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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风云录-第9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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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虽然严禁买卖土地，但农夫们活不下去了，他们还能遵从律法？门阀世族富豪们有钱有势，和当地官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府不报，朝廷怎么知道乡里之间有土地买卖的事？即使查到了，农夫为了活下去，他不承认，追查者又能怎么办？
本朝现在是以“口”征赋税，这些人成了门阀世族富豪的“荫户”后，赋税由门阀世族富豪们代交，徭役也由他们雇人代役，日子是能过了，但这严重违背了大汉律法。而且由于门阀世族富豪们的田地多了，财富多了，实力大了，对朝廷形成了严重威胁。
黄巾起事的教训历历在目。当年为什么会有数百万之众的农夫参加黄巾军？其中一个表面原因是灾荒。灾荒之年，颗粒无收，朝廷赈济如果不利，遭受重创的门阀世族富豪们如果无力庇护他们，这些没有土地的农夫随即彻底失去了生存的机会，他们马上就会烧杀抢掠，马上就会揭竿而起，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土地买卖，土地兼并。
现在，这种土地兼并的现象正在各地州郡开始蔓延。
新政的实施让社稷得以迅速恢复，十五税一的低田租，支持发展商贸的优惠政策，盐铁酒茶的经营全面放开，朝廷对谷价的强力控制，使得很多占有大量土地的人在短短数年内便富裕起来。
这些富裕起来的人，除了王公贵族、门阀世族、官僚士人、商贾富豪外，还有军功阶层。
然而，促使这些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聚敛大量财富的主要原因，却是频繁的战事，大量宫殿城池的修建和沟渠的开挖。这些钱财耗费惊人的地方，也是很多人一夜暴富的源泉。
如今，官吏、士人、商贾“三位一体”者比比皆是，其中有些人的权势已经远远超过了朝廷的想象。
有钱了，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购买土地，只有土地才能让财富得到保值，这是自古以来从不改变的定律。
田租低，谷价低，商业发达，有钱有势的人就越来越多，他们对土地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贪婪，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目无王法。而农夫随即成了受害者，他们生产了粮食，却又被粮食推到了绝境。
朝廷的新政让一部分人迅速富起来了，让广大的农、工阶层的人都能活下去了，但随着时间的延续，问题也就来了，而且来得非常凶猛，让朝廷有些措手不及。
新政对农夫有利的政策，对门阀世族官僚富豪更有利。新政的优势正在丧失，正在变成伤害农夫的武器，正在摧毁刚刚走上中兴之路的社稷。
“丞相大人决定提高谷价，让农夫们的收入得到提高，让他们的生存能力得到提高，但是……”田豫望着神情严峻的长公主，无奈地说道，“但是根本问题是土地。谷价的提高对改善农夫收入有限，因为农家的土地有限，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门阀世族和官僚富豪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兼并农家的土地，想方设法保住他们手中的土地，保住他们的生存底线。”
“兼并土地的问题不解决，谷价越高，对百姓越不利。而要想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变现有国策，利用朝廷的力量，断绝门阀世族、官僚富豪们敛取财富的门路。但这样一来，严重打击了门阀世族和官僚富豪们，严重伤害了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牵扯到了军功阶层的利益。”
“丞相大人最近非常辛苦……”徐荣叹道，“他白天处理国事，晚上和僚属们日夜商议改制之事，殚精竭虑，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他也快支撑不住了。”
长公主沉默不语。她万万没想到，新政发展到今天，竞然成了危害中兴大业的罪魁祸首，她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丞相大人有何良策？”
“重农抑商，盐铁官营。”田畴缓慢而坚决地说道，“这是目前唯一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长公主骇然变色。这完全推翻了新政的基础，完全否定了中兴大业的根本策略。
“我绝不同意。”长公主一掌拍到案几上，怒声说道，“绝不同意。”
第四十五节
十二月二十五，长安，丞相府。
丞相李玮背负双手，在书房内缓缓踱步。
大司马徐荣、太尉张燕、大司农卿田豫、尚书令田畴、丞相府长史贾逵、司马温恢围坐于火盆旁，神情严峻，各自凝神沉思。
“殿下的态度很坚决。”田畴咳嗽了一声，打破了屋内的沉寂，“国策突然要做出这种颠覆性的调整，殿下无法接受。她要我们代为转达，请你在除夕之前，务必到栎阳去一趟，把事情解释清楚。”
李玮停下脚步，抬头望着屋角的烛台，半天没有说话。
“仲渊，国策调整的具体办法，你是不是已经拟好了初步方案？”徐荣问道。
“请你们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李玮点点头，走到席上坐下，“我想知道，明年北疆平叛，大概需要多少军资？太尉府是否有了详细数字？”
张燕笑笑，“你不问我也要说，正月十五之后，北征大漠的军队就要陆续集结了，我急需要钱。初步预算，北征大军大约需要军资四十亿钱，如果战事拖到明年，至少还要增加二十亿钱。”
“六十亿钱。”李玮苦笑，“又是六十亿。今年西征凉州，已经耗费军资六十亿了，加上安抚和赈济西凉各郡，我们总共在西凉花费了六十五亿钱。如果算上北疆战场上的消耗，数字更是惊人。”
“七十五亿钱。”田豫叹了一口气，“总共是七十五亿钱。今年朝廷的总支出是一百一十亿钱。其中三十五亿钱用于重建长安和其它各类支出。打仗的耗费太大了，朝廷支撑不住了。”
“今年朝廷的财赋收入是多少？”徐荣问道，“上计基本上结束了，具体数字出来了吗？”
“出来了。”田豫的笑容很苦涩，“田租折算约为十四亿钱，刍、稿（征收农家饲料、禾秆等实物）折算约为一亿钱，口赋、算赋与更赋合计约为三十亿钱，赀（即货，财产税）约为十七亿钱。以上各项相加约为六十二亿，这就是今年朝廷财赋的总收入，是我们实施新政以来收入最高的一年。”
“这么多？”徐荣、张燕等人惊喜不已。
“朝廷财赋之所以增长如此之快，首先得益于新政在兖州、青州两地的推广和实施已经进入了丰收阶段。其次是因为朝廷收复了豫州。”田豫解释道，“如果不是去年收复了豫州，今年朝廷的财赋无论如何也不会增长到六十二亿钱。从这六十二亿财赋收入中可以看到，其实朝廷没有田土之征。因为新赋税制度中的田租与刍、稿都是‘顷亩而税’，实际上就是以‘口’征收，除了十七亿的赀是财产税外，其余全部是人头税。人口越多，赋税也就越高。这和本朝初年实行的‘编户齐民’的赋税制度非常相似。”
“朝廷财赋是增长了，但朝廷入不敷出，严重亏空，仅今年就亏空了四十八亿钱。”田豫无奈地摇摇头，“如果加上历年来的亏空，朝廷总共赊贷了一百七十亿钱。说白了，朝廷现在就是靠借钱过日子。”
“少府呢？”徐荣问道，“如果少府收入也增长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赋危机。”
少府的收入供皇帝使用，主要用于宫廷消费和赏赐臣下。自长公主主政后，因为中兴大业的需要，少府的钱基本上都调拨给了国库。
“少府所掌的山林（含铁）、海川泽池（含盐）、公田、苑圃、蔬果园的产物，商市的租税以及水衡铸钱的盈利，大约为十亿钱。”田豫说道，“这两年，为了修建未央宫，殿下不但把少府的钱花光了，还赊借了三十多亿钱……”田豫苦笑出声，“陛下和长公主殿下现在也是负债累累啊，两个穷光蛋。”
书房内的几个大臣面面相觑，连苦笑的心思都没有。为了攻打中原，收复洛阳，朝廷倾其所有，赊借了很多钱财。现在大军又要平定西疆和北疆，旧债未还，新债又来，日子越来越苦了。
“钱在哪？”李玮突然用力一拍案几，怒声说道，“大汉的钱都在哪？”
大臣们都知道钱在哪，但这钱要想拿回来，难啊。
大汉的钱都在哪？在王公贵族，在门阀世家，在官僚士人，在商贾富豪家里。
大汉最有钱的人，除了皇帝外，就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包括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等显赫权贵。国王、列侯、公主都有封地（国或邑）。关内侯虽然只是一个尊贵的爵号，但一般来说，能得到这个爵位的，家世可想而知。有封地的贵族，收入分为公费和私奉养两种。公费是收田租与户赋（每一民户每年纳钱二百），主要用于朝见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私奉养是占有封地内的田地、奴婢及征收园池商市税等等，供私人享用。
王公贵族的公费收入有限，要想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设法增加私奉养，比较普遍的办法就是大量兼并土地，大量使用佃农、雇农和奴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通过商贾或者干脆亲自出面大量放债，做高利贷生意。权势更大的贵族，比如孝哀皇帝朝的曲阳侯王根，在京师造大宅，在宅内私建两市，公开营商。孝哀皇帝朝的丞相孔光曾打算实施限田，限奴婢之策，以阻止王公贵族危害社稷，但遭到了王公贵族们的强烈反对，未果而终。
门阀世家既有贵族，也有官僚。
本朝上至丞相，下至郡县小吏，都属于等级不同的官僚。官僚敛财的手段太多了，也太容易了。其本性就是嗜利和暴虐，自古如此。当然了，廉洁的官僚还是很多的。孝昭皇帝建陵的时候，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钱，而田延年私增为二千，得赃三千万。又如孝成皇帝朝的丞相张禹，他是有名的大儒，曾违律购买上等田多至四百顷。还有很多有权势的官僚，都暗中兼营商业，律法在他们的眼里，根本就是一堆破竹片。
朝廷大官贪婪，小官自然也不例外。一个大郡太守如果在任所死了，按律可得到助葬钱一千万。死了还有这样高的抚恤，由此可见做官的好处不仅仅是按月拿秩俸禄，还有多得无法计算的隐性收入。
商贾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市籍的商贾，一种是没市籍的商贾。
市籍是商人在市内做买卖的必需条件，按章缴纳租税。主要是身份低贱的中小零售商人，地位低下，受人鄙视，连穿什么样的衣服朝廷都有规定，境遇一直很不好。
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高利贷商），大囤积商，一般不在市籍之中。他们身分地位较高，经济力量强，很多影响力非常大的人都是“官商士”一体，兼营专利，称霸一方。（所谓兼业，就是见利便图，不专一业；所谓专利，就是储蓄货物，垄断市价，这些正是高利贷囤积商的行为。高利贷和囤积商，不同于通货物有无的正当商人，正当商人每年取利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息十倍。）
在大汉各郡国，富人群体最大的就是豪强。
豪强一般都有士籍，家境都很富裕，通常情况下，出仕为官是他们致富的主要途径。如果做不了官，那就营商或者放债，如果生意也做不了，那就只好恃强凌弱，暴力抢夺了。普通豪强应付灾难能力较弱，一旦因为不可预料的原因一无所有了，他们往往会成为摧毁社稷的最具危害性的群体，比如黄巾军中的很多首领就是这些人。
地方豪强、普通商贾、普通官吏虽然有钱，但和王公贵族、大官僚和大商贾所拥有的财富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
大汉的钱在哪？就在王公贵族、大官僚和大商贾手里。
朝廷想把钱抢回来，首先就要对他们动手。本朝四百年来，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也有一个失败的先例。成功的先例就是孝武皇帝，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杀了很多人，成功了。失败的先例就是王莽，王莽主政的时候，大汉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王莽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杀了很多人，但他失败了，最后社稷动荡，大汉差点被摧毁了。
今日的大汉正处在中兴的初期，天下尚未统一，完全不具备动手的条件。
孝武皇帝也好，王莽也好，都是在社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开始改制的。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推动新政的实施，而今天的大汉却没有这样的实力。不过，今日大汉所遇到的危机要远远严重于孝武皇帝朝和孝哀皇帝朝，因为朝廷如果不立即改变现状，国库就没有财赋，就没有实力平定天下，更没有实力实现大汉的中兴。
“朝廷的财赋危机如果一直延续下去，结果显而易见，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等到穷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或者再像中平、初平年间一样，灾患接踵而至，百姓饿莩遍野，那么天下将再次崩溃，我们十几年来的努力白费了，几十万战死沙场的将士白死了，大汉再也无法中兴。”李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改制，必须立即改制，国策必须立即做出调整，否则，我们将成为败亡大汉的千古罪人。”
“董卓祸国，天下大乱，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商贾富豪和普通百姓一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是我们新政能够得以推广、实施并迅速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那时，我们需要财赋，需要所有人创造财赋，而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同样需要利用我们的力量重新攫取财富，普通百姓也同样需要利用我们的力量生存下去，所以新政很快发挥了威力。但十几年后，到了今天，新政的威力不再有助于大汉的中兴，反而严重阻碍大汉的中兴了。”
“现在大家看看，大汉谁最穷？朝廷最穷，普通百姓最穷。大汉中兴的目的是什么？是国富民强。但这样发展下去，国还能富，民还能强吗？”
“大秦为什么统一天下十五年后就败亡了？两百年前的王莽之乱为什么倾覆了社稷？董卓一场小小的兵变，为什么就把大汉推向了败亡的深渊？”李玮看看众人，激动地说道，“四百年来的历史，四百年来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事情的本质？”
“国家的根本就是土地，就是耕种土地的农夫。国家的财赋，国家的富强，都来自于这些土地，这些土地上的粮食，这些耕种土地收获粮食的农夫。如果不能让农夫拥有一块土地，如果不能让农夫辛苦一年后吃饱穿暖，天下如何才能稳定？社稷如何才能振兴？”
“大汉要想中兴，首先就要让农夫吃饱穿暖，让农夫有一块维持生存的土地，让朝廷有持续稳定的财赋收入。但大汉就那么多土地，一年就那么多粮食，一年也只能铸那么多钱，大饼只有那么一大块。因此要想让朝廷和农夫富起来，只有从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的手里去抢，这是唯一的办法。”
“如何去抢？只有重农抑商。重农需要朝廷的大力支持，需要钱，钱从哪来？最有效最快捷的办法就是盐铁官营，课商重税。”
“这个办法其实就是当年孝武皇帝增加朝廷财赋的办法，我们都知道，利弊我们都知道。现在大汉正处在中兴初期，如果朝廷强行实施此策就要杀人，就要引起动荡，直接后果很可能社稷倾覆。所以我们要想个更稳妥的办法，既能让朝廷增加财赋，又能让农夫们过上温饱的日子，同时还能兼顾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的利益，确保中兴大业的成功。”
李玮拿起一卷竹简，轻轻放到案几的左边，“对农夫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提高谷价提高他们的收入，颁布赊贷令由官府放贷确保他们的土地，建官仓平抑谷价防备灾荒。”
李玮又拿起一卷竹简，重重地放到了案几的右边，“朝廷要钱，无论是平叛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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