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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人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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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和安家村的姚仲明是姑舅兄弟。姚仲明是和薛醒民一块被阎锡山派去当兵的，情况和薛醒民基本一样。薛醒民的家庭困难，只在本村学校里上过不到一年的小学，识字不多。姚仲明家是财东（地主），也是弟兄两个。初中毕业以后，便被阎锡山派去当了兵。他还清楚的记得姚仲明、薛醒民，还有东侯度村的姚治太和一个他不认识的人，被派兵以后在西侯度村训练时的情景。这些人在教官的指挥下，用铁锨把当枪扛在肩上进行训练，那个教官还教他们唱着阎锡山骂共产党的歌：“**残忍，杀人如割草……”。
薛廷臣自己就算是西候度村里第三个到过北京的人。在过去，去北京对他这个农村的放羊娃来说，的确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有想到，今天他竟然也到了北京。
他的另一个感受是：高层的领导也不一定全正确。他们说的话有些地方也是错误的。他对粮食部部长章乃器的报告就有些看法。
会议期间，粮食部部长章乃器作了一个报告，他先说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以及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等大好形势，接着他说：人民解放军是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加强人民军队建设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国家要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有什么用？打仗用不着他们，国家养着那么多的三军仪仗队是白吃粮食。讲话中，他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毛主席曾经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认为国家养的这些仪仗队，就是一种极大的浪费，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犯罪。”
这一次北京开会，青海只有他一个人参加了会议，开会期间，薛廷臣是和天津的几个代表住在一个四人房子里，听了这个报告以后，晚上没事，几个人就在一起议论会议的内容。他们都认为，章部长说国家的仪仗队是白吃粮食是浪费和犯罪，这句话说的就是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从新闻纪录电影里，他看见过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外国元首时出现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场面。薛廷臣尽管文化水平不高，但他觉得，国家的仪仗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的。他怎么能说这是浪费和犯罪呢？他的看法得到了同室代表的赞同。
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薛廷臣的看法是正确的。过了没多长时间，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章 （章乃器）、罗（罗隆基）右派集团向党猖狂进攻的文章。后来两个人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当然，他们肯定还有其它的言论和问题。
薛廷臣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就是在北京开会期间，他还是时刻记挂着他的榨油厂。榨油厂的榨油机是天津生产的，会议刚一结束，他就专程去了一趟天津，从搾油机厂买了一些机器配件，当天又返回了北京。
从北京返回青海的时候，他想顺便再回一趟家，就没有在北京等着买卧铺票。在买票的时候，他打听到从太原也有到风陵渡的火车，他便买了一张从北京到风陵渡的直通车票，经过太原车站签字倒车再到风陵渡下了车，便回到家里呆了两三天。
这是他九年来的第二次回家。
薛廷臣很爱他的家乡，一有机会就想回家看看。后来在商业部门当采购员的时候，出差只要经过孟塬车站（现在改为华山车站），如果任务不那么紧，他便有意不买卧铺票，就是想利用车票的有效期限，下车到家里住一夜或停上一天半天的。
自食苦果 ＇本章字数：3647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8 08：27：59。0＇
026 自食苦果
一九五七年五月，青海省民政厅在西宁召开全省的工资会议。桥头榨油厂接到青海省工业厅和大通县政府的两个通知（青海省工业厅的文件是抄送件），要榨油厂的厂长到省里参加全省工资会议。大通县政府副县长韩国良、民政局的一个分管工资的干部和薛廷臣三个人参加了这次工资会议。
会议期间，薛廷臣看到了青海省工业厅拟定的调整工资方案。省工业厅把桥头榨油厂丶大通陶瓷厂都列为县（处）级单位。这两个厂的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七级，副厂长最低工资限额为行政十九级，和工业厅领导的其它县级厂矿是一样的，也和大通县政府的正、副县长是一样的。
青海省工业厅原来给桥头榨油厂配备的厂长是部队转业的正营级干部，工资就是行政十七级。薛廷臣去桥头榨油厂的时候，省工业厅刚把桥头榨油厂的行政领导关系交给大通县领导，业务上仍由青海省工业厅指导。他到桥头榨油厂工作以后，曾参加过几次青海省工业厅召开的业务会议。
工资会议以后，薛廷臣是随大通县定的级，大通县给他定为行政十九级。尽管级别少定了两级，但亲自参加了全省的工资会议的薛廷臣并没有怨言，他在个人利益上一般很少计较。
大通陶瓷厂以后又划分为大通一、二陶瓷厂和大通玻璃厂三个厂，这三个原来都是县（处）级单位。这些厂子的行政领导关系，后来也郝移交给大通县政府领导后，厂子的规格也都成了大通县管辖的（科）局级单位。
一九五七年九月下旬，大通县委在桥头大通饭店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通知县直各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全部参加。因为各单位的一把手，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只有个别单位的副职是非党员群众，参加会议的人很多。
县委扩大会议开了三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农村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讲话以后，按照会议的安排，各有关部门都作了发了言。县委要从各单位抽人下乡搞农业合作化的中心工作，会上宣布了从各单位抽调的人数，从榨油厂抽出来农村搞农业合作化人数是三个。
宣布从各单位抽调人数以后，县委书记崔永兴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台下没有人发言，但却在下边嘀嘀咕咕私下议论：
“抽的人太多了，影响单位工作。”
“我们的业务和合作化八竿子都打不着，放着自己的工作不干，去管那些闲事。｜”
“这是县里的中心工作，我觉得还是应该去。”
“这样一来，单位的工作就不好安排了。”
……
很多业务单位的领导对抽人下乡都很有意见，但却没有人出面说话。
突然有人发言了： “榨油厂是生产单位，一共只有九个管理干部，一下子抽调三个人下乡，对生产影响太大。”发言的是榨油厂厂长薛廷臣。
县委是按各单位的人数多少分配抽人的名额。当时榨油厂一共有七十多名干部和工人。薛廷臣此时心里想到的是榨油厂是三班倒的生产单位，工人不能抽，一下抽三个人去下乡的确有困难。他是从榨油厂的工作实际考虑的，只怕影响了榨油厂的生产，根本就不会看形势，也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利害关系，更不会耍滑头，在别人都不吭声的情况下，他快语说出了这种场合不该说的话。
薛廷臣把话说完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脸色却极为难看，他一脸不高兴地说道：“薛廷臣同志说榨油厂有困难，既然有困难，那榨油厂就不要抽人下乡了。”
因为薛廷臣竟敢不执行县委的决定，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让县委书记难看，崔永兴怎么也不会容他。这次会议过后不久，崔永兴就给他穿了小鞋，给了一个不明不白的对待和处理。本来县委研究让他到县供销联社当副主任，常委已经研究做出了决定，消息他也已经听到了，因为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提为副县长，已报省上等待批复。马锡山一走，就由他来主持县供销联社的工作，并征得青海省供销联社主任赵连壁的同意，就等着下文件了。可他这个老实疙瘩却要自毁前程。
一九五七年十月五日，薛廷臣接到了县政府下的通知；“任命薛廷臣同志为大通县供销联社副主任 （列吴金城之前），免去薛廷臣同志的桥头榨油厂厂长之职。”县供销社只有两个副主任，吴金城是县供销联社非党员副主任，薛廷臣这个党员副主任肯定排在吴金城的前面。但还没有等他把榨油厂的手续给副厂长刘诚交待，十月七日，县委副书记祁明荣就把他叫去谈了一次话，祁书记说：“为了充实和加强对基层工作的领导，县委研究决定，让你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城关供销社靳宝链同志的工作，靳宝链的文化程度不高，城关供销社又是个比较大的基层供销社，县委决定让你你到那里帮助靳宝链工作一段。”
这个时候，薛廷臣在祁明荣的眼里，也成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为了增强说服力，祁书记还引用了当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尚志田，下放到大通县委当县委副书记的例子和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的柳一，下放到湟中县委当县委书记的例子。接着祁书记问他：“你还有什么意见？”
薛廷臣一听当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便随口答应说：“没有任何意见，服从县委的决定。”
崔永兴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给了薛廷臣这么一个不明不白、不软不硬的对待和处理，让他还提不出任何不服从或者反对的理由来。面对这个情况，薛廷臣有口难言。这也只能怪他太老实了，不看形势丶不计后果丶不会奉迎拍马，更不会要滑头，也不会看风转舵。崔永兴的气量狭窄，最擅长打击报复，这是全县干部都知道的事，他不是不知道，但他却不计后果，竟敢逆鳞，开玩笑！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走后，薛廷臣愣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想到：这崔书记的小鞋也太方便了，打击报复也来得太快了！
其实这也怨不得别人，是薛廷臣自作自受，他本来就应该想到自己实话实说会是这样的后果，但他遇事就是欠考虑，只想着自己在为单位工作着想，前车之鉴他却不借鉴。
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那个时候，薛廷臣刚到大通不久，县政府办公室通知桥头地区县属各单位党员级领导第二天早上八点钟到城关的县政府大礼堂开会。当时有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税务局长杨成波、贸易公司经理张殿英、花纱布公司经理马培鸿、专卖公司经理高照武和薛廷臣，还有五区区长沈福全（五区区公所设在桥头）。
早上六点多，他们都骑上自行车从桥头出发去参加会议，因为提前了一点出发，当他们到城关的时候会议还没有开始。
那次会议城关地区各单位的所有干部、职工都参加了，城关地区的营业单位都关了门，大约有二丶三百人。会议是对县供销联社副主任吴文福的批判处理大会。因为他刚到大通不久，很多人都不认识，也不了解情况，参加大会只能是听会。会上，几个人对吴文福的—些历史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以后，便宣布了对吴文福开除公职的处理决定。最后，县委书记崔永兴讲了话。
会议期间，薛廷臣根本不了解情况，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因为县委处理犯错误的干部是应该的。但到后来，许多干部经常在一起议论吴文福的事，街谈巷议就不时地灌到他的耳朵里，他就觉得这个崔永兴太不地道。
吴文福和崔永兴之间以前有点个人恩怨，吴文福正好有一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没有交待清楚，崔永兴便利用他县委书记的权力，指示有关人员，在吴文福的那一点点一般性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材料整理好后。经过批准，县法院将吴文福拘留了几个月，但经过审查以后，吴文福的那点问题，根本就不够判刑条件，便宣布无罪释放了。
由于经过了法院，拘留期间的工资发不发，县供销联社拿不准，联社主任马锡山便请示了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县长杨琪。
杨琪和崔永兴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融冾，杨县长也觉得崔永兴对吴文福的问题是小题大作，有假公济私、打击报复之嫌，心里本来就有一些意见，便说道：“既然是无罪释放，就应当全部补发工资。”
按说杨县长的答复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但崔永兴心里却很不高兴，对杨琪就大为不满。但杨琪是县长，他对杨琪没有办法，就把这个气撒在了吴文福的身上。
崔永兴从法律上没有达到整垮吴文福的目的，便从行政上下了手。于是，就召开了这次对吴文福的公处大会，给了吴文福行政上以最严重的处分，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之后开除了公职。
这件事当时在城关地区、桥头地区议论的人特别多。多数人都认为崔永兴对吴文福的处理，完全是一种个人有意打击报复的行为。但是，崔永兴是县上的第一把手，谁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是私下里议论议论。议论归议论，吴文福被开除已成事实，再议论也于事无补，议论了一阵子之后也再没人一论了。
吴文福虽然很不服气，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又能怎么样呢？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咽，自己默默地忍受着。
吴文福也知道这是崖永兴对他的打击报复所致，回到四川以后便不断向上级及中央写申诉信，但这些申诉信最后又都被批回了大通。
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说焦裕禄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上级还正准备把崔永兴树立为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这个时候，吴文福的个人申诉谁还会理睬，吴文福犹如鸡蛋碰石头，他的申诉也就石沉大海永无消息。
这件事情薛廷臣明明知道吴文福就是因为和县委书记崔永兴有点个人矛盾和恩怨，便被崔永兴彻底整垮了，但他自己却不接受教训。
薛廷臣被收拾了之后心里很不痛快，但当他回想到吴文福的事情后，心里竟然觉得很庆幸：自己心直口快；逆了县委书记崔永兴的鳞，按照崔永兴的性格和作风，收拾他是理所应当的。但收拾的结果不过只是职务上的影响，和吴文福相比起来，下场还不算太惨，想到这里，他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态，也就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
逆鳞被腌 ＇本章字数：1846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9 08：00：16。0＇
027 逆鳞被“腌”
县委副书记祁明荣的谈话，就等于把薛廷臣头上的帽子撸光了，也就是说，组织上给薛廷臣的所有任命都成了废纸！
在会上提出不同意见，就是逆了当官的鳞，当然地就要被打击报复，手中握权的官员就能将一个干部随便玩弄。“到城关供销社去协助靳宝链同志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职务？谁也不知道！这种职务是正科？是副科？县委常委是依据什么研究任命干部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官场权术，这种权术十分高明，没有免职，也没有任职，由一个官员出面这么一“宣布”，就把这个干部“腌”到那里去了。
在党的组织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不可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县委副书记谈了话，他就得去报到、上班。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日，县供销联社主任马锡山领着薛廷臣，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去城关供销社。
城关供销社主任靳宝链主持召开了全体职工大会，城关供销社各门市部都关了门，全体职工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是一次专门宣布薛廷臣这个干部任免职的会议，任免职通知当然是由县社主任马锡山来宣布的。宣布干部任免却没有文件，因为马锡山根本就没有拿到过什么文件；因为马锡山不知道“协助靳宝链主任的工作”是一种什么职务，也就没有宣布这个干部任的是什么职；因为马锡山不知道这种职务应该干什么工作，所以也就无法做具体分工。马锡山只能按照县委副书记祁明荣的“指示”在会上宣布说：“根据县委的决定，薛廷臣同志到城关供销社协助靳宝链主任的工作”就散会了。
会后，马锡山主任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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