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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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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评论员们给我造成了着实不小的麻烦，让我苦恼不已。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曾经无上荣耀地维护过我们国家的利益，都是些功勋卓著、受人尊敬的人。站出来批评他们不懂得这场战争往往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也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他们理当受到这种保护），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并不是纯粹地在泄嚣国家机密，他们只是在进行猜测。可实际上，他们当中有的人就是在泄密，在伤害我们的利益。拉姆斯菲尔德和迈尔斯被这些家伙弄得怒气冲冲。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迈尔斯对这些人进行了谴责，指责他们当天在根本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就妄加评论。事后，我给他打去电话，说：“谢谢你，将军，我想告诉你，你让我总算过上了顺心如意的一天。”
其实，迈尔斯应我们的请求联系了所有四个军种的参谋长，让他们给自己的退役将领打电话，请求这些人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负责。这一举措对我们有所帮助，但还是不够。这件事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我很清楚，情况必须有所改善。必须就这种行为制定并实施一种衡量尺度与标准。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消息称伊拉克警察正在逃跑。他们知道我们反对社会复兴党，而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伊拉克的一切事务都是由社会复兴党一手负责，其中包括警力部署。他们不想在战后为此受牵连。这又是一个我们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在战争开始之际出现这种情况，预示着维护当地秩序与法制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我们正在战斗期间，所能做的也只有期待他们在冲突结束后能重返工作岗位。否则，我们手里就多了个大问题。
不过，另一个更急需我们处理的问题是，伊拉克的士兵都打扮成了平民（甚至包括一些妇女），或者假装投降，然后突然向我们的部队开火。他们还躲进了医院、清真寺、学校和其他民用建筑、宗教建筑和古建筑当中，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愿意攻打这些地方。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着一批不同以往的抵抗者。
我们有情报称，萨达姆预先设定了一条“红色警戒线”，一旦联军跨越了这个界限，他就会下令其军队使用违禁武器。这一情况非常严峻，尤其是我们还得知萨达姆已经为他的共和国卫队每人发放了两套新型的防生化服以及阿托品（一种解毒药品，用于保护释放化学武器的士兵）。要阻止萨达姆运用“违禁”武器，关键就是要与他们保持近距离。如果我们距离他的部队非常近，他就不能对我们使用毒气，除非他想把自己的士兵也都杀死。我们每在沙暴中坐上一个时辰，就会增加一分危险，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靠近敌军了。
我们在巴士拉开始也遇到了麻烦。在战斗进行了两天之后，巴士拉的居民只剩下很少的洁净水和电力了，战争带来的间接破坏和敢死队的蓄意破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必须采取“紧急措施”；他说得很对。要帮助巴士拉人民关键是要占领乌姆卡斯尔港，这样我们就能用船只将大批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抵当地了。问题是萨达姆已经在港口处安放了水雷。我们必须将它们引爆，否则我们的船只就无法进港。于是，我们开始清扫水雷，其间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故事，我们在排雷过程中使用了海豚。我们训练这些海豚去寻找掩藏的水雷，它们做得非常出色，总能按时完成任务。港口清理完毕后，我们运来了数十万瓶水，再用运输车将它们送到沿岸地区。
这时，我们又接到报告，说我们有12名士兵在纳西里耶城外铰伊拉克游击队员俘虏或杀害了。他们是派到第507维修连和第三步兵师的后勤保障人员。他们搭乘一辆护航车在夜行军中迷失了方向，进入了敌控区。其中包括19岁的二等兵杰西卡·林奇。
事发不久，阿拉伯电视网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便播放了美军被俘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遭到了严重的迫害：图片背景中有很多尸体，头部中弹，身穿美军制服。我们知道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才能救出其余的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所在位置，我们首先强调要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是这次事件对我们打击非常大。弗兰克斯在对全军发表讲话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能采取迅速、缜密的计划来解救美军人员。我们一得知具体位置就将立即执行该计划。”
如果这场战争存在一个低谷的话，那此刻便是低谷。战俘，沙暴，再次浮现的化学武器威胁，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迟迟不能抵达巴士拉，同时情报预计，伊拉克警察的逃离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法律真空的城镇。接着，沙暴就像当时从天而降一样又突然消失无踪了。于是，我们继续向巴格达快速推进。经过连续几天的激烈战斗，我们占领了伊拉克南部重镇巴士拉的大部地区，不过那里仍然存在一些主要的抵抗力量：伊拉克军队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力量仍然囤积在巴士拉地区。另外，我们终于结束了乌姆卡斯尔港的排雷工作，让我们的船只满载着人道主义补给物资进入了港口。我们迅速将这些物资分发给了巴士拉的平民，从而避免了一场危机。在红十字会的协助下，我们还部分修缮了巴士拉的供水系统，这样它们就能自行供水了。到3月25日，它们已经恢复了40％的功能。
可是敢死队就没有这么慈善了。当巴士拉的公民最初企图逃离时，敢死队的人不惜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同胞。我们将对他们进行报复性打击，首先轰炸敢死队在巴士拉的总部（其中有两百多名集结在一起的敢死队员），然后将目标对准小批的伊拉克士兵和敢死队员，他们正沿着巴士拉南部的公路向乌姆卡斯尔港前进。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企图逃离巴士拉还是要前往乌姆卡斯尔港对我们发动进攻，但这都无关紧要。我们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接近目的地时就在路上对他们进行了轰炸。英国的轰炸机摧毁了一个由70辆伊拉克装甲车组成的车队。
英国军队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我们将他们部署在巴士拉，负责监管该城（事实上，他们要负责击退那里的主要反击），以便让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得以脱身，继续向纳西里耶推进，并为其他部队提供支援。
在纳西里耶发生的战斗很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战斗。该城有伊拉克军队重兵把守，城里有许多横跨幼发拉底河、通往巴格达的重要桥梁，所以我们不能对它进行围攻。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和伊拉克的士兵在幼发拉底河两岸对阵。经过了将近九天的艰苦战斗，我们攻占了该城。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仍必须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推进，消灭效忠于萨达姆的准军事力量。
在此期间，第101空降师正在朝纳杰夫方向进发，该城市在巴格达正南方100英里远处，而第三步兵师正在飞速赶往费卢杰，这是位于巴格达正西30英里远的一个战略要镇。海军第一陆战队刚刚在南部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如今也加入到向费卢杰推进的队伍中，从侧翼支援第三步兵师。我军从各个地方向该城包抄而来。
在纳杰夫和巴格达之间坐落着另一个战略重镇卡尔巴拉。卡尔巴拉位于巴格达南部约50英里处，是两支共和国卫队——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的大本营，这并不奇怪，因为该城与首都非常临近。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对这些军队发起了猛烈的空中打击。我们势必要保证避免“巴格达战投”，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给萨达姆一丝机会，不能让他把部队调入巴格达，在自己四周建立一道保护圈。共和国卫队是伊拉克能拿出来的最好的军队。如我们能将他们歼灭，就可以摧垮其他伊拉克军队的军心。
在北部，我们持续进行的轰炸已经摧毁了大部分伊拉克防空体系，为我们的空降部队提供了充分的作战条件。我们从驻扎在意大利的第173空降师中调出了1，000名伞兵，用飞机将他们运送到约旦东部，绕过了土耳其的领空。我们将士兵和物资运抵伊拉克东北部的飞机跑道上，这些跑道是我们的特种部队和库尔德军队一同提前占领的。他们安全地降落了，他们的降落意味着我们可以打开北方战线了。有了他们，我们就具备了地面部队，就可以接受伊拉克人的投降，避免库尔德人参战，控制油田，并向南部的提克里特及巴格达进发。他们的任务还包括摧毁一个位于北部的、由伊拉克资助的恐怖主义营地，该营地是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的联络处之一。
3月30日，我们得到了陆军士兵杰西卡·林奇的确切位置。事后大家得知，是一个来自当地医院的伊拉克人告诉了附近的一支美国军队，说他觉得医院有一个房间里住着一位美国女兵。我们一得到消息，就开始行动。弗兰克斯下达了一道命令：“调集一个行动队，把她从那里救出来。用你们所要用的一切手段。”
解救战俘是最难执行的军事任务之一。敌军士兵一旦发现你们，就很有可能会杀死战俘——尤其在伊拉克这样的地方，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处决了一些战俘，并痛殴了其他的战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营救战俘的行动将使战俘面临很大的危险。成功地解救一名战俘要求采取非常复杂的行动。你必须遵循一些规范的程序。首先，你必须保卫并封锁相关地区，不让任何人出入。你必须切断通讯，这样外面的人就不能向里面的人告密。你必须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目标地点，以保证敌军士兵没有机会及时返回到战俘身边。你必须提前对战俘关押地点进行监控，窃听他们的通讯联络，了解对方如何行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情报非常模糊：有的说敌军离开了，有的说他们还在。我们无法确认，所以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设想敌人还在那里。
要执行如此复杂的行动任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一支军队中抽调一组士兵。这样，大家彼此都相识，彼此都知道对方的行动方式，队伍容易保证同步。但是在杰西卡·林奇的事件中，我们没有时间做这样的安排。如果我们想立即将她解救出来，就必须采取联合行动。这就是说在我们派出去的营救小组中有特种部队士兵、海军陆战队士兵、海军直升机、空军固翼飞机和陆军的直升机。另外，我们还必须在11个小时内将这个联合行动小组集结起来。联合部队的协同行动总不能尽如人意、一帆风顺——尤其是计划的时间如此短暂。但是在营救杰西卡·林奇这次行动中，他们的行动整齐划一。
海军陆战队封闭了该区域。特种部队在半夜来到事发地点。我们有一张手绘地图，上面指示了她的位置，他们就使用这张地图，冲进了医院。那里除了她之外空无一人。二等兵林奇抬起头来，迷迷糊糊地说：“我也是美军士兵。”
得到了林奇获救的消息——以及两周后其他战俘也相继获救的消息——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战争的高潮。自从9．11事件以来，我们惟一一次彻底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也是自那以后惟一一次允许自己对某件事情着实感到欣慰。作为少数的知情人之一，我自始至终目睹了整个的营救过程。从我的角度上看，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出色的营救行动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媒体发表了大量的说法（其中还有杰西卡·林奇自己写的书），说整个营救行动不过是在做戏，说我们是在借用这个机会大肆招摇，说林奇是军方制造舆论的一个产物。但是这些说法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的心是纯净的。参与此次行动的人没有一个是为了赢得名声——我们如此行动是为了解救我们当中的一员。执行该行动的士兵们自行决定要将此次行动拍成电影（不是我们下达的命令），这很可能是件好事，因为它成了营救行动的典范，而且这部片子还可以用来训练其他的士兵。
解救杰西卡·林奇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抛去营救本身的意义不说——就在于，它再一次表明，我军如何成功地从以单一军种为行动基础的军队转变成了一支以联合行动为基础的军队。这是弗兰克斯的一大功劳：他从不允许单一军种的利益来左右由谁或者该怎样来完成一项军事任务。从来到中央司令部的第一天起，他就为建立一支联合行动队伍制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逐步渗透并影响了每一支部队中的每一个士兵。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与其他兵种协同作战。
有一点媒体从未报道，这就是有一股来自内部的压力督促我们为杰西卡·林奇颁发奖章。这股压力来自于她家乡西弗吉尼亚州的政客们，他们以最初的军事报告为由提出了这个请求，该报告称她在被俘虏之前，对前来袭击的伊拉克人曾予以反击．打光了所有的弹药。
政客们的请求逐级呈递上来，最终来到了我面前，我给他们的答复是不行。最初的报告往往都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等到最后报告出来时才能确认她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这些政客通过一个议员代表与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多次致电，给这个议员施加压力，让他促成此事。他便给我打电话，而我坚持告诉他，“必须等等看”。
“这是一件大事情，”他们对他说。“这对军中的女性非常有利。”
“这和军中的女性问题无关，”我答复道。“它只关系到真实的情况。”
如果有证据表明她的确是个英雄，我们会按章程办事的。可是我们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报告有误。拉姆斯菲尔德也知道这件事情，他完全支持我的立场。政客们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
事后表明，最初的报告确实有失实之处。她的武器经过了弹道检测，结果表明她根本一枪未发。她只是搭乘了一辆军车，在路上行驶时迷失了方向，遭遇了敌军火力，发生了车祸。车祸非常严重——坐在车内的一部分士兵因此丧生，而杰西卡身受重伤。她没有还击——她当时的情况无法进行还击。她的行为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我可以肯定她本人也会同意，她的行为和其他任何与她一道被俘的战友都一样，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战役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到3月26日，尽管曾经受到天气影响，我们还是在伊拉克境内推进了220多英里。到了3月27日，我们驻扎在波斯湾地区的29万名联军士兵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进入了伊拉克境内，我们还从驻得克萨斯胡德堡的陆军第三军团中调遣了3万人的作战部队。我们正准备发动最后一击。巴格达近在眼前。
从多方面看，4月1日都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从那一天起，我们的进攻势头迅速增强。在那天之前，一切都还不确定，而自那天起，我们的绳索已经套住了这个行将倾覆的政权，并且是越收越紧。
这并不是说，我们将不再遭遇激烈的抵抗。这样的抵抗依然存在。在卡尔巴拉和“卡尔巴拉隘口”（一条20到25英里宽的狭长地带，位于巴格达南部50英里远处，在幼发拉底河与拉扎扎湖之间），还会遭遇来自共和国卫队的抵抗。我们对该地区的形势更加关注。4月1日，陆军第三步兵师在经过了一场激战后占领了卡尔巴拉，海军陆战队第一远征部队攻打了共和国卫队的巴格达师。4月2日，海军陆战队攻占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并跨过了底格里斯河，在当天晚上，又重创了共和国卫队的麦地那师与巴格达师。
4月3日，陆军第三步兵师迎着枪林弹雨，冲过了卡尔巴拉隘口。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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