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主编:张连红-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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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德胜，现年60岁，当年他只不过是10多岁而已，一家七人只有他一人死里逃生，其他六人，包括：　父亲蔡湘郎，母亲，姐姐蔡菊英、谭妍，弟弟德修、德明，都惨死在蝗军枪尖下，尸骨无从寻觅，遗恨终生。　
蔡德胜讲述蝗军　
杀害他一家　
蔡德胜在记者访问时称：　他的父亲蔡湘郎，当时与家人共住在港尾村，务农为生，父亲为其亲戚管理树胶园，生活美满安乐。　
1942年3月16日，他知道数十名荷枪实弹的日军脚车部队到达港尾村，以发安居证为藉口，召集所有的村民到街上旷地集合，所有村民谁也不敢反抗，也不知道这是死亡的前奏。　
当全村的人，男女老少都集齐后，在日军号令下，这些待宰的村民被分成一组组，每组十多名，各在两名或三名日本武装蝗军押送下，被带到不同的方向而去。　
他说：　“当时我根本没有跟父母姐弟一起，我也不知道他们被押到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但只领悟到，一组组的人一去不回头，只能听到惨叫救命声从远近传来。　
“我自己被混在另一组里，被押到河边的一个斜坡，手持枪刀的蝗军露出狰狞的脸孔，示令大家排成一排，蹲跪在地上。”　
“惨唉！我被排在最后的第二人，眼见惨无人道的蝗军，一刀刀刺在每个人的身上，一个个惨叫而倒毙。”　
一刀穿腰而过　
在此种情况下，心里想死定了，果然日军一刀刺到他的右腰间，仆地倒下，但冥冥中似乎注定不该死就不该死，那一刀虽然穿过腰间，但并不中要害，昏迷中隐约听到日军吱吱咕咕，并在小河中洗东西。大约半小时之后，他完全苏醒，不见蝗军，只见同被押来的人的尸体散布在周围，惨不忍睹，不知道什么是怕，也不觉得痛，只是心里很悲痛。　
他说：　求生是人的本能，尤其是在最恐怖最痛恨的时刻萌生之念更强，忍着痛苦，负着重伤，爬行至森林边缘，就在那里迷糊地度过漫长恐怖的一夜。　
第二天，只望见村里烟雾密布，那是蝗军杀了人放火烧掉房屋，四周寂静，到处尸体，令人不寒而栗。　
离开森林，向村里走，不知何去何从，也看不到父母姐弟亲人，下意识地明了，他们全部是难以逃过劫数。　
负伤走到一间未烧完的房屋，屋外有一口井，巧遇另一名同村负伤逃生的“发油仔”，他很悲愤，觉得生不如死，叫我一同跳井自杀，以免出去又被日本蝗军杀掉。　
他说，他不愿这样死，也劝“发油仔”不要跳井，一同出去求生。　
负伤蹒跚逃走　
他们一同负伤，忍痛，挨着饥饿向着“石叻门”走去，那时日本蝗军可能全部已离去。　
港尾村被蝗军滥杀数十年后挖出的骷髅，移葬在纪念碑。　
就在石叻门附近，他们幸运地遇到一名高州人，他是一位好心的人，带他们到他的家，石叻门的森林，以后蔡德胜知道这是一间当时的锯木厂，那边早已有很多受刀伤的同村人，惨叫呼痛，此情此景，悲忿填膺，无语问苍天。　
这位侠心的高州人很热心，每天到森林里去找药草，为伤者洗伤口，敷草药，然后协助伤者离开到庇朥各地去。　
蔡德胜说：　我在高州人那边给他疗伤约十天，伤势大为好转，才独自离开，孤身到庇朥，投靠当时胶商裕和号张耀泗，因为以前我父亲看管的胶园，胶片都是卖给他。　
他表示非常感激当年救他为他医治的高州佬。　
在庇朥裕和住了两天，带着悲愤的心情到芙蓉亲戚家，那是他父亲管理胶园的园主，获得留下长住。　
他痛恨蝗军的无人道血腥惨杀行为，使他家破人亡，只有他逃出生天。　
（参见本节案例4）　
5．　1993年2月21日《中国报》，陈逸平：　《阿伯控诉——逼我带路找共党蝗军踏烂手脚趾》　
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王伍尾是一位年约20岁，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当时他在森美兰州瓜拉庇朥港尾村（目前的巴力丁宜），以农耕为生，当时过着的是一段相当清苦的生活。　
想不到生活在平淡的日子里，一件令人不敢相信的不幸事件却在他的身上发生了，日本蝗军不知从哪里得到错误的情报，诬赖他是共产党的成员，将他扣留后以各种残忍的手段逼供。由于王伍尾与共产组织根本无关，因此对蝗军提出的问题也一无所知，所以完全没有答案，谁知蝗军因此而恼羞成怒，以军靴踩踏他的一双手掌的十双手指和右脚的五双脚趾，以达到逼供的目标，结果造成王伍尾的有关手指与脚趾后来因为得不到良好的医治而腐烂了……　
酷刑逼供　
王伍尾今年已经是一位72岁高龄老年人了，祖籍是广东海丰。不过他在很早前已经皈依了回教，另取名为“雅谷敏沙末”，目前是居住在瓜拉庇朥县德拉积甘榜亚逸依淡万巴，靠着一双仅有少许拇指，而没有手指的光秃秃的掌盘，为该乡村地区内的居民修理脚车过活。　
王氏指出，日治时期，他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内部的石叻门山顶区。1942年，日本蝗军在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悲剧前三天上午八时左右，他在踏着脚车朝着瓜拉庇朥市区而行时，在途中被三名日本蝗军截停下来，原来对方硬指他是共产党成员，并迫他马上带领日军进入森林攻打共产党的营寨。虽然王伍尾当时曾表明他并不是共产党分子，不知道共产党的下落，可是对方怎样也不相信，一定要他带路进入森林对付共产党，结果当时一行人进到森林地带走了一圈而没有任何收获。　
第二天，王伍尾回到瓜拉庇朥，那些为蝗军服务的爪牙仍不放过他，将他带到瓜拉庇朥警局扣留起来。当时扣留所内早已有数十名人士在那儿，各人都被蝗军或爪牙以种种残酷的刑法来逼供，惨叫之声此起彼落，教人听了都感到心寒。　
王伍尾被送进扣留所后，有关爪牙迫他必须供出共产党的下落，否则将会蒙受更多苦头。由于王伍尾对共产党的活动一无所知，只好哑不出声，对方在盘问中得不到任何答案，因而怒气冲天，除了拳击脚踢之外，同时进一步以军靴跟底，将他的一双手的十只手指，以及右脚的五只脚趾踩踏得稀烂，鲜血不停地流。当时的他，受到这种没有人性的蝗军的折磨，的确痛楚万分，恨不得马上死去，以避免继续遭受血肉之躯的痛苦。　
草药治伤　
王伍尾的右脚没有了脚趾，虽然过了51年，其伤口还不时流出血水。　
后来他得到负责瓜拉庇朥区军事的日本军官岩田亲自下令释放，总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当时王伍尾一双手十根手指和右脚五只脚趾的伤势非常严重，于是便到医院求医，但是医生对他的手指和脚趾几乎变成肉酱的情况，表示无能为力，只给了他一些药品暂时敷住伤口而已。　
当时王伍尾的母亲和两位妹妹都居住在马口，事后他虽然重回巴力丁宜的住处，但是在那里他举目无亲，有谁来照顾他这位受了重伤的人？结果天无绝人之路，当地一位外号叫“曹操”的农民对王伍尾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于是收留了他，并想办法采草药替他治伤。　
自我训练　
当时求生意志坚强的王伍尾并没有向恶劣的环境低头，虽然一双手和右脚已经残废了，可是他并没有倒下去，反而更勇敢地站立起来，为了日后的生活，他决定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到底，自力更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4）　　　
王伍尾于是进行自我训练，以一双侥存少许拇指的秃手来做日常工作，同时在一位好心的小园主的关照之下，初时允许他以缓慢的速度来练习割胶，后来割胶工作比较熟练了，生活才安定下来。　
王伍尾因为日本蝗军当年以残暴的手段对付，而造成他今日残废一生，过去的一段惨痛的经历是他毕生难忘的。他除了痛恨日本蝗军胡乱诬赖好人，不问青红皂白而采取残忍的手段迫害之外，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对当年蝗军的暴行负起责任，必须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6）　
6．　1996年7月12日《南洋乡情》：　《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邓亚梅下月初赴日本索蒙难赔偿美金20万》　
〔吉隆坡11日讯〕54年前，身中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下个月以日治时代蒙难者的身份，出席日本的第六届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同时向日本政府索偿20万元美金。　
她昨早在十五碑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她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3月16日这个惨痛的日子。当年她年仅14岁，当天她的父亲邓宝（当年60余岁）、母亲熊玉香（当年62岁）及哥哥邓甘兴（当年24岁）与森州庇朥港尾村数百名村民，一起死在蝗军大屠杀的利刀下。她心有余悸地说，当日年幼无知的她在母亲的保护下，在乱刀下身中18刀，不过命大，待蝗军离去后的第二天，侥幸生还的村民，在尸臭味熏天的尸堆中，发现她气若游丝，马上把她带到山上敷药治疗，经过漫长的两个月的疗养始复原过来，使她大难不死的捡回生命。　
被蝗军猛捅18刀大难不死的邓亚梅（左），下个月与孙建成出席日本的太平洋战后国际赔偿研讨会。图示他俩展示起获大批骷髅的照片。　
她昨早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陪同下举行记者会。　
孙君透露，他与邓女士是代表大马单位，受邀出席这项在东京的千叶县举行的研讨会，历时两天，即8月9日至10日。主办当局是日本民间律师团，出席者享有免费膳宿。　
他指出，除了他俩，另8名庇朥的会员也自费的参与这项盛会。　
他打算向大会提呈四项提案，以便在大会的协助下向日本政府追讨每名蒙难者家属20万元美金的赔偿。　
这些提案包括：　（1）　215名会员投诉家属在日治时代无辜被蝗军屠杀。（2）　46名被派到泰缅建筑死亡铁路的生还者要求赔偿。（3）　7名会员追讨俸纳金，日治时期，全马人民缴付给蝗军的俸纳金高达5000万零吉，包括新加坡人的1000万零吉。（4）　227名会员向日本政府要求更换日治时代的896万日元，当年日本政府在大马发行多种面额的“香蕉钞”。　
他最后指出，目前筹委会在全国有582名会员。　
（参见本节案例7）　
7．　1988年5月28日《新生活报》，严常：　《扛锄头翻尸救女孩走后门跳井活命》　
8岁的女孩上半身，被父亲的尸体压住，她的左腿及其他部位，给日本兵用枪尾刺刀刺了九刀，后来被伯父发现，把她背起，鲜血滴在走过的路上……　
讲话细声细气，看来有点怯弱的陈谭娇，今年54岁，在马口（Bahau）住家，第一次接受新闻记者的访问。　
在日本兵疯狂屠杀港尾村675人的暴行中，侥幸生还者之一的孙建成，小时候也见过陈谭娇。　
46年前，陈谭娇只有8岁。　
文文静静，瘦瘦小小的陈谭娇，时常给大伯陈和牵着小手出港尾村街上，到咖啡店里喝茶。　
在外人看来，大伯非常疼爱陈谭娇。孙建成孩提时，还以为时常牵着陈谭娇，到店里喝茶的那个50多岁老人，就是她的父亲。　
陈谭娇能够活到今天，救命恩人就是大伯陈和。　
陈和从井里爬出来，在死尸堆中找到身中九刀，成了血人似的陈谭娇，背去村尾的“石栏门”找中医，用青草药治疗伤口。　
有如再生父母的大伯，已于三年前在中国逝世，享年90多岁。　
8岁的小女孩，日本兵如存心非置她于死地不可，一刀就可以送她归西天。　
8岁的陈谭娇身中九刀居然不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从这个谜一样的残酷际遇中，似乎可以探讨出人性中善良或罪恶的一面。　
左腿露外面　
陈谭娇是陈王和尤娣的大女儿，她上面还有一个10岁的哥哥，下面还有一个5岁的妹妹。　
陈王和尤娣都是胶工，46年前，一家五口就住在港尾村的一个菜园屋里。　
离家不远处另外有一间菜园屋，里面住着当年已经60多岁，靠做杂工为生的外公和外婆两个人。　
体力劳动者，为了耐肚有力气工作，早餐不是喝茶而是吃饭，所以叫早饭。　
陈谭娇当年身中九刀不死，是日本兵有意放她一条生路？还是有意折磨她？　
陈谭娇还记得是在吃中饭，12点多的时候，忽然有两个日本兵来叫门。　
这一天是1942年3月16日。　
当40多岁的陈王抱着陈谭娇，30多岁的尤娣抱着妹妹出到门外来，又看到另外一个日本兵站在屋外。　
哥哥紧跟在父母亲的后面，一家五口，就这样被三个日本兵押到一个烂港（意指有烂泥的芭蕉地），只见已有百多人挤作一堆蹲在那儿。　
陈王和尤娣给赶了过去，也照样蹲下。　
不久，为数不明的日本兵，即围着用枪尾刺刀刺杀这些村民。每个人都怕到不会起身逃走，只会搂着亲人作一团，呼天抢地号啕大哭大叫。　
事实却是：　呼天不应，叫地不灵。　
为什么他们不会果敢地置死地而后生，向四面八方突围分散逃命呢？　
陈谭娇回答说：　“以前的人都是傻的。”　
忠厚憨直的“傻”，当生死已系于一线之间，却只会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愚蠢反应至此，可悲复可怜。　
也不知是在什么时候，陈王被刺毙，陈谭娇的上半身，就这样给倒下的父亲尸体压住了。　
只有她的左腿露在外面，九刀之中，陈谭娇只清楚记得左小腿给刺了一刀。　
她没有哭，也没有喊叫，她只是害怕地紧紧地闭着眼睛不敢看。　
或许她是给吓坏了，后来身上给补上八刀也不知道；可能她当场过后已昏死了过去，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也一无所知。　
当天晚上，大伯陈和扛着一把锄头来翻尸体找弟弟。　
忽然，他听到熟悉的小女孩啼哭声。这时候，陈谭娇苏醒过来了，小小女孩感到身上痛楚难当，便自然而然地哭了起来。　
陈和抱起她时，还提醒她说：　“不要出声。”　
因为陈和担心附近还有日本兵。　
陈和当晚就把侄女陈谭娇背着往“石栏门”跑，一路上血流不止，去到哪里，哪里就滴满鲜红的血。枯井没有水　
陈谭娇在“石栏门”住了很久，她的伤势终由懂得中医的板厂工友，用青草药把它治好。　
陈和的现身，背后藏着一个乱世中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他当天并没有跟随其他村民，一起被日本兵押去烂港送死。　
当他发现日本兵来叫门时，却机警往后门逃跑，神不知、鬼不觉地跳进不深、又没有水的枯井里躲起来。　
天色入黑了，他才好不容易慢慢爬出井口，然后去找一把锄头……　
陈谭娇说大伯“最命大”。　
陈和、陈王是亲兄弟。三兄弟之中，只有陈和大难不死，另外一个弟弟也在日本兵枪尾刺刀下遇害了。　
陈谭娇说：　“大伯当时还救过另外两个人。”　
她曾亲眼看到一个肥胖的女人，小肠从日本兵划破的伤口流出来，她又硬生生地把它塞了回去。　
陈和另外救的一个是不曾中刀伤的50多岁妇女，他把她们两个一起带回“石栏门”疗伤与避难。　
陈谭娇中九刀，刀伤遍及身体各部位。左小腿下一刀，伤势最严重，刺穿而过；肚子一刀，左边一刀，以及背上六刀，共九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5）　　　
笔者问到这里时，满腹疑问：　为什么日本兵不干脆把你一刀刺死呢？　
陈谭娇摊开双手说道：　“不知道。”　
善良的一面　
坐在一旁静静旁听的黄秀珍（陈谭娇的侄女），这时忽然插嘴说：　“可能日本兵不忍心。”　
这是很好的推断，因为秀珍想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也就是说：　当这个日本兵在一刀把陈王刺毙后，随即又把陈谭娇露出尸体外的左小腿刺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