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空白处-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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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是士大夫的一种天长日久的标榜，也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图9）有相当多的读书人，维持他们家计，往往一是耕田，二是教书。要教书，首先得读书。读书读好了，至少考个秀才，才会有人请你做西席（家塾教师）。进城谋生的读书人，档次高的鬻书卖画，如清代的扬州八怪，档次低的则编写科考的卷子为生，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这种活计，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考试复习资料的买卖。既便是那些有做官和经商收入的人，说起来，还是喜欢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耕和读两点上，当然，这已经属于标榜，也说明了在那个时代，耕读模式的吸引人处。

士大夫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开放的群体，里面的人可能被踢出去，外面的人可以挤进来。外面的人挤进来有难度，因为没有读书传统的人家，家里既没有什么书，家人亲戚知书者亦少，所以，读书不容易进步，非有特别的天赋，加上格外的用功才行。不过，在历史上，这样的成功者，也不乏其人，比如晚清最著名的状元张謇，就是从非读书人家出身，靠自己的努力，挤进士流的。向上爬难，向下滑却容易，公卿之家，如果子弟不争气，不读书，斗鸡走马，依红偎绿，一两代之间，就会滑落市井，刚落败的一代也许还识文断字，到了后来，往往比一般平民境遇更惨，甚至连字也不识。其中的关键，往往在于温柔富贵乡中人，不能坚持读书传统。《红楼梦》里《好了歌》所谓“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盛衰转换，不尽然只有政治斗争的作用。正因为开放的缘故，所以，社会上家喻户晓的，往往是布衣寒儒经过苦读，最终致卿相的故事。凿壁偷光，悬梁刺股，饭后钟，划粥而食这样的故事，一直流传到现代，而且仅仅在现在，才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成为人们恶搞的对象。

读书，有家传的读书，是那个时代，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之所以为社会精英的唯一法门。有了书，有人读书，而且读得好，就会被人称为，诗礼之家，否则，即使富埒王侯，权势熏天，也不会真的被人看得起。至于一般的土财主，在人们的日常评价体系中，比农夫和工匠还不如。在那个时代，精英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藏书之富，比的是子弟读书之勤，比的是谁家子弟读书聪明，而不是谁家金子多，谁家排场大，吃饭用多少盘子。

士大夫意味着荣耀，也意味着责任。在乡里社会，士大夫就是乡绅，不做公益的乡绅，不叫乡绅。做个士大夫，就意味着有了急难，别人不出头的地方你要出头，别人不担当的所在你要担当。无论婚丧嫁娶，年节祭祀，调剂纠纷，修桥补路，济穷救难，甚至为乡里百姓出头，对抗官府的暴政（不一定是暴力对抗，往往通过谈判的手段，迂回的途经，）。这里有荣耀和尊敬，也有物质上的好处，比如主持仪式，调解纠纷，张罗公益，往往处在人们的目光中心，万人瞩目，有享不尽的得意。但同时也担着责任，付着辛苦，操心费力不说，万一事情办不好，糟蹋了众人的钱财，辜负了乡亲的期望，必遭大家埋怨，甚至遭人唾骂。




从贵族到士大夫再到贵族（3）




中国的士大夫传统，已经消失很长时间了。美国人艾恺给梁漱溟做传，称之为“最后一个儒家”，也许有点夸张，应该还有几个，但梁漱溟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确是中国最后的士大夫。经过几番运动，几番烧书，禁书之后，书虽然有人还在读，但读书的过程，已经全然没有了书香萦绕的感觉，大家读来读去，无非是某些非常功利的目的，把来学些挣钱的本事，所谓的书，大部分都是教科书或者教学参考书，如此大的一个国家，绝大多数出版物都是教材，除开教材之外，凭自己兴趣买书看的，十个里头没有一个。书就是敲门的砖头，用完了就丢，没有起码的尊敬。过去士大夫也要做官，但做了官，依然要读点书，否则为同僚看不起，为上司鄙夷，现在的人，读书为了做官，做了官，就不再读书，或者根本没有时间读书。而且奇妙的是，越是不读书的官，做的似乎就越好，升迁容易。

很吊诡的是，不见得我们丢弃了传统，传统就跟我们无关。士大夫传统丢了，但士大夫的毛病却一样没少，全部传了下来。在没有正气压着的前提下，这些毛病显得格外突出，意气，自大，怯懦，虚荣，不负责任，总在人类价值的反面显现自己的价值，让人怎么看怎么难受。更加奇妙的是，恰是在这个基础上，某些人，尤其是那些读过点书，在社会上混的不错的人，挟带这类似士大夫的意气和自大，开始了追求贵族的旅程。此番，他们追的实际上是欧洲的贵族，什么是欧洲的贵族，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心里想的，无非是某些价格不菲的服装，某些红酒和咖啡，高尔夫和滑雪，某些所谓的格调，品味，以及莫名其妙的派头。

欧洲人离贵族还不算远，两百年前，那里还有点剩的公爵和伯爵，两百年后，还有剩的城堡，如果欧洲人要追，也许还来得及。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想追，除了某些炫耀高贵的产品广告。

受了这些广告诱惑的中国人，忘记了自己的书香，自家的传统，付出巨大的代价，操起了高尔夫球杆，他们追得上，学得来吗？君不见，送到欧洲去的小留学生们，已经身在欧洲了，他们看得见欧洲的城堡，也可以接触到前贵族的后代，但是，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变了什么，贵族吗？不，当地人叫他们垃圾。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1）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一时半会儿儒学并没有真的尊贵起来，但大方向一定，变化总是会出现的，慢慢的，儒学地位高了起来，儒生的队伍开始壮大。选官的察举，本来选拔的标准很是实用主义，没有多少道德要求，到了西汉的后期，也开始一点点扳起面孔，讲究起来，原来的贤良、文学、治剧、优异等选拔名目，最后只变成了“孝廉”一个名堂。选官的制度杠杆，是社会风尚改变的利器，于是，社会上稍微识几个字的人，就都想成儒生了，原来对五经有点了解的人，在坐了很久的冷板凳之后，终于有了出头之日，通一经卖一经，不愁门庭不若市。

王莽的改革虽然没能立得住新朝，但在“信而好古”方面，却走的比汉朝的任何一位皇帝都远，因而儒术在独尊的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侥幸得了天下的刘秀，当然只能接过接力棒继续走。东汉的政坛和文坛，都成了经学的天下，通经，逐渐成为被察举征辟的先决条件，各地的学校自然都塞满了人，而京师的太学更是人满为患，最多的时候达到十几万人。朝中知名的公卿大多在太学兼职，进入太学而且有机会成为这些人的弟子门生，那么出仕的机会无疑要增加很多。

但是，朝廷的官职毕竟有限，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未免狼多肉少，得食者稀，落空者众，实在挤不上去的就得别寻门路，班超的投笔从戎，跑到西域冒险，就是刀笔吏的非儒学化的一种选择。只是像班超这样的人毕竟太少，明知道往上爬的路越来越窄，大家还是挤在一条道上，谁也不肯下来。后来太后和皇帝跟宦官们勾连起来，把官爵挂起来卖，于是太学生大哗，闹起了学生运动，这是后话了。

察举是推荐选拔，需要有“群众评议”，那时的群众评议不是虚应故事，真刀实枪，各地每年就是依照评议，推举“孝廉”。读书人每年定期都会对自己地方的士人品头评足一番，每月初搞的评议就叫“月旦评”，留下来一个成语叫“月旦”。在开始时候，只要老实巴交，认真读书，而且孝敬父母大概就可以得到好评，时间一长，竞争加剧，如果想让人们“月旦”出个好结果来，非得有点特别的表现不行。努力读书，钻研经书当然可以，那个时代，也的确出了不少皓首穷经的人物，但是走这条路，实在太难，有些人，即使下了苦功夫，耗够了时间也做不出来名堂。于是有人打起了另外的主意，在道德行为上做文章。

从东汉到西晋，是一个出孝子的时代，现在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图10）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的人和事。这些所谓的孝行，有些还算正常，比如黄香冬天给父亲温席，夏天打打扇子什么的，但有些就很是矫情，比如丁兰父母双亡，刻木为亲，天天侍奉，妻子稍有“虐待”木人之举，就将之休掉。至于郭巨为了让母亲吃的更好而埋掉自己的儿子，则简直是残忍了。可是，这样孝行，在那个时代，是会受到追捧的，大家比着来，最常见的是，在父母之丧上做文章，三年的守孝之期很快被突破，四年、五年，最多的守孝十年。有人守孝就在在父母庐墓之旁，搭个草棚，或者干脆生活在墓道里，披麻戴孝，穿粗布衣裳，不能吃荤腥，不能近女色，苦苦的熬。当然，也有熬不住的，被人揭发，在墓道里生了儿子，儿子都生出来了，估计别的禁忌也就都不在话下。风气所被，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陆绩八岁就会在席间往怀里揣桔子，被人发现就说自己母亲爱吃，回去孝敬母亲的。这种道德追求的风气，有时也会飞起流弹，殃及人们的正常性生活。据应劭的《风俗通义》记载，东汉时有儒生，每要妻子同房，必先通报：为子嗣计，敦伦一次如何？

这种矫情的非常之行，当个故事说说还不妨，如果真的成了榜样，让大家学习，而且大家还真的学，时间一久，人们可就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事情开始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孝行的故事还在继续，但苦行的因素逐渐消失，虚假的成分明显增加，比如说，卧冰求鲤啦，哭竹生笋啦，没准鲤鱼和竹笋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偏说是卧在冰上，冰化了自己跳出来的，竹笋则是哭出来的，让人感到是大白天见了鬼。另一方面，反动也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当年以孝悌闻名的孔融，居然宣称，父之于子，有何恩义可言，当初父亲制造儿子的时候，无非是出于情欲，母亲之于儿子，也是如此，不过是瓶子里面装了东西，东西出来了，关系也就完了。此话虽系至友之间的戏言，就离经叛道而言，后来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不拘礼法，都不过是孔融的余沥。这种反动，如鲁迅先生所言，是由于社会生活虚伪的太厉害，老实人太认真，结果受不了，于是当了愤青。




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2）




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后汉儒生的幸福生活也就快要结束了，魏晋的读书人，开始在清谈、醇酒、妇人、五石散加门第上比拼，无论什么样的孝行，跟做官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不过，这时候也有让人看了舒服的地方，士人的生活糜烂奢华虽然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但矫情和虚伪却不多见了。




混事的本事




这年头，过年一见面，寒暄起来，三百六十行，无论干什么，都说自己在混事。混事也有混好混不好的，那混好了的，除了运气好，祖坟冒青烟之外，还要看本事。干事的本事，跟混事的本事，不是一回事，会干事，不一定会混事。华人圈里，谈吃谈得最明白的唐鲁孙先生说，张伯驹曾经跟他说过，人在世上混，得有四样本事：一笔好字，两口二黄，三斤黄酒，四圈麻将。如果不能四样皆备，至少得会个两样，才能混得下去。这里要加一点注，“两口二黄”是指会唱京剧，在这方面，张伯驹是超级票友，跟余叔岩和马连良搭过戏的。“三斤黄酒”当然指有点酒量，民国的时候北京兴喝绍兴黄酒，筵席上少不了陈年的花雕和女儿红，所以说，四样本事中，有三斤黄酒，说的是酒量。

张伯驹的这段名言，脱胎于清朝官场的清客十字令：“一笔好字（图11），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子围棋，六出昆曲，七字歪诗，八张马钓，九品头衔，十分和气。”所谓清客，看过《红楼梦》都知道，就是那些在贾政周围，贾宝玉给大观园题咏，写一句，叫一声好的那些人。张伯驹虽然父亲官高爵重，号称袁世凯的钱袋，但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基本上属于吃老本的混世膏粱，在官场，军界，以及商界边上混事了，如果真的进了官场，这样混就不够了。清代乾嘉道之际，有位混得还不错的官僚梁章钜（做到两江总督），在他退休之后的笔记《归田琐记》里，提到清代官场上流行的“首县十字令”，上面是这样讲的：“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认识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围棋马钓中中，七曰梨园子弟殷勤奉，八曰衣服整齐，言语从容，九曰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十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明清两代，凡是在省府所在地做知县的，被称为首县，辖境机关多，官员多，来往应酬多，麻烦多，机会也多，没两下子，混不下来，这十个字的本事，其实只是略见一斑。不过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里面还需要加点注，其中的马钓，又称马吊，是麻将的前身，此令如果稍晚一点出炉，估计就改成“八圈麻将”和“围棋麻将中中”了。“主”是指皇上，“宪”指巡抚或者总督，“主恩宪德，满口常称颂”，说的是把领导，大领导经常挂在嘴上，马屁呢，要拍在马屁股上，而且，领导在，领导不在，都一个样。

混事的本事，官场比社会上，显然复杂多了，从四样变成了十样，不过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跟正事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官员的公务，至少从字面上并不相干，如果搞业务考核的话，一样也用不上。但是，什么地方都一样，会干的，不如会混的，商场上吃得开的，是混的本事大的，大的买卖，都在酒桌上谈，官场更是如此，公务和私务，从来都是在浅斟低唱中，在四圈麻将声中，悄然进行，业务考核好的，未必升得上去。况且，官场、商场，从来分不那么清楚，清末以来，黑道白道，也开始混淆，路路通，不仅加官进爵，而且财运亨通，这里面，离不了混事的本事，一、二、三、四、五、六、七……

要是看马路和楼房，时代已经比梁章钜、张伯驹那会儿进步多了，但是，混事依旧在混事，本事在与时俱进，但大体框架也差不多少，麻将依然，围棋却未必，要看领导爱好什么，如果人家喜欢网球，那就网球，如果高尔夫，就高尔夫，如果实在俗，非要斗地主，那也只好斗地主。关键是玩什么像什么，正好够陪领导或者客户的，像那些当年陪段祺瑞下围棋的清客一样，不多不少，就让主子赢上一点点，还看不出是让的。谈吐要风雅，说话要识趣，酒量如果到不了三斤，话要到三斤。现在光顾梨园，两口二黄已经不时尚了，那么歌厅里的本事，是都要明白的，混事的人，卡拉OK不能像一般人一样，按自己年龄段唱，必须新歌老歌都会，只有领导会的不会。所以，新时代的十字令应该是这样的：

一曰红，二曰圆融，三曰路路通，四曰奉上古董，五曰不怕大亏空，六曰玩什么什么精，七曰歌厅OK首首行，八曰西装整齐，英语门清，九曰领导美德，满口常称颂，十曰五星饭店，洋酒不落空。




借口的故事




政治人物，做什么都要有借口，或者说提出个主张什么的，没有借口蛮干的，属于什么都不懂的武夫。借口，有的时候属于权力技术，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