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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碎影-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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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旧作品，都很有悲观的气息，但实际上并不然，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后来他对于我那“人心惟危”说的怀疑减少了，有时也叹息道，“真会这样的么？……”但是，他仍然相信人们是好的。
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这方法很不好，有时我在路上遇见他，只要在相距三四尺前后或左右有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我便会疑心就是他的朋友。但他和我一同走路的时候，可就走得近了，简直是扶住我，因为怕我被汽车或电车撞死；我这面也为他近视而又要照顾别人担心，大家都苍皇失措的愁一路，所以倘不是万不得已，我是不大和他一同出去的，我实在看得他吃力，因而自己也吃力。
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
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ⅲ黷he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殷夫（1909—1931），浙江象山人。原名徐柏庭，又名徐祖华、徐白，笔名殷夫、白莽等。
1926年前后到上海读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8年加入太阳社。1929年离开学校，从事青年工人工作。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的编辑。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刑场就义。
早期诗作，忧郁而孤寂，大多歌咏爱情和故土。后主要创作政治鼓动诗，如《别了，哥哥》、《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我们是年青的布尔什维克》等。这些诗作以粗犷的音色和高昂的节奏，从正面讴歌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事业，倾诉着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信念，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强烈的时代感。殷夫也因此成为继郭沫若、蒋光慈之后又一位重要的革命诗人。鲁迅称赞殷夫的诗是“属于另一世界”的，“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白莽作〈孩儿塔〉序》）。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1）
1928年10月，少年殷夫出狱后乘坐一艘从上海开往象山港的小火轮回到了浙东故乡。他对上海这座喧嚣之城的嫌恶，在面对故乡静穆和平的山水时终于爆发出来。此时已如一场噩梦般遥远的上海，在这个19岁的少年看来是“白骨造成的都会”——一个鬼狐魑魅到处横行的世界。
家人把他安置在城西的一处寺院里。
象山城的老街同年秋天，少年的小阿姐——一个叫徐素韵的省立女子蚕桑讲习班的学生，也回到了这座叫“丹”的江南海滨小城。因时任县教育局长的姐夫的关系，这个小女子得以出任县立女子完全小学的校长一职。她还写信邀来了在蚕桑讲习班的一个叫盛淑真的杭州同学做她的帮手。于是这年10月，浙东山地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挂满枝头的季节里，已在省城杭州一所教会学校里谋得教职的盛淑真兴冲冲地来到了丹城。
谁都可以预料这个故事的方向：在少年和这个多愁善感的杭州姑娘之间会有故事发生。其实故事已经发生，事件的起始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一个夏天。这个当时还叫徐白的少年从上海民立中学毕业后，暑期无事，到杭州游玩，住在广福路他大哥的家里。徐素韵放假带了盛淑真来玩。少年羞怯的天性使他不敢与这个模样纤秀的女学生对视。直到两个女孩清泠的笑声在绿茵蓊郁的庭院尽头消失，他还没有和她说上一句话。不久，他们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这些混合着青春期激情和1920年代进步青年苦闷情绪的书信今天已不可寻觅，但有据可考的是少年从上海这座摩登之都向他的女友频频寄送了《奔流》、《妇女杂志》、《拓荒》这些当时的时尚杂志。
这是新文化的启蒙，也是爱情的启蒙。启蒙是必要的，因为那个年代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禁闭在整齐划一的校服里。但少年徐白从来没有看清过她的面容，提笔作书时更是无从忆想，只好似一个美丽的幻影——幻影中的女孩戴着一顶夏天的草帽，穿着白色大襟倒大袖圆角短衫和一袭齐膝的黑色葛裙，像传说中的洛神一样缥缈。
通信的结果是“徐白”成了“殷夫”（他同时还有一个笔名叫“白莽”）。这个同济大学德文预科补习班的学生，喜欢在每封信的信尾把“殷夫”两个字写得大大的。殷者，红也，不经意间他把自己的一生与红色系连在了一起。恋爱出诗人，他要做一个红色的诗人。
小阿姐徐素韵用心良苦，两年前她介绍小弟和盛小姐相识，又写信告知小弟要多关心盛，希望他们成为好朋友。现在她又把盛小姐从杭州邀来，安排小弟也来女子学校代课。但少年突然面对现实中的女孩却惊慌失措，再也没有了面对一叶信笺的轻松与自信。他们一道在女子学校教课，同桌吃饭，他却故意装出一副素不相识的冷漠。
只有到了晚上，他才又变回自己，把白天没说的话涂抹在一页页白纸上。从上海回到象山的三个月里，他写了20多首诗。在诗里，他小布尔乔亚地称盛“我的心”，“星”，“玫瑰花”，他思念，表白，狂想，忏悔。
不去爱近在眼前的美女却偏偏去和纸上的美女说话——现在的人也实在是看不明白了。其实说来也很好理解：一、青春期轻微的内心幽闭症；二、负罪感。
每个从青春期幽暗的长廊过来的人，大多会有程度不一的内心闭锁的经验，这一点不去说它了。说说少年殷夫在盛姑娘这件事上的“负罪感”，即他自以为“罪恶深沉”的“罪”是什么。
这一年他为盛淑真写的情诗里，死亡拖着长长的影子在游荡——“死以冷的气息，吹遍你的柔身”；“我蹂躏你，我侮辱你，我用了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这“罪”，跟死亡连在一起，既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又怕连累爱人。这话听来好像矫情了些，像文明戏里刻意安排好的一段爱情台词。但唯其是真实的，方显出少年的纯洁和真诚来。
以此“临终的眼”看去，人们习见的乡野上死婴的坟冢，那些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的“稚骨的故宫”，也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宫，
伫立于这漠茫的平旷，
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
谐和着鸦队的合唱！
呵！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
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白荆花低开旁周，
灵芝草暗覆着幽幽私道，
地线上停凝着风车巨轮，
淡曼曼天空没有风暴；
这哟，这和平无奈的世界，
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人生和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底憧憬。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你们的小手空空，
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
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
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蓦然飞开。幽灵哟，把黝绿的林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主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个19岁抱着政治热望的青年学生，在与政府的冲突中已经两次入狱，这个现代监禁制度下的漏网之鱼，死亡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它一直紧贴着他的生命，像一个住在隔壁的小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墙而入。他向往红色，他选择了红色，红色是激情的，炫目的，也是危险的。少年殷夫要革命，也要恋爱，但恋爱就要把“死的尖刺”“透穿了你的方寸”。因此——爱，还是不爱，确实是一个问题。
1928年秋天，红色少年殷夫在象山半岛上的犹豫、彷徨、迟疑和不决由此而来。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红色恋人之少年版（2）
再叙述下去就有点索然无味了，因为它掉进了似乎早就预设好的红色经典叙事的模式：革命高于爱情，爱情服从革命。他终于决断了——“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宣词》）他要把自己的“微光”加入到整个“燃烧着的朝阳的旭辉”，直至“丧钟狂鸣，青春散殒”。想是这么想了，却还没来得及说出口。放着这么一个美人在眼前，心就是硬不起来。那些诗稿也是深锁屉中，从没有勇气拿给姑娘去看。这就好似鞘中长剑，寒光内敛，伤不着人的——隐秘的语言还没有造成事实。一个还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等着你来捅破那层薄纸，一个却在理智与情感的纠缠中把绝望的话语在舌底下盘来盘去就是吐不出口。这种情感的“悬搁”状态对谁都是一场疲惫不堪的折磨。1928年的年末就在这种看似永远没有尽头的拖延中来临了。这是江浙人所说的一个“烂冬”。邋遢的天气，邋遢的心情。惨白如盐的浙东丘陵浸泡在一场又一场的冻雨里，却没有落下哪怕是半片的雪花。就在这样糟糕的时日里，盛的父亲，杭州警察局的一个小科长从省城拍来电报，催盛速归，说是在省建设厅已为她谋得广播员一职。盛姑娘银牙一咬，即刻收拾起了行装，准备天一亮就离开这个叫丹城的伤心之地。
那个雨夜的情状在一本当地的乡土史教材中被描述得像数十集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一个分镜头：
在昏黄的烛光下，盛淑真一件一件地整理皮箱里的衣物，整着，整着，回顾这半年来的生活，她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希望的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哪知道……
而此时的少年——“站在室外，冒雨徘徊”。
他想敲门进去，理智又制止了他。他在室外站了半个多小时，全身都湿透了，冷风吹来，牙齿格格打颤。
他终于没有如你希望中的破门而入。那不是1920年代的作派。那个晚上他又回去写诗了。怯懦和绝望使他对着一张白纸才有勇气叫喊。这句打动芳心的话盛姑娘要在三年以后少年真的“青春散殒”了才有机会看到——“你第一个勾起我纯洁的爱恋”。现在的恋人分手不咬牙切齿算好的了，谁还会有这样温柔的情话。
叙述到这里，还有一个人物应该出场了。她就是少年的母亲，一个叫钱月娥的乡村女人。在少年殷夫的这场情事中，一开始她和女儿徐素韵都是有力的撮合者，她把盛姑娘视作未过门的媳妇青眼有加，后来她不知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说盛早已在杭州订婚，就变了脸。这个大家族事实上的当家婆像大观园中的贾母一样在儿女的婚姻上手腕沉着。如同那些儿子—情人—母亲这一类型的小说中所发生的一样，儿子在一场失败的爱情之后又回到了母亲身边，把母亲视作失衡的情感的依赖。她在少年的眼里成了“东方的圣母玛利亚”。少年描述她苦辛、屈辱的生命“如永不见天日的苍悴的草”。但年轻的“太阳社”社员终究不甘在慈恺的母恋中自缚手足，他很快找到了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一个理由。他夸张地说，在深夜的山风中他听到了“时代悲哀的哭声”。
他要去救世了。他还要去上海。
在很大程度上，诗，替代了这个害羞、固执的乡村少年的嘴和舌头。正如你已经看到的，在许多该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似乎被胶粘住了，他变得像一个重度的失语症患者，能做的只是在一张纸上释放出所有被禁锢的声音。现在，诗又成了他疗治“爱情的苦毒”的一剂猛药。1928年冬天，这场失败的爱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晶——一首散发着自由精神的五言诗歌。半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被革命青年阴差阳错地挂在嘴边当做爱情的誓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殷夫从德文版《裴多斐诗集》转译的。诗集是1927年冬天大哥徐培根送的。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多余的话
故事的后面还有一条尾巴：
盛小姐回到省城去建设厅应聘，可是她的国语太臭了，做广播员的事也就黄了。她想去上海读书。怎么说她也算是个新女性呀，一个新女性怎么可以躲在闺房里等着父母把自己给嫁出去。可是她那个做着警察局小科长的父亲极力反对。盛小姐发狠说，你就把将来陪嫁的那笔钱给我读书去吧。在上海，她上的是一所私立的法学院（她的一个兄长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是她去上海好像存心不是读书的，没多过久，她就想法子找到了殷夫在上海的住址，兴冲冲地找去了。
殷夫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每天混在一帮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中间搞“工运”。同时他也成了监狱的常客，前不久又进去了一次，才出来不久找到“组织”。那天盛小姐像一只刚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大讲与父亲的斗争，少年则一如惯常地沉默。傍晚分手时，他请她吃了一碗阳春面。前嫌似乎尽释了。几天后，少年约她坐小火车去吴淞口看了海，回来后的第二天，少年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把一只装有宣传品的柳条箱扛到了她那里，说要存放一段时间。盛小姐把箱子藏在了自己床底下。少年终于意识到这样做是在玩火，盛小姐这样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烧炭党人的妻子呢？半个月后，他又偷偷跑去把那只危险的箱子取了回来。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职业革命家殷夫这几回进监狱，运气总是很好，关进去了，就像外面跑累了去休息几日，便又生龙活虎般跑了出来。鲁迅曾记述他“又一次被了捕”刚释放出来时的模样，那是一个夏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一本家世的流水账
少年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识得几个字，擅治妇女病和麻疹。这样的人物在乡村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徐家祖籍在一个叫上虞的邻县，大约在l9世纪上叶迁至大徐村——象山县城东南30里一个500户人家的大村。开门见山，山名珠山，为半岛濒海第一峰，海拔545米。峰名由来，照例是一段捕风捉影的传说：旧志载，古时有海船遥望岩顶宝光直射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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