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殖民地历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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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多人从事蚕丝生产可以吸收许多本来无法就业的人。“他们不一定要是　
最强壮最勤劳的人；身处蚕蛾众多、白桑成荫之地而挣不到面包的人，一定　
是个大草包。大不列颠大多数靠施舍过活的穷人，即使不能干繁重的劳动，　
也是能够做这个工作的。”　
受托管理人把幻想寄托在倒霉的佐治亚移民身上。他们不仅以有保证的　
高价和补贴与奖励运销英国的产品来鼓励丝绸业，甚至还在土地授予条例上　
明文规定，每个受地人为使其要求合法化，须在每五十英亩上至少种植五十　
株白桑，而每个受地五百英亩的人二十年之内必须种植两千株。关于拥有黑　
奴的法律修订后，每个庄主被要求每拥有四名男黑奴，就得有一名擅长丝织　
的女黑奴。受托管理人最终设立议会时又规定，凡拟进入议会供职的居民，　
须在自己业田上每五十英亩植白桑至少一百株。　
倘若受托管理人按照他们的蓝图创建佐治亚获得成功，那未佐治亚当是　
洁净无暇、高效而又索然无趣之邦。人民当沿边睡定居，等量划地耕耘，而　
各自的土地则各由一名身强力壮的民兵卫戊。庄重。不嫉妒和勤劳的居民们　
以同等的热情　耕作，当然也不会有野心去占并土地、迁人良田或攀登社会　
阶梯。如此其乐融融而又孜孜不倦的人民，当不会感到疲乏、厌倦或绝望，　
因而无需烈酒浇愁。不会有商人从毗邻的殖民地跑来出售黑奴、朗姆酒或优　
质良田。具有同样风土气质的人们，可以其妻儿老少护养桑蚕，因为丝绸毕　
竟是帝国经济的瑰宝。佐治亚人对经营其他行业的利益既茫无所知亦漠不夫　
心。　
这一宏图大略的唯一瑕疵是它必须靠真人在某个实地加以实施。世界上　
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哪一块地方适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对于从十八世纪　
的伦敦被运到松木稀疏的佐治亚荒地上来的倒霉流民来说更是谈何容易。　


　　14．慈善殖民地　


伦敦的慈善家们竭力要在佐治亚实现欧洲之梦。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　
在美洲可能做到的事，不如说是在欧洲未能办成的事。他们关于新殖民地的　
理想乃是英国人心目中殖民地应有的模样：边疆的卫士、伦敦苦命失业者的　
栖身之所、亚热带的珍贵资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英格兰清教徒和宾　
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梦想也是欧洲经验的结晶，但他们有神学的理论。　
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诸方面中，没有比安全与依附更可贵的了。安全就是　

在一个熟悉和可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的保障。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　
中的乡绅奥尔沃西和韦斯顿就是安全的象征。这种安全，英国中产阶级本身　
能够享有，偶尔其依附阶层也能沾点光。作为治安推事、体面社会的台柱、　
行善者、匡弱扶危的人和国家利益的卫士，这个血肉之躯的乡绅并不仅仅是　
虚构的。他所体现的安全的对应面是依附，即老实的农民依附于乡绅，乡绅　
依附于贵族老爷，教区长依附于主教，作家依附于资助人，就连高贵的埃格　
蒙特勋爵也要依附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英国王室，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　
贵。正是这些以及另外许许多多种依附关系，给英国生活带来了为许多人所　
享有的安全和舒适。这样一种制度当然要求每一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方为之　
安排的角色。英国生活的独到之处及其与新世界生活的差别，莫过于这套万　
元一失的关系了。除了因圈地运动或早期工业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和有时漂　
泊不定的流浪汉之外，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只要按要求去做，就有　
希望按自己的身份体面地生活。　
对于被这个古老网络束缚住的人来说，美洲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解　
脱。富兰克林在劝导可望去美洲的移民时，不以某一公道雇主的仁慈慷慨相　
诱，而以这边生活的流动性和大有可为相许。正是这种可为性在十八世纪后　
期激起了克雷布科瓦的热情，到了美洲，这位缺乏独立精神的欧洲人就开始　
有了自己的人生意志——当然往往要冒点儿风险——而正是这种冒险精神使　
他成为一个美利坚人。风险、自发、独立、主动、漂泊、流动和机遇交杂在　
一起，就是美利坚生活的情趣。即使美利坚的平等理想，也不可能自上而下　
地强加于人。　
但是，佐治亚移民的命运却操在捐助人的手里，他们因此而遭殃。投资　
家追逐利润，而捐助人则追求抽象的目标。投资家只要投资能有相当不错的　
收益，就不会对他们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过分追根究底，但施主们的红利却　
是要按自己的特殊方式行善。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也不例外。　
殖民地创建者们的慈善动机载入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其中明文规定，任　
何受托管理人不得担任任何官职，也不得占有仕何土地或由此获得任何收　
入。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据说只能是为移民或为大不列颠谋利益。尽管兴起过　
冲击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体制的抗议风暴，但从未提出过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　
有哪一位受托管理人哪怕是在精神上违反了信托的条款。　
那些受托管理人亲自大量捐款资助殖民地。正如奥格尔索普有一次宣称　
的，他“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健康”和声誉，而且在创业的五年中　
拿出私蓄三千英镑；到　1744　年为止，他已垫支了九万多英镑，主要用于军　
事目的，这笔钱后来议会一致通过如数给予偿还。英国人民小笔捐款很多而　
并未指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733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　
“一位无名氏通过一名守门人捎给我三十英镑，以资助佐治亚穷人。”全英　
各地开展了布道活动，呼吁捐款。爱德华·德波弗里爵士去拜会受托管理人，　
如数献出他父亲留下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一笔五百英镑遗产，外加他本人大致　
相同数目的一笔捐赠。受托管理人还一再地接受类似人物的委托。头八年中，　
私人认捐等得一万八千英镑，这表明了成百成千善男信女的友善之心，他们　
踊跃地把自己不多的几个先令扔进了捐款盘。　
可是，这点钱远远不够。私人慈善事业无法资助那么大的事业。这一冒　
险事业的慈善目的以及它对帝国防务的意义，一再促使议员们通过直接的议　
会拨款来资助佐治亚。在受托掌管期届满之前，议会拨款总数达到十三万英　

镑。以往——除了用于纯粹军事目的者外——英国政府从未拨出公共基金资　
助它的任何一块殖民地。　
这些补贴产生了严酷后果。既然佐治亚的公共开支由英国慈善家捐赠或　
由英国政府拨款包了下来，殖民者就不用纳税了，从而任何一届议会亦不需　
要征税。这样过了多年，佐治亚还丝毫不具备自治的基础。这块殖民地的移　
民本来大概只配在伦敦蹲监狱，或者失业流落街头，而今成了社会受益人。　
作为这个社会的被监护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怨天尤人。伦敦的慈善家们精　
心规定了他们所设想的殖民者的需要。从“1735　年法规”中，我们可以了　
解到这一关怀的程度。仓库管理员弗朗西斯·穆尔的记录写道：　


受托管理人今年想在佐治亚另辟一个县，并建立一个新镇。　

他们将给遣送来享受施舍的人，每人一件值岗风衣，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一把短斧，一　

把榔头，一把手锯，一把铁锹或铲子，一把大锄和一把小锄，一把手钻，一把刮刀，一只铁壶，　

一副锅钩，一只煎锅；每个区或每个村给一盘公用石磨。每个劳动力（按受托管理人酌定的份　

量与时间拨给）一年安家之用可得牛肉或诸肉三百十二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　

零四磅，面粉一百零四磅；劳作时每人每天一品脱浓啤酒，不劳作时不给；五十二夸脱蜜糖供　

酿造啤酒之用；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　

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对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子女，即对于十二岁以上者一年分配的份额如下（发放办　

法同前）：二百六十磅牛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　

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蜜糖，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　

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者每人可得上述份额之半，被视为半丁。　

两岁以上七岁以下者每人按上述配给得三分之一，谓之“三一丁”。　

受托管理人支付移民由伦敦到佐治亚的船费；航行途中每周四天吃牛内，丙天吃诸肉，一　

天吃鱼……　


对迁往佐治亚的移民提供的这种给养，听起来像是管理得当的监狱或雇　
佣军的样子，而不像是到新世界寻找出路的殖民地自由民。　
受托管理人及其评议会（佐治亚的政府机构，开会地点则在伦敦）的会　
议记录弥漫着家长制气息。据说该殖民地的官库总管托马斯·考斯顿曾当众　
宣布殖民者“既无土地、权利。亦无财产；受托管理人授与的一切，受托管　
理人可以随意收回”。凡军官分外英勇者，奥格尔索普必吁请受托管理人予　
以犒赏，因为“若不实行有功者奖、失职者罚，任何社会都不能生存。”如　
果萨几纳出了一位中小学校长或助产士，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就得在当年预算　
中加上补助款项，无论是拨款买一口平底锅，还是拨款为萨尔茨堡来的二十　
六名妇女缝制围腰，受托管理人都一样地郑重其事。一言以蔽之，受托管理　
人亲自经管这些素不相识、生活在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上的人们的日常生　
活。　
在　1735　年　7　月的一次会议上，受托管理人一致宣布：“本托管会要做　
的事总是正确的，人们应当相信我们。”统治者的这种傲慢态度，或者充其　
量是恩赐态度，滋长了被统治者的依赖与不满。佐治亚的移民们对发给他们　
的食品、住房和农具怨声载道，盼望或要求远在伦敦的慈父们给予补偿。第　
一年得到事先保证的补助以后，仍感生计艰难的移民要求第二年再给补助。　

受托管理人除依允外别无他法。受托管理人为使殖民者满意和提供良好供应　
所作的努力推迟了殖民地独立之日的到来。　
早在　1739　年，琅西瓦尔勋爵就认识到，如果慈父般的政策继续下去，　
财政上将难以为继。尽管主持者身不由己愈陷愈深，殖民者却并不见兴旺发　
达。在佐治亚，这些穷苦的英国城里人不仅吃尽性格软弱之苦，也因其缺乏　
拓荒者的技能而无所作为。过不多久，受托管理入便不得不承认穷人“在英　
国无用，到佐治亚来也一样无用”。　


　　15．福利计划的破产　


即使受托管理人真的发现殖民地人相信“本托管会要做的事总是正确　
的”，也还是免不了失败，因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驯顺的侯国，而不是一块　
有事业精神的殖民地。　
殖民地人也备受官僚机构通病之害：烦琐、专横、腐败。“靠施舍为生”　
的移民的配给保管在仓库里，让一些忍不住顺手牵羊以肥私的人来分发。例　
如，托马斯·考斯顿就是一例，奥格尔索普于　1734　年把他留在殖民地充当　
代理人和官库总管。他有权决定发不发配给品，从而他成了佐治亚最令人痛　
恨的人物之一。任何人处于考斯顿那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都无法既付好其伦　
敦的雇主，又使他监守的人称心如意。不久他就成了各种指责的活靶子：坏　
牛肉、短斤少两、投机牟利、行贿受贿。大部分指责看来证据确凿，不过考　
斯顿作为受托管理人的代理人拥有政府权力，因而可以设法使自己兔受惩　
处。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中，最为基本的、也是构想最差和后果最糟的是土地　
计划。五十英亩佐治亚松木稀疏的砂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而且，清除树　
木种植作物的活计，对于一个只靠家人帮忙的壮汉也就够呛了。至于一个更　
加清心寡欲、勤奋不息、英雄豪迈的民族是否干得了，那是题外话，因为受　
托管理人是以特定种类的人移居殖民地为己任的。　
他们移民实边的硬性规定把促进殖民地生产力的积极性扼杀了一大半。　
一个没有男性后嗣或者子嗣不愿耕稼的移民，干了若干年后发现原来不准他　
出售自己的财产。他千吗要为受托管理人积聚财富呢，由于移民们被认为是　
“边防要塞”的战士，故而每一次土地交换都是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只有　
在证明其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为伦敦所批准。据伦敦会议的记录，凡涉及　
五十英亩业田的转让问题总是满篇诡辩。　
受托管理人终于发现他们承担了既无法履行又推卸不得的责任。他们制　
度的每一步强行实施，似乎都使得以后的每一个例外更加不公道。例如在　
1738　年，佐治亚小镇汉普斯特德的居民抱怨他们的业田只能长松树，请求　
调换好一点的土地。受托管理人在伦敦奥格尔索普邪宅审议了这件事：　


他说他知道汉普斯特德的土地刮刮叫，诚然那里的地大多数是只长松树的砂土，但只要肯吃昔，　

　　　砂土可以变成米粮仓，有人已经把其他地方的砂土改变了嘛：如果在这方面迁就这些人，那未　

　　　就连眼下还没有想到要迁居的人在这块殖民地上也留不住，也要择良田而迂了。由此在殖民地　

　　　引起的混乱就难说了。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迂往新土地，他们就想再要一年的津　

　　　贴，我们没有条件再给，而且其他人也会想要的。　

怏怏不快的殖民者于是身不由己地被束缚在小块贫瘠的土地上。既然法　
律不准他们增加上地，亦不准买卖和调换土地，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　
尽管移民们承认有必要限制任何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　
防止不合理的乃至不得当的土地垄断，这种垄断已大大妨碍了其他地方的强　
盛和进步”——但这种限制与实行强制性的平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问道，　
如果没有机会改善境遇，哪有积极性来勤奋苦干？有个姓普里的船长于　1733　
年从佐治亚返抵伦敦后向受托管理人报告说：“因为人们中间有许多懒汉，　
还有些人没有劳动力，那些使劲千的人便觉得别人坐享其成：每到土地开垦　
出来就大家均摊；而靠抽签来决定每个人的份地时则机会均等，这是不合理　
的。”　
佐治亚传来的喧嚷抱怨与日俱增，奥格尔索普却试图使其他受托管理人　
相信，发牢骚的只是一些懒人、追求私利者和“心怀不满”分子，他们是受　
了南卡罗来纳土地投机商的煽动。直到　1738　年，受托管理人才开始对佐治　
亚的土地政策作一系列修改，而每次修改都被看作是对原则的忍痛割爱。1738　
年，受托管理人准许女性在佐治亚继承土地；次年，允许无嫡嗣的佃农立言　
遗赠业田；1740　年，允许土地出租并要求在经营方面作一些改进；翌年，　
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加到两千英亩。受托管理人承认土地质量　
有差异，逐渐允许砂土地与较肥沃土地之间比较自由地交换，凡对原授地已　
加垦殖者，则另授地五十英亩。退佃金额，先是减免，后来干脆废除了。直　
到　1750　年受托管理人即将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