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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风云录-第9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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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彪苦叹，“仲渊啊，我知道你这个丞相难做，但你不要为了确保农夫们的利益，而打击王公贵族、门阀富豪啊，尤其这个限田罚租还牵扯到军功阶层的利益。”杨彪望了一眼神情冷峻的张燕，接着说道，“孝哀皇帝年间，丞相孔光会同大臣师丹、何武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之策，其中规定诸侯国王、列侯、公主、关内侯、吏（官吏）、民（一般富豪与商贾）占有田地不得超过三十顷。这个奏议遭到了朝中上下的激烈反对，后来不得不搁置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孔光的这个限田三十顷还是相当宽松的，但你如果再看看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以军功爵高低及其他身份为依据的受田受宅地《二年律令》，你就知道这个限田数额太低了。吕后二年颁布的《二年律令》其实就是名田制，赏赐出去的土地有受无还，长期占有，世代相传。其中规定侯爵级，包括彻侯和关内侯。彻侯除封邑外，另受一百零五座宅基地。卿爵级，包括大庶长至左庶长九级，最高级的大庶长可受田九十顷，宅基地九十座，最低的左庶长还可受田七十顷，宅基地七十座。由此可见他这个限田数额要损害多少人的利益，遭到的阻力会有多大？打击面太大了。”
“今天你这个限田罚租也是一样。你拟定的限田数额是二十顷，而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赏赐给秩俸两千石大吏的田地就是十五顷。关中大战、洛阳大战、西疆大战、豫州大战，朝廷每次赏赐给有功将士的都是田宅，不出意外的话，现在军中普通将校至少都有田地三十顷以上。你说你这个限田数额如何能够得到朝中大臣们的同意？”
朝廷没有钱财，只能把土地赏赐给军功者，正好人口骤减，荒芜土地又多，所以从中原大战结束后，朝廷也仿照本朝初年的《二年律令》制定了赏赐之法，也就是始于商鞍变法的“名田制”。名田制是军功爵制的基础，普通军功阶层有了田地也就迅速变成了富豪，而功勋显赫者慢慢也就成了高门大族。
杨彪作为门阀世家，当然不会同意限田罚租之策，但他不好直接反对，马上把矛盾转嫁到了军功阶层身上。
张燕一直不说话。李玮的改制之策他和徐荣早就看过了，实施的难度很大。要想成功，必须“以进为退，步步为营”，否则肯定失败。这是纯粹的利益之争，就象买卖双方在商市上讨价还价一样，买家和卖家要讨价还价，直到双方都做出了可以忍受的让步，到了都能接受的价格，交易就能成功。
李玮为此精心设计了三个改制方案，今天拿出来的，是要价最高，条件最苛刻的方案。
“太尉大人呢？你的意见呢？”杨彪看到张燕不说话，干脆挑明了，直接问，“各部将军、校尉们为了大汉中兴，浴血奋战，甚至战死疆场，为了什么？朝廷这么做，会让他们寒心的。车骑将军尸骨未寒，朝廷就要欺凌他的寡妻孤儿，这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为了什么？为了活着，为了不再吃人肉。”张燕冷笑道，“麴义大人马革裹尸，难道就是为了钱财？为了让百姓失去田地，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相信麴大人如果还活着，他一定会支持丞相大人的改制之策，支持朝廷限田罚租的决策。”
杨彪笑容一僵，非常尴尬。
“这只是丞相大人的一个奏议，还要朝议商讨，还要征求各方意见，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来……”徐荣急忙打圆场，“对改制之策的其它议案，太傅大人还有什么意见？”
杨彪冷哼一声，不愿再说。
“荀大人，对于入粟拜爵之策，你可有什么看法？”徐荣微微一笑，转头去问荀攸。
“入粟拜爵，最初始于大秦。秦始皇四年（公元前143年），天下大疫。始皇下令，凡捐助朝廷千石粟者，则拜爵一级。本朝则是孝文皇帝朝的御史大夫晁错为了解决土地兼并问题而最先提出来的。今天丞相大人重新起用此策抑止土地兼并，的确是个上佳的办法。”
“不过……”荀攸稍稍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从抑商这个角度出发，我反对让商贾输粟入官。”
“商贾逐利，对农夫的欺诈最为厉害。农夫的收入大部分自于谷粟，为了缴纳赋钱，他们要出卖谷粟。卖给谁？商贾。商贾用什么价收？他要获取钱财，就要尽可能压价。农夫们遇到灾祸急需钱财时，商贾们更是卑鄙无耻，往往乘人之危以最低廉的价格掠夺农夫们的财产。如果农夫们没有东西卖，就要向他们借子钱（高利贷），这常常是农夫们最后陷入卖儿卖女，家破人亡之境的最直接原因。”
“所以，我觉得当年晁错大人说得对，要让那些没有市籍的富人输粟入官，然后朝廷赏给爵位，有罪可以免罪。这些没有市籍的富人一般都以入仕和耕种来获得财富，但这些人地位低，财富也不是很庞大，在当地影响力很小，家中虽有存粮但因为价格太低，无利可图，所以一般也不愿意卖。如果朝廷下旨，能用爵位和免罪权利来收买粟米，他们家里的谷粟就有出路了。富人有了爵位，地位提高了，势力大了，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兼并和侵占商贸的利益。”
“和商贾比起来，这些人能体谅和理解农夫的艰苦，也知道农夫的存在才是财富积累的源泉，所以他们对农夫的剥削要好一点，不会把农夫逼得走上绝路。农夫把谷粟卖给富人，遇到灾祸的时候向这些富人出卖财产和赊借钱财，一方面可以减少商贾对自己的盘剥，另一方面也可以让自己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而商人失去了剥削农夫的机会，财富的积累和实力自然也就慢慢有所下降。”
徐荣和张燕等人连连点头。
“荀大人这个建议好，这个建议好。”李玮也连声赞道。
各地富人很多，其中一部分人因为身份特殊还享受多种免赋免役的特权，包括六百石（中级官）以上官，第九级爵五大夫以上等有爵士人，输粟入官后，地位提高，有助于他们财富势力的增加，有助于他们和商贾争利，也有助于农夫保住自己的土地，同时也有助于社稷的稳定。
“《赊贷律》呢？”李玮问道，“子钱商贾唯利是图，根本不管贫苦百姓的死活。为了稳定社稷，安抚百姓，有必要让各地官府介入赊贷一事，最大程度地保障贫苦农夫的生存。”
“当年王莽实行新政，搞了一个《五均赊贷律》，目的是抑制子钱商贾和放贷富豪对百姓的剥削，效果的确有，尤其是对那些遇到病患、灾祸，或者无钱举行祭祀丧葬等事的贫苦百姓很有帮助。毕竟以这些事向官府赊贷不需要付利息，但过期不还本钱，就会被罚作罪徒，惩罚很严厉。”
“百姓是因为穷才赊贷，几个月甚至一年时间很难偿还这笔债务，无奈之下，他们就以身家性命来还债。另外，官府贪赃枉法，吏治腐败，也让朝廷下拨的赊贷款很大部分进了私人的腰包，甚至成为官府打击赊贷者，掠夺赊贷者财富的武器。总之，官府用作赊贷的钱收不回来，入不敷出，难以为继，《赊贷律》很快成了摆设。”
李玮脸显不快之色，“荀大人的意思是，我拟定的这个《赊贷律》，根本就是摆设了？”
荀攸谈淡一笑，眼里尽是嘲讽之色。
李玮有些受不了，他耗尽心血写了一部《赊贷律》，结果在荀攸眼里，不过是一堆没用的破竹片，“那依照荀大人的意思，朝廷应该任由那些贫苦之人自生自灭了？”
“在你看来，《赊贷律》或许可以夺取子钱商贾的利益，但在那些可怜的百姓看来，官府和子钱商贾同样都是可怕的吃人者。两者唯一的区别是，官府是头凶狠的猛虎，而子钱商贾是头狞狰的恶狼。”
“你……”李玮怒气上涌，张嘴就想反击。
“吏治，吏治清廉是根本。”徐荣马上站了起来，“丞相大人，我看，你还是再仔细考虑考虑，如果条件不成熟，这个《赊贷律》就暂时放一放。”
李玮气得面红耳赤，恨不得一拳砸烂荀攸那张老脸。
正月初八，大司马徐荣在麒麟殿召集公卿大臣议事，正式宣布改制。
丞相李玮详细说明了改制的原因，并拿出了改制之策。
争论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主要围绕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太仆卿崔琰当堂怒斥李玮，“丞相乃祸国之贼，当五马分尸。”
卫尉杨凤手指李玮，厉声高呼，“乱我大汉者，李玮也。”
李玮理都不理他们，和反对者据理力争，嗓子都说哑了。宗正卿张范、大鸿胪袁耀、少府卿许靖、廷尉卿陈群、光禄大夫辛评等一帮大臣把他团团围住，唇枪舌剑，轮番攻击。
大司马徐荣看到事态严重，急忙宣布暂停，“诸位大臣回去好好想一想，明日再议。”
正月初九清晨，长安数百商贾云集丞相李玮的府邸外，大吵大闹，把府门都给砸坏了。
李玮无奈，从侧门出府，急速赶到未央宫。
争论，还是争论。
四十七名大臣联名上奏，弹劾丞相李玮，声势惊人。
长公主大惊，在何风和两千悍卒的护卫下，连夜赶到长安城。
正月初十，长公主于未央宫前殿主持朝议，正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汉要中兴，国策就要修改，毋庸置疑。”
“正月十五，请百名大臣、大儒、商贾和富豪齐聚麒麟殿商议中兴大计。”
正月十一清晨，丞相李玮在直城门大道遭到刺杀。
七名刺客呼啸而上，亲卫措手不及，连倒数人，幸好右卫将军赵云和他同车上朝，否则丞相大人这条命就危险了。
赵云连诛三名刺客，护着李玮进入未央宫。
长公主闻讯大怒，责斥卫尉杨凤、京兆尹余鹏、司隶校尉张辽、长安令士孙平疏于京都戍卫，命令四人即刻查出主谋，严惩不怠。
第四十八节
丞相李玮被刺，震动了长安。
长公主下令，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
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现在就算杀了李玮，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绝不会半途而废了。
正月十三，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隆礼重法，重本抑末，和谐稳定，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
大臣们没有异议，一致同意。
太傅杨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
正月十四，长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当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
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只能勉强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国”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必须和天子、长公主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正月十五，未央宫，麒麟殿。
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傅杨彪、太尉张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
郑玄、王剪、许劭、胡昭、淳于嘉、刘和、杨奇、司马防、赵温、张喜等二十名鸿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议事。
徐陵、麴忠、卫固、崔林、王晨、韩铭、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体的大门阀、大商贾、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
其它诸如皇亲国戚、州郡县官吏、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贾、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
一百多人聚焦在麒麟殿上，共商中兴大计。
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希望通过这场辩议，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学术、政事、民事、兵事等等无一不包，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但最后归根到底，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
李玮刚刚说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驳斥。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李玮针锋相对，盐铁放开，导致国库空虚，军资不足。军队既无力戍边，又无力平叛，天下何时才能稳定？只有实行盐铁官营，酒榷专卖，均输平准，才能增加国库收入，迅速平定天下。盐、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绝不能完全放开。
争论就此开始，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义”和“利”，谁更重要？
门阀大儒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产生了“本”亏“末”盛，骄奢贪鄙，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强调礼仪教化，“义”比“利”更重要。
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奢谈这种没有“利”的“义”有什么意义？难道凭“义”能平定叛逆，稳定边疆？能让百姓吃饱穿暖？
社稷和财赋，应该是什么关系？
门阀大儒们认为，国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盐铁官营，必然“利蓄而怨积”，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
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国富，则民强国弱，不利于社稷稳定，而国富国强，则能威仪四海，天下莫不臣服。盐铁官营，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确保社稷稳定。
“本”与“末”如何定位？
农耕为本，工商为末，朝廷实施盐铁官营，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碍了农耕发展。
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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