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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北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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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多称孙中山不做民国首任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当时确没把握坐稳江山，不然，他哪会如此轻率地牺牲自己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这是“国父”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中山先生政治观点的坦白！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王”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元（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曹锟、冯国璋、吴佩孚的直系，奉天省（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
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
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
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
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
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
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
只有多变的冯玉祥对先大总统不客气：爱写丘八诗的二流军阀冯玉祥，通过背叛而跻身为一流巨头，在其独揽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占地足足有二百多亩的洹上村的“袁氏逆产”用作安阳高级中学。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又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又过了十多年，共产党与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接受外国驻华使节祝贺并与他们合影。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
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
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
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连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乘虚而入。
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漳洹犹觉浅（15）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
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都。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
实堪痛恨！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
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
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
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
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
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
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五月九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有人说，当时，大总统曾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
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不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漳洹犹觉浅（16）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依我不愚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无耻叛卖或曰挺身举报（这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或曰果断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不止一位近代史专家所置疑，他们考证的结果是：袁与宋案并无直接关系，恰恰相反，他非常赏识国民党头号实干家、内阁农林总长宋教仁先生的才干，是手下人“为君分忧”自作主张操办了这一蠢事，就如同七十年后轰动美国的“江南命案”与台湾岛上的小蒋并无关系一样。
他让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历史罪人的是，他当上国家元首之后，因一己私欲而阻碍了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他用收买与武力的交叉手段扼制着襁褓中的民主制度，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终至悍然恢复帝制，从而使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之旅一上路就崎岖艰履，阴谋政治却大行其道。始作俑者，罪责难逃！离开袁林时，正遇几位壮汉在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的指挥下，往西廊房里挪一尊半人多高的石菩萨像。粗绳网住不知哪朝哪代的新出土的这尊文物，但它却永远神情恬和，任你把它挪到哪里。它似乎知道已身不由己。
抬头看檐下，才知这排廊房是“安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跟进去一看，除了甲骨文之外的历代文物还真不少呢！
靠墙一溜全是神像，刚刚请进来的菩萨将被塞进其中的一个空档里。
肌肉结实的农民们在不大的空间，随着一人喊着：“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奇特的号子，左右扭着，生生把这尊沉重的昔日神像挪到了想安置的地方。
屋里展示最多的当然是袁大总统的史料。
有一幅很眼熟的照片被放大了挂在墙上，是落魄的袁世凯与其兄在船上戴蓑垂钓的写真。这是最典型的一幅表明自己无意于政治的闲云野鹤照。
照片下面有袁的题诗二首，其一曰：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
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思量天下无磐石，叹息神州持缺瓯。
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这也许是袁诗中写得最好的一首，若出自别人笔下，或可为传诵至今的近代佳句，可惜竟是袁氏所赋！
然而，不是胸负兵甲、蔑视王侯的大丈夫，又焉能写下这般铿锵作响的律诗？
在“南边的走！”“北边的走！”的号子声中，咂摸着这首诗，我不知这尊早被定位了的北洋时代第一石像，是否会如同那位无奈的菩萨一样，不知什么时候再被后人挪动位置。
一时竟忘了身置何时。2000年9月5日
2005年7月3日
市井有谁知国士
市井有谁知国士（1）
一杨度，字子，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1875年1月10日），杨度生于湖南湘潭，和十八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青岛还是津门，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任教北大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北京西城区的丰盛胡同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但现在都拆了。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崛起。与太平桥大街西侧的那幢近年新建的全国政协办公大楼隔路相峙。丰盛胡同里，有两个“国”字级的单位，而这两个单位，或许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档案局。杨度乃清末民初的大法学家，他不仅是清朝《钦定宪法大纲》的诠释者，更是《大清新刑律》的起草人之一。而在新旧交替时代，他活跃于政治舞台二十余载，其思想与作为又理应留给后人厚厚的档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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