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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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让我们的舰艇在该港口加油（并致力于推动与也门的友好关系），我们觉得这个港口很不错。科尔号可以从一个距离港口很远的漂浮加油码头加油，这里离海岸有两千英里远。该加油码头设有大马力的加油泵，每分钟加油量达到近2．200加仑，整个船只加油仅需六个小时，暴露在危险之中的时间可以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我们在科尔号的甲板上还安排了射手，观察是否有可疑的船只靠近。另外，我们还采取了一个预防措施，一向是不定期地到也门加油，两次加油的时间间隔向来都是不固定的；比如在事发的那一年，我们一共也就在也门加了几次油而已。
我们安排在科尔号上的射手当时也发现了附近有快艇，但是这艘快艇看上去似乎是正常的港口巡逻艇。当我们的射手鸣枪警告时，这艘快艇并没有减速，但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自杀袭击者使用的塑胶炸弹被浇铸在快艇的船身当中，根本就无法发现。我们的士兵采取了他们职责允许范围内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却不足以挽回科尔号最终被吞没在火海中的命运。
在这次事件中，船上的士兵严格遵循了海军的军事行动准则，该准则要求他们首先在船头鸣枪警告。可问题是他们受时间所限，仅能鸣枪一次。他们按照自己所接受的训练执行了任务，但是他们的规则却不适合应付海湾地区的恐怖主义行动。在这次事件当中，如果科尔号上的士兵执行的是中央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准则（这是一套不同的、更适合反恐作战的准则），而不是海军的准则．那结果很可能会截然不同。但是在当时，海军的军事行动准则是所有海军人员必须遵循的准则。在科尔号爆炸之后，我们改变了这项规定：从那时起，所有进入中央司令部辖区的舰艇都必须执行中央司令部的军事行动准则。
事发后不久，科尔号开始下沉。它是一艘高达505英尺的船只，是现役舰艇中最大的舰艇之一，艇上有固定船员249人以及44名妇女。它是“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Adeigh　Burke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价值一亿美元。它的彻底毁灭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毁在了中东恐怖分子的手中，他们会因此而吹嘘美国是如何地不堪一击，就连她最大的舰艇之一都能被一艘快艇给击毁。科尔号不能沉没。
我们召集了该区域内的所有舰艇以及工程师和特别护卫队，让他们紧急前往科尔号出事地点，那里的水兵正在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的舰艇。他们使用水泵、绳索，连续工作28小时，连睡觉都是站着，他们没有电力，一连三天几乎没有新鲜的食物，而且只有一个厕所可以正常使用。甲板上的温度高达华氏113度，甲板下面的温度也有130度。我们调来士兵替换他们，但是科尔号的水兵坚决拒绝离开他们的舰艇。但是船体上巨大的洞口所处的位置太深了，他们的水泵见效甚微；他们眼看就要失去自己的舰艇了。最后，他们急中生智，大胆地在船体上又开了一个洞，认为这样可以提高水泵的效率。果然如此。这些英雄挽救了科尔号。
尽管如此，这次事件还是让美国备感尴尬，同时也再次警告我们，基地组织是我们面临的一大威胁。我们提醒也门总统要提防恐怖袭击，而当时正在该区域主持工作的弗兰克斯将军于第二天便飞往也门。我们与美国驻也门大使芭芭拉·布迪恩（Barbara　Bodine）取得了电话联系，她是我遇到的最出色的女强人之一。我们告诉她，我们需要加强大使馆、大饭店和其他“美国所在地”的安全保卫力量。布迪恩大使同意我们派遣一支中央司令部特种部队，一个由八名精英人员组成的、直接听命于中央司令部的行动小组。这支行动小组负责保卫建筑物的安全，在房顶安排射手，在人口处设置障碍，尽其所能保证也门的美国人处于绝对的安全之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海军修改了它的军事行动准则，要求所有船只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加油，这意味着要在该地区增派许多油轮和加油船——这是一笔相当大的、但又是必不可少的开支。
在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批评家不断将矛头指向我们，说我们接到过“可靠的情报”，完全可以避免这次灾难。事实是，我们事前的确接到了一份情报，警告我们“在世界某地的一个港口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舰艇的袭击”，因此我们才让我们的舰艇保持警惕。大量情报显示，此次袭击有可能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红海、印度洋或海湾地区。而且无法确定袭击的时间。在这份“情报”出现六个月后，才发生了科尔号爆炸事件。我们不可能就这样模糊的情报采取任何行动，所以我认为迪克·克拉克在《反击一切敌人》（Dick　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
我见过迪克·克拉克，当时他来中央司令部为我们传达资料。他特意告诉我们，他非常认同布什总统就反恐战争所采取的行动。但是，他不是内部人员。我和布什总统一道参加了无数次电视电话会议，而他从来没有出席过这样的会议。我认为就中东地区传来的情报而言，我们要比迪克·克拉克更知情。我每天都要收到一份来自于关注区25个国家的所有情报的明细表——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情报部门所提供的全部情报。当然，我们有大量笼统的情报，告诉我们“在某个地方会发生某种事件”。我们的情报人员总是在不停地做“蜘蛛图形分析”，力图把这些模糊的情报变得精确一些，但是分析结果几乎总是缺乏明确的指向。整个过程让人失望，而且非常耗时。
谈到情报，最根本的一点是，你和你派往战场搜集信息和技术情报的人相比、和你任命的情报分析人员相比，并没有什么超长之处。情报在本质上无非就是分析专家所做出的专业的猜测与推断——而且总会在某个地方有某个分析家，就像迪克·克拉克一样，在事后站出来指责我们当初忽视了某些情报。在分析有关恐怖袭击的情报时我们发现，一旦有关恐怖袭击的情报大量涌来，这就等于是向我们发出了一个格外强烈的警报信号。在2001年9．11事件发生前的几个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得到的情报还是太笼统，让人失望，但是有关基地组织要在某地发动大规模袭击的情报数量剧增，这个信号表明袭击随时可能发生。我们自然认定此次袭击会发生在中东地区，在2001年的9．11事件前几个星期里，我们的“责任区”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戒的状态。
那年夏天我曾经和连续四次当选坦帕市市长的迪克·格莱科（Dick　Greco）一同出席一次晚宴。他问我是否担心出现恐怖袭击。
“我们对此十分关注，”我回答道。“根据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认为基地组织正企图在某个地方对美国人制造伤害。”
餐桌前的人们停止了交谈。
“你们认为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问。
“我们估计会在中东发动袭击。可能是美国的大使馆或者酒店，也许目标会更出奇不意，比如埃菲尔铁塔。”
“你个人认为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又问道。
客人们都看着我。我犹豫了片刻。
“如果是我，我会追到美国本土来。我会采取一种袭击行动，彻底瓦解美国人的精神，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是某种可以影响到金融市场的袭击行动。
“但是这也是他们最不明智的选择，”我继续说道。“目前，美国人基本上过得还都很惬意，对这些事情不太关心，所以，我们的敌人低估了我们。但是上帝会让人来唤醒我们。美国人、包括我们所有人在内就是这样的，一旦有人做出了伤害我们的事情，我们就会发生改变。它能让我们团结起来，它能唤醒美国最伟大的凝聚力。”
我愿上帝保佑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在几个月以后，我惊恐地发现我的看法是多么的正确。　

　

　
第二章　9．11
“我们的历史责任非常明确：这就是对这些袭击予以还击，将邪恶从这个世界上根除……我们这个民族是崇尚和平安宁的，但是一旦被激怒，就将变得异常勇猛。这场冲突何时开始、在何种情形下开始，是别人的事情。而它将以我们选择的一种方式、在我们选择的一个时间结束。”
——乔治·W．布什总统
2001年9月14日
2001年9月11日上午7时，我们正在中央司令部的主会议室里聚精会神地召开每周一次的工作会议。各个部门主管——J1到J6部的将军们——和我一起坐在巨大的会议桌前，他们的助手在后面靠墙的地方站成一排。我们此时正在就前天晚上来自中东的情报进行分析。弗兰克斯出差在外，所以由我主持会议。我刚刚从阿曼回来，在那里我和阿曼的国防官员们进行了会谈，所以此次会议上有很多事情需要讨论。
上午8点54分，我的秘书走进会议室，很小心地将一张纸条递到我手中，以免打断我们的会议进程。纸条上写着：“一架飞机刚刚撞在了世贸中心一栋大楼上。”
我轻轻地站起身来，和我的高级助手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们在中央司令部里有一台连续（静音）播放的电视机，连接着CNN、福克斯新闻频道或MSNBC频道，于是我们打开音量，开始观看新闻。我对我的助于说：“一定是天气不好，飞机看不清。肯定是这种解释。”
但是，当我看到晴朗的蓝天上又出现了第二架飞机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恐怖袭击。在这架飞机还没有撞上世贸中心的时候，我接通了作战部主管基恩·雷诺特（Gene　Renuart）少将的电话。
“立即召集紧急行动小组。”我说道。
紧急行动小组（CAT）只有在遇到最可怕的紧急情况下——通常是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情况下——才可以召集，而且一旦召集就要求所有成员立即到场。该小组共有15名军官，来自所有6个部门——人事部、情报部、作战部、后勤部、战略策划部和通讯及信息技术部——并且在中央司令部内拥有单独的特设会议室，以供他们全力解决当前问题，井把有关情报传达给其余所有的人。
“你确定有必要召集他们吗？”雷诺特将军问道。召集紧急行动小组意味着各个部门要抽调大量人手，因此你必须十分肯定确实有这个必要。
“是的。”
“我们是不是该等等看？”
“不。”
我转身对我的助手说：
“马上联系弗兰克斯将军，还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
既然世贸中心发生了有组织的连续袭击事件，那很可能马上或者眼下就要发生针对我们“责任区”驻军的恐怖袭击行动。
我向我们的地区司令部司令们致电，要求他们封锁基地。基地封锁之后，警卫力量增加一倍，大范围内的防卫装置全部启动，不允许任何人外出，严格限制人员进入基地，士兵必须穿上战斗服（包括防弹衣和头盔），所有人严阵以待，为可能出现的袭击做好战斗准备。运输飞机往往不愿意飞入封锁地区。基地封锁的开支非常大，而且会给基地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你不能长时间封锁基地。
接着，我们听说五角大楼遭到了袭击，而且又有一架飞机正向白宫方向飞去。五角大楼内共有两万五千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我们的顶头上司国防部部长。我试图接通那边的电话，但是五角大楼完全没有信号，他们所有的电话都无法接通。
就在这时，我的红色电话响了起来。
红色电话——只有弗兰克斯和我的办公室里才有——是一部直播的保密电话，可以直接接通总统、国防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地区司令部的司令们。我拿起了电话。
“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电话那边的人问道。
打来电话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迪克·迈尔斯（Dcik　Myers）。他是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他终于找到了一部还能用的电话。他告诉我五角大楼受到了重创。我们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采取的措施以及我们需要采取的行动，尤其是封锁基地一事交换了意见。我告诉他我们正在联系弗兰克斯，他说：“拉姆斯菲尔德待会儿也想和你通话。但我刚才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通电话的，而且目前还找不到一个可以用的电话号码给你。”
我结束了和迈尔斯的通话后，看到电视上出现了五角大楼正在燃烧的画面。拉姆斯菲尔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正在从大楼里往外搬运遇难人员的尸体。
迈尔斯的声音平日里总是镇定自若的，可这一次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掩盖的震惊、愤怒的情绪和立即采取报复性还击的强烈渴望。我那天一直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通话，他们的声音中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一种同样强烈的愤怒情绪。其中一名官员甚至问我：“你怎么听上去都不感到愤怒呢？”
“我是很愤怒，但是我有工作要做。我不能让愤怒的情绪左右我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
许多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当时都认为我们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袭击目标。我们将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内外的安全警备增加了十倍，启动了外围的防卫路障，并在房顶布置了大批射手。
我的助手接通了远在塞浦路斯的弗兰克斯将军的电话。
“我要立即回国。”他说。
“我不能肯定能否给你拿到飞行许可，”我说。“现在空中完全戒严了。”
“我要立即回国，”他重复说道。“你来想办法。”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
接着，迈尔斯又打来电话，这一次拉姆斯菲尔德也在线上。我们又回顾了一下我们为预防新的袭击行动所采取的或即将采取的措施。迈尔斯向我保证，弗兰克斯可以乘飞机返回国内。
不一会儿，坦帕市市长给我来电话，我们在电话中说到了几个月前的那次交谈。他说：“上帝啊，你当时是怎么想到会出这种事的呢？”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处理一些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我发现现任政府想要的并不是克林顿政府应对恐怖袭击时所一贯采取的、短暂的报复性打击，而是一场战争，因此我们必须立即着手准备，将目前正在休假的陆军士兵全部召回。我要确切了解恐怖分子的巢穴，以便在得到命令时能立即派遣特种部队。
那天，我们紧急行动小组的成员由最初的12人增加到了最后的35人。中央司令部的工作人员通常保持在1，000人左右，但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的人数增加了三倍。我们此前正在加紧成立一个随时可以（向前方）行动的、设立在卡塔尔多哈的中央司令部总部——相关工作早在9．11事件发生前几个月就已经展开了。
我们设定了初步的目标：基地组织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我们在那里没有部署军力，没有设立使馆，情报人员也很少。我立即向国务院、中央情报局以及其他部门征集我们所能征集到的有关阿富汗的一切信息。我知道弗兰克斯一定想要一份全面的情报汇总、一份颇具说服力的建议书以及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
战争即将打响，而阿富汗就是我们的下一站。

乔治·W．布什总统正在注视着我。弗兰克斯和我正在出席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与会的有总统布什、副总统迪克·切尼、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纳特、国家安全顾问肯多莉莎·赖斯以及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人员。总统希望简要地了解一下是谁发动了恐怖袭击，我们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我方）可以采取哪些行动。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