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
有趣的是，当时西班牙不是该组织成员，连观察员都不是。也就是说，在法理上，西班牙根本没有申诉权。更重要的是，欧洲联邦是该组织正式成员国，因此该组织没有理由为其他国家指责欧洲联邦。
事实上，西班牙的申诉没有产生任何效果。
只是，由这件事，黄瀚林意识到，应该提高“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的地位，遏制欧洲联邦的扩张行动。
结果就是，在二零五八年，该组织开始接纳更多的成员。
仅在当年，该组织就接纳了美国、英国、利比亚、土耳其、俄罗斯、巴西、南非、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十一个成员国，还接纳了三十多个观察员国，把规模扩大了一倍。
也正是从二零五八年开始，“同盟国际协调事务组织”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该组织参与协调的第一件国际事务就是欧洲联邦吞并波兰的军事行动，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帮助波兰取得了很多自治权，使波兰成为欧洲联邦中第一个获得高度自治的邦国。事实上，也正是波兰取得高度自治，让随后被欧洲联邦吞并的邦国都获得了自治权。
从长远来看，这为欧洲联邦后来分裂埋下了祸根。
要知道，一个真正的中央集权国家，绝对不可能让大多数成员获得自治权，自治必须控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
后来，引发欧洲联邦分裂的“青年运动事件”就是从波兰开始的。
“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产生的另外一个重大作用，就是为随后中国出兵干预阿拉伯世界统一战争提供了法理依据。说得直接一些，直到阿拉伯军队攻入利比亚，中国才决定出兵干预，因为利比亚是“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成员，而中国早就承诺，为该组织所有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
毫无疑问，这个国际性组织就是中国用来控制全球局势的工具。
在某种意义上，“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只是与联合国有着很大区别。
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该组织只有一个核心成员国。
说白了，在该组织中，只有中国有权推出干预性决议，而其他成员国只能提议，没有最终决策权。
当然，在最初的时候，黄瀚林没有想过利用该组织促进全球共同化。
事实上，该组织在全球共同化上产生的影响，是一种国家间的自发行为，即众多实力弱小的国家，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获得安全保障，也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获得发展机会，更需要依靠中国才能获得应有的尊重。
由此，引发了很多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事件。
二零五八年初，朝鲜率先提出与中国合并，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第一个特别行政区是扶桑，而香港、澳门在大战爆发前就已变为直辖市，台湾则在大战期间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单位），为此朝鲜还举行了全民公决，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朝鲜人投了赞成票，希望并入中国。
朝鲜这么做，主要就是同盟关系已经不能确保其根本利益了。
要知道，在大战爆发前，朝鲜与巴基斯坦并为中国的头号盟国，享受着很多其他盟国都无法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比如，中国对朝鲜的技术管制就相对宽松，在大战爆发前就兴建了可控聚变核电站。
问题是，到了大战之后，朝鲜的地位明显受到了质疑。
由此产生的影响就是，朝鲜上下都认为，只有并入中国，成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才不会遭到排挤。
有趣的是，中国拒绝了朝鲜的并入请求。
事实上，中国在战后，没有吞并任何一个国家。
主要就是，在绝大部分中国人看来，增加一个成员是小事，关键是对待行政区的态度与对待盟友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很多中国人都认为，增加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行政区，等于增加了负担。
别忘了，中国的社会福利一直是全球最高的，而增加数千万人，就等于增加了社会福利保障的负担，等于降低了其他人的保障级别。
只是，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国家也提出类似的请求。
当年年底，蒙古第二个向中国提出并入请求，而且愿意与中国的内蒙古地区合并，理由是让蒙古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紧接着，在战后成立的阿穆尔共和国、鄂霍次克共和国与库叶共和国等数个国家都提出了并入请求，其中阿穆尔共和国与库叶共和国的理由是，在历史上它们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由于不平等条约才被割裂出去，因此它们有理由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内。
中国一如既往的拒绝了这些并入请求。
说白了，在全新的时代，国土面积已经不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也就没有理由为了扩大国土面积而背上负担。
到了二零五九年，扶桑通过全民公决，决定永久并入中国，并且成为行省。
有趣的是，当时中国也没有答应，而是要求扶桑在二十年后，也就是二零七九年再进行全民公决，决定是永久并入中国，还是选择独立。二十年后，扶桑的第二次全民公决的结果依然是永久并入中国，随后中国全国代表大会才通过了把日本改组为三个行省的决议，使扶桑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事情也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全球共同化已是大势所趋。
结果就是，在二零五九年，中国在“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的框架范围之内，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集团，开始推进全球共同化。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避开欧洲联邦，因为欧洲联邦已经与中国解除同盟条约，却没有退出“同盟国际事务协调组织”。
也就是说，在二零六零年前后，全球共同化就全面开始了。
这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共同化，还是经济、文化、宗教、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共同化，其根本目的是在全世界的范围之内，建立一个具有强制力的中央政权，把人类文明统一到一个政府之下。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主要就是，这种基于基本价值观念的共同化，绝对不可能通过武力实现，必须要所有参与者都有共同的认识，即只有全球共同化才能造福于人类文明，也只有全球共同化才能实现永久的繁荣与和平。
当然，在提到全球共同化的时候，就不得不提到在大战结束时发生的一件事情。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件事情，为全球共同化打下了基础。
正文 第二百七十五章 轨道飞行器
第二百七十五章 轨道飞行器
前面已经提到，二零五六年七月十五日，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文明的重大事件。
随后，陆雯用一个匪夷所思的论点，申请了一笔专项科研经费，用来开发探测光速飞行物体的设备。
八月底，基础研究工作完成。
采用的探测原理，就是重力场波动理论，即以反重力场技术推进的物体在以光速飞行的时候，会对附近的重力场产生影响，从而导致重力场波动，也就能够在较远的距离上探测到这种反常现象。
在理论上，该技术能够大致确定光速物体的飞行轨迹。
到了九月份，中国科学家制造出了第一台重力场波动探测仪。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这种探测理论是否行得通，也没有人知道这台耗费巨大的仪器能否正常工作。
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一次实验。
可惜的是，制造第二艘“深空”飞船需要大半年，而且当时中国的仓库里也没有足够的反重力场屏蔽材料了。
到最后，还是海军决定让“飞龙”号退役，才提供了足够的反重力场屏蔽材料。
二零五六年底，“深空2”号宇宙飞船建成，陆雯准备进行第二次光速飞行实验，并且借此机会测试重力场波动探测仪。
与“深空”号相比，“深空2”号才是真正的宇宙飞船。
说得简单一些，“深空2”号比“深空”号大得多，质量大约是“深空”号的十倍，而且有更多的子系统。
当时，为国际空间站研制的“轨道飞行器”已经制造出了第一台样机。
严格说来，“轨道飞行器”是第一种以反重力场推进系统为基础，具备往返飞行能力的宇航平台。
后来，“轨道飞行器”取代了所有化学能火箭。
虽然在二零五六年底问世的只是一架样机，但是借助“深空”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具备了实际应用价值。
这架被命名为“宇宙彩虹”的轨道飞行器，其实是一个庞然大物。
最初的时候，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任务，应该首先造一个小一点的，在掌握了必要的技术参数之后，再造一个更大的，以逐步提高的方式来进行系统化的建造，从而解决建造过程中遇到的麻烦。
必须承认，这是很正确的做法。
只是，在大战结束后，局势的变化与一些意外收获，帮助中国工程师坚决了建造过程中的很多问题。
首先，军队的作战压力降低，可以做一些与战争没有太多关系的事情。
比如，帮助科学家改造一架具备轨道飞行能力的战斗机，收集进行轨道往返飞行所必须的数据。
当时，空军打算把j40的原形机改造成轨道战斗机。
这个想法很现实，因为j40本来就是一种亚轨道战斗机，而且在研制的过程中，技术指标没有缩水，不然也不会拖到大战结束之前才制造出原形机（大战的最后半年，j40的低配版本就已量产，而且装备了部队，成为了中国空军最主要的护航战斗机，只是装备量远不如j33系列战斗机，所以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美国空军在大战后期基本上丧失了作战能力，所以j40没能与f51a在空中遭遇。直到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空军才用缴获的f51a与j40进行了对比测试，并且认为f51a的某些性能在j40之上，而且很多设计方式值得借鉴。也正是这一判断，使得战后很多人认为，如果f51a能够提前一年加入美国空军，战争进程就会改变，中国就不可能在二零五六年八月取胜，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战斗机能够帮助美国取胜）。也就是说，j40只要稍加改进，就能成为一架只能搭载两名飞行员的航天飞机。
只是，中国空军没有这么做。
当时，完整板的j40原形机就只有四架，都承担了大量试飞工作，哪怕拿一架去搞科学研究，也会对j40的研制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别忘了，大战结束后，军费开支肯定会大幅度减少，很多装备项目都得下马，而且首先会终止还没有完成的装备项目。空军正指望着j40的研制工作能够早点完成，赶在二零五七到二零五八财年到来之前量产，不然该项目很有可能被砍掉，或者延迟。结果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空军不愿意拿出宝贵的原形机供科学家做实验。
后来，空军提出提供几架j33m。
只是，这种战斗机并不适合改造成航天飞机，而且就算能够改造，难度也太大，赶不上科研进度。
最后，科学家选择了从美国缴获的f51a。
只是，改造之后的f51a，已经完全没有战斗机的样子了。比如，拆除了发动机，把机翼砍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只勉强够在大气层内滑翔飞行，还把机身扩大了一倍，以便安装反重力场推进系统。
改到最后，被保留下来的，也就只有飞行员生命维持系统了。
利用这架改装得到了小型航天飞机，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在一个月内，收集到了大量的飞行数据。
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制造一架小型实验飞行器了。
随后，情报机构在美国的一个重大发现，帮了中国工程师的大忙。
前面已经提到，美国也在搞反重力场技术，而且进度仅次于中国。更重要的是，到了战争后期，美国有很多极为疯狂的装备计划，其中就包括一种以反重力场推进技术为基础的太空轰炸机。到美国宣布投降的是，美国的工程师已经完成了太空轰炸机的基本设计，就等着反重力场推进系统了。
必须承认，这种太空轰炸机的设计很不成熟。
可是同样得承认，美国在设计大型航空与航天设备上，拥有非常雄厚的实力。
要知道，在大战爆发前，只有美国制造过运载能力高达一百吨的运载火箭，也只有美国开发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航天飞机，而且美国还建造了大型空间站，美国在大型航空平台上的技术积累更是远远超过中国。
有趣的是，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太空轰炸机的计划。
说得更直接一些，就算已经有很多中国工程师意识到，反重力场推进技术将首先应用在航天领域，可是中国官方没有资助与之有关的项目，而几个致力于大型轨道飞行器开发工作的工程师，也只存在较为明确的设计构想，做了一些基础工作，却没有在大战期间进行任何与设计有关的工作。
结果就是，情报机构从美国带回来的资料，成了中国工程师手里的瑰宝。
这些，就是“深空2”号的基础。
事实上，当时还有一些美国工程师，而且都是美国最优秀的航天与航空平台设计工程师参与了“深空2”号的设计工作。这其中，就包括洛马公司宇航分部的首席工程师，诺亚教授。
在人类的宇航史上，诺亚教授非常有名，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国宇航工程师。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诺亚教授才是“深空2”号的设计者，因为他在好几年前就设计了类似的轨道飞行器，而且完成了图上作业。更重要的是，在战后，诺亚是第一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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