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指挥中央司令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真相-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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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南部的据点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1月13日，杜斯塔姆将军与南部的将军会师——他们当中有的是普什图人——并开始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推进。不到两个小时，塔利班就交出了该城。困难接着就开始了。管制这个城市比攻打它可难多了。那里的人们很高兴能获得解放，但是兴奋过度就会引发混乱和劫掠。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
在这方面，我们的盟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英国人主动向喀布尔派遣了一个旅，其他16个北约国家也相继派兵，组成了一支国际安全摄助部队（ISAF）。英国人在训练警察以及成立警察局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但是即使以最快的速度，他们也要花三个星期才能把他们的人运送过来。当地的路况非常差，飞机跑道太窄，不允许运输机降落。我们决定在喀布尔北部的巴格兰机场开通一条主要的飞机跑道，供C130起落。这是我们在阿富汗境内拥有的第一个大型飞机跑道，是我们取得的一个重大战绩。
但是在此期间，喀布尔安全部队还需要5，000人。所以北方联盟在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到达之前还要负责维护那里的秩序。我们将自己的部队部署在城外，以防敌人的反攻，但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困在城里扮演保安的角色。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仍然控制着南部地区，冬天很快就来了，我们需要自己的部队能抽出身来攻打其余的城池，包括坎大哈。
11月14日，就在喀布尔攻陷后不久，东部的贾拉拉巴德也宣告攻破。不到两周，塔利班在北部的最后一个重镇昆都士也被攻打下来。这场胜利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在我们占领了马扎里沙里夫后都逃到了昆都士。现在北方彻底掌握在我们手里了。摆在我们面前的大战利品将是塔利班最后一个据点：坎大哈。这将是塔利班最后一个立足点，我们知道这个城市不会被轻易攻破。他们会拼死一战，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可能有化学武器，可能已经准备、并且非常想要使用这样的武器。他们在东部的多拉波拉还拥有连绵数英里的、错综复杂的山洞群，另外在漫长的巴基斯坦边境上还有许多可以让他们轻易钻过去的空洞。这场战争还远没有结束。
哈米德·卡尔扎伊（Hamid　Karzai）是一名普什图族的将军，是集结在坎大哈附近的阿富汗军队的司令，我们把他视为解放后阿富汗的领导人。卡尔扎伊此前一直流亡在外，拥有大批的追随者，他在战争初期，坐着摩托车在没有携带任何安保人员的情况下，穿过巴基斯坦边境，重新回到了阿富汗。
一进入阿富汗，卡尔扎伊就迅速地重新确立了自己反塔利班领导人的地位。他向我们寻求帮助，我们向他空投了设备、武器、食物以及补给。
他打了一系列的小战役，逐渐靠近坎大哈，但我们想让他避免主要冲突，保存实力。颇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所遇到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于别人，恰恰是来自于我们：我们的一架B52轰炸机误投的一枚炸弹就在他附近爆炸，他的脸被炸弹的碎片划伤了。他简直气疯了，不过除此之外，他安然无恙。
卡尔扎伊将军12月7日抵达了坎大哈，此时他要做的就是走进这个城市，打上几个小时，然后接受塔利班的投降。从官方意义上说，这就是坎大哈战役。
而真正的坎大哈战役发生在几个星期之前，也就是11月中旬，是由我们的特种部队协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完成的。
在战役开始之前，我们就料想到坎大哈将有一场恶战。我们不想从北方发动一场简单的、敌人早有抵抗准备的进攻，然后陷于城市巷战以及有可能发生的白刃战中。如果指挥不当，我们将在坎大哈战役中付出惨重的代价；闲此。我们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为进攻坎大哈做好了准备。
我们派遣了一批人数不多的特种部队进行了一次秘密的军事行动，用飞机把他们运到坎大哈南部60英里外的、沙漠中的一个预定地点。他们在那里建设了一条沙子跑道，后来我们需要不断地对这条跑道进行修整，但是该跑道使我们终于可以用飞机将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土兵运送到我们建成的、代号“犀牛”的军事基地。到11月底，我们已经用C130和C17运输机（从阿曼起飞）以及H53运输机（从我们的航空母舰上起飞）运送了上千名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士兵。
犀牛基地并不是一个安全的降落地点，其所在区域也不安全。那时，有许多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也恰好逃往那个方向，希望能在开战之前逃离坎大哈。而实际上，这也正是我们建立犀牛基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基地组织成员逃往南方、抵达巴基斯坦边境之前将他们抓捕。我们把自己的士兵运送到他们南逃期间的必经之路上。
我们没有坐等敌人的到来——而是主动出去搜寻目标。我们派出的巡逻队从10人到100人不等，他们潜伏着，等待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深夜从坎大哈沿高速路逃奔而来。我们的士兵埋伏在夜色中，配戴着夜视镜，在敌人进入犀牛基地15英里范围时从道路两边发起进攻，将他们的卡车炸得粉碎。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到来，我们也开始向坎大哈周边地区发起进攻。我们在夜间出动（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和其他的联军特种部队），分为十几个行动小组，散布在不同的位置上。我们的部队从没有进到该城的内部。我们总是在夜间袭击塔利班或基地组织的护卫队，有时候是和我们的攻击性直升机协同作战。我们将所有的出口和所有的主干道都控制在自己手中。我们夜间用掠夺者来监视他们的行动，白天则派地面部队来完成这个任务。这种战斗要求我们必须使用快速的机动车，并且在战斗过程中不能提供太多的支援。我们必须在夜间分小组完成任务。这具有高度的危险性。而这也恰恰是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专长。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常常打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措手不及，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力量。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之后，敌人的军心已经严重地动摇了，迫使坎大哈投降的时机已经成熟。
12月7日，就在卡尔扎伊接受了坎大哈首领的投降之后，阿富汗所有的城市全部控制在我们手中了。我们在八个星期内就做到了俄罗斯人用了十年也没有做到的事情。表面上看，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可实际上战争还并未结束。阿富汗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相当于一个得克萨斯州——而且基地组织深谙藏身之道，并且他们在阿富汗的藏身条件也非常好。阿富汗是个山洞密布的国家，其复杂程度完全可以和萨达姆耗资亿万美元修筑的地下掩体相媲美。贾拉拉巴德以南20英里处的多拉波拉山洞就绵延数百英里，而且在巴基斯坦境内还有大量的洞穴出口。基地组织在这些山洞里早已配备了饮用水、电力、大量的食物、武器、弹药，甚至还有通风系统。
毫无疑问多拉波拉地区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惟一的问题是我们在战斗中是否要派遣我们的地面部队，还是应该依赖大规模的空袭配合北方联盟的进攻。我们选择了后者——此后我们的这个决定招致了许多博学之士的批评。
可事实再简单不过了，我们根本不能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多拉波拉山区长期居住着一些对美国以及其他外来人极度仇视的部落。现实情况是，一旦我们把自己的部队派到那里，就不可避免地要和阿富汗村民进行战斗——在敏感的时候导致关系恶化——这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决定让中央情报局和我们的特种部队与态度友好的普什图族将军一同组建一支“东部联盟”军队。该计划的目标是迫使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员从山区的高地进入山洞地带，然后再把这些山洞彻底炸毁。
多拉波拉战役最初打的是地面战（而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空中战）。该地区是世界上地势最险恶的山区，海拔高达13，000英尺左右，终年覆盖着冰雪。由于海拔的原因，我们的直升机无法进入该地区，所以我们特种部队的战士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援。从敌人手中攻下高地的进程非常缓慢——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其中包括拉姆斯菲尔德。
“上帝啊，你们就不能让他们加快点进度吗？”一天早上，拉姆斯菲尔德对我说道。“见鬼，我就曾经在海拔那么高的地方滑过雪，而我当时已经是69岁的人了。”
“部长先生，我们得客观地来看，”我说，“他们每个人肩上都背着130磅的装备。他们是垂直向山顶进发，一路攀登的都是冰岩。在此期间还要遭到敌人的攻击。他们已经在全力以赴了——再说他们还没有雪橇呢。”
他听了之后笑了起来。
“是啊，”他说。“有道理。”
这是拉姆斯菲尔德的一大优点。他可能表现得很苛刻，但是只要你能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他总是能接受，不再追究下去，
我们最终攻占了高地，将敌人逼进了山洞。接着我们就开始轰炸。我们使用的是“掩体攻击”炸弹和其他高级的、能深入山洞内的钻地炸弹。不管此前出现过什么传言，总之再深的山洞我们也能炸穿。我们的袭炸接连不断地持续了三个星期。
我们对奥萨玛·本·拉登紧追不舍。在我们轰炸这些山洞的时候，他绝对就在那里。轰炸期间，每天拉姆斯菲尔德都要问我：“炸到他了吗？炸到他了吗？”对此，我不得不回答我们还不知道。对军方来说，找到证据的压力非常大，除非十分确定，否则我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他的活动地带投下数吨的炸药，采取军事行动，然后派遣地面部队冲进去，搜寻干洞穴。据可靠情报，他的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严重受伤。我们相信他至今还活着，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现在就在巴基斯坦。问题是这些山洞即使没有上千个也有上百个秘密的出口，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发现并封堵所有的出口——更何况它们分布在长达1，500公里的边境线上。
我们知道他有可能逃跑，并且恳请巴基斯坦军方做好准备。我们希望巴基斯坦能把他们的常规军从北部调遣过来，驻守在多拉波拉附近的边境线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巩固这里的边防。但是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对此却爱莫能助。巴基斯坦临近多拉波拉地区的边境地带是一片部落聚居的偏远地带，几乎不受政府控制。该地区的部落不喜欢外来人，甚至不允许巴基斯坦军队驻扎在他们的居住地。穆沙拉夫如果把自己的常规部队派到那个地区，就必然会激起一场内战，惟一得到这些部落的允许、可以进驻其居住地的就是已经驻扎在当地的巴基斯坦“边疆卫队”（相当于一支游击队）。我们只能依靠这支队伍在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包括本·拉登在内——穿越巴基斯坦边境准备逃离时将其抓获。更糟糕的是，这片部落聚居区对本·拉登非常友好。他是当地最富有的人，多年来一直为这里的人提供资金救助。
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与阿富汗人以及巴基斯坦人合作。这意味着我们要寻求巴基斯坦内务情报局（ISI）的帮助，该部门相当于我们的联邦调查局。问题是ISI长期以来一直和基地组织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穆沙拉夫总统施加了大量的压力，让他清理ISI，将那些对基地组织持同情态度的人清除出去。穆沙拉夫听了我们的劝告，开除了ISI的领导人、与双方都有联系的马哈默德·艾哈默德将军（Mahmoud　Abhmad）。在我们追捕基地组织的过程中，这是最具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之一。它将ISI转变成一个有效的力量，能够执行在巴基斯坦城市内追捕本·拉登的任务。
我们确信本·拉登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很可能每天晚上都要换一个藏身地点。不管如何，他一定在东逃西窜，因此几乎无法像战前那样对基地组织进行有效的指挥。虽然我们没抓到他，但是在ISI的帮助下，我们捕获了数百名基地组织的活动者。其实，我们对基地组织的抓捕行动80％都是借助巴基斯坦的援助。不久，我们就接收到了大批的囚犯。问题很快就出来了：我们该如何安置他们呢？

我们占领喀布尔的时候，就已经有太多的战俘需要安置了。我们匆忙在喀布尔以北20英里处的谢尔伯根（Sherbergan）成立了第一个战俘营。它是北方联盟管理下的一座监狱，由杜斯塔姆将军负责。谢尔伯根有三千多名囚犯，大部分都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北方联盟对管理如此大规模的监狱并没有做好准备，而且也缺乏足够的警力。我们让杜斯塔姆将军在处理囚犯的时候务必谨慎从事，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搜查，并在监狱内部加强安全保护措施，但是要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战事无常。没有人会想到，监狱里的囚犯竟然会偷偷把武器藏在衣服里带进了战俘营。
2001年11月25日，谢尔伯根战俘营中的基地组织囚犯用偷运来的武器袭击了狱警，突袭了我们派驻该监狱的两名中央情报局讯问人员中的一名，杀死了约翰尼·“迈克”·斯潘思（Johnny　“Mike”　Spahn），一名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数十名北方联盟的士兵。经过空中打击和24小时的浴血奋战，我们才平息了基地组织的这次叛乱。
第二天，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这群基地组织的士兵中竟然有一个美国公民。事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当中有巴基斯坦人、沙特人、埃及人、澳大利亚人以及来自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基地组织的盟友和我们一样多。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多国部队；没有人想到我们会发现与我们作战的人当中竟然还有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
越来越多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囚犯从阿富汗各地蜂拥而至，我们知道自己手上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监狱，不受北方联盟的管理。我们需要一种相对长期的机构设施。弗兰克斯和我希望在阿富汗外部寻求解决方案，但是拉姆斯菲尔德最初却希望把这座监狱建在阿富汗境内。
“我们需要在这个国家的内部建立一个长久的地方。”他说。
我不同意。“我们必须把他们关在别处。”
“在阿富汗境内有什么不好？”
“我们要把自己的军队人数控制在小范围内，目前，派到那里的人需要出去搜捕本·拉登，需要出去作战，而不是呆在那里看守囚犯。”
从一开始，我们的阿富汗作战计划就明确了，我们需要采取小规模的军事介入；要想赢得民心就必须淡化我们的军事介入。如果我们派遣更多的士兵（我们需要数千人才能对所有的囚犯进行安全管理），就会增加我们的军事介入，就会引起民众的反感，而且会让我们的部队成为基地组织自杀性爆炸袭击者极其容易得手的攻击目标。另外，把基地组织囚犯关押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显然不够明智。这样，他们很容易受到叛乱者的挑唆，试图越狱，而且他们很轻易地就能挑起监狱内的暴动。
“那么你想把他们关押在什么地方？没有一个盟国会同意把这些家伙关在自己家的后院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头疼的问题。拉姆斯菲尔德说得很对——没有一个盟国愿意接收这些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并没有被判死刑。我们必须保留施行死刑的权力。如果我们抓到了曾经参与9．11恐怖袭击、科尔号爆炸或其他暴行的恐怖分子，那我们不排除使用死刑的可能性。
最终，我们选择了关塔那摩基地，这是美国的一小块领地，与古巴之间只隔了一道篱笆和几个岗哨，距离中东非常遥远，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