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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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尤其可恼的是，他居然真的做成了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只不过这些各省的“国民代表”，都是拥戴老袁登基的人，此“会”与他数年前倡开的“国民会议”根本不是一码事！如此一来，袁氏当皇帝，算是“顺应民心”了。好在天下人的汹汹讨伐声很快就惊醒中南海里的黄粱梦，只八十三天，袁“天子”即讪讪地宣布取消帝制。难逃其咎的杨度，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就在此时，《京津太晤士报》发表了杨氏访谈记，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怪杰，安坐丰盛胡同的家中，侃侃而谈：　　　
市井有谁知国士（6）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着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此时，袁世凯已病入膏肓的消息开始在政坛流传，作为帝制运动的头号干将，杨度的结局自可想见。社会上已有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远渡美国的消息。针对这一传闻，杨度的回答是：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真有点敢作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以杨度之睿智，何以认定“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的死理？原来，他自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在那篇堪称经典的《君宪救国论》中，他说：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　
正是由于国民的政治素质太差，所以，才有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混乱的政治局面。如欲强国富国，只能拥戴一个英明的君主和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至于为何帝制中止，杨度认为，这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正因他确信自己的“君宪”主张才是挽救中国之命运的唯一路径，所以，对别人的抉择，他统统不屑一顾。早年在日本时，孙中山请杨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杨自称）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既然政见不同，那就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其间，黄兴力邀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国民党，但杨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的冷面谢绝之！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责任内阁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这“杨度理论”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舍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实堪令人钦敬。就在报纸刊发了“杨度宣言”一个月之后，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诅咒声中命归黄泉。第二天，不肯认输的“旷代逸才”即赶赴中南海吊唁，并留下了那幅令人击节称赏的挽联，从“百世而后，再平是狱”的墨迹上，人们看出了他的固执。不过，杨氏的“君宪”主张，决不是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儿的政治家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辫帅”把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因鼓吹君主立宪遭通缉的杨度，无疑是他同一战壕的战友。张勋也在青岛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楼房。不知他与杨度是否在青岛见过面，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杨度7月3日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电报：……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场坚定不顾友情的。特立独行者总有自己的做人原则。　
五民国七年（1918年）3月，北洋政府颁发赦免令，所有“洪宪帝制祸首”和“宣统复辟罪犯”一律特赦。在洋人地皮上做了一年又八个月的寓公之后，4月26日，杨度终于可以公开回到北京了。四天之后，他去中南海晋谒了冯国璋，当面向这位接任了黎元洪的军人代总统表示了感激之情。之后的一年里，声名狼藉的他，过得很不顺心。且读民国八年（1919年）夏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度（杨度自称）年来息影一庐，久不与闻政治，间或经营商业，颇与市井为俦。特以兵祸连年，百业俱废，因之亦多亏损，政商两界皆成畏途。平居多暇，还读我书，懒于著书，聊以遣日而已。　　　
市井有谁知国士（7）　　　
这一年来，他天天闷在家中，参悟佛经、悬腕写字。他甚至跟着从湖南老家来北京闯荡的齐璜学起了绘画。齐璜后自号“白石山人”、“白石老人”，故世称“齐白石”。齐氏早年在湘潭乡间为木匠，后广学书画，并曾入王运门下学诗，故与杨氏算同门弟子。不过杨度的美术天赋似乎不咋样，现今的人们没听说过谁手里有杨度的丹青。倒是一方方传下来杨度之印章让方家看得佩服，原来这正是他的学长兼老师齐白石为他篆刻的——齐大师对自己的刀功颇为自负，曾自号“三百石富翁”。此题外话也。女儿杨云慧回忆过：“父亲曾写了六句话，经装裱以后悬挂在自己的卧室里，以表明心迹。”这六句杨氏自白是：随缘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做医生，遍医众疾。　
客人们真的看不出，这个天天谈佛说经的居士究竟是想“出世”还是想“入世”！是哟，你想让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物总是憋在家中，岂不误人又误国？于是，一位南方来客的叩门声，又将杨度从玄妙的佛学世界拉回到纷乱的现实社会中。来人乃刘成禺，清末民初的一位政治人物，杨度在日本留学时结识的朋友，民国成立为第一届国会议员，后因参加反袁活动而亡命南方，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他被任命为总统府宣传局主任。这位不速之客带来了孙中山的紧急呼救。彼时的南方割据政权，祸起萧墙，执掌军事的陈炯明将军与大元帅孙中山反目且炮轰了元帅府！实力不济的中山先生唯恐近在湖南的北洋军队奉命与陈炯明联手，故急遣密使来京找到杨度，请杨尽力设法说服直鲁豫巡阅使曹锟，万勿让驻军湘省的北军骁将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此为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事。真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北方无人问津，南方却委以重任，杨度久已熄灭的政治热情一下子又被孙中山的求援点燃！这个“除救世外无事”的人立即忙碌起来，除鼓动在“曹营”当幕僚的好友夏寿田去游说直系大将王承斌、熊秉崎外，他还亲自跑到保定的直鲁豫巡阅使署去游说憨厚的曹大帅。曹锟虽无文化，但崇尚有文化的人，当初杨度遇赦回京贫困潦倒时，他曾特意派人赠其两千元银元以度难关。不知是杨度的政治设计太天衣无缝，还是那位布贩子出身的曹大帅过于迷糊，前去扫荡南军的吴佩孚果真奉命按兵不动了。孙中山和国民党因此躲过鬼门关。甘心效力国民党，当然也是为了践约——当年在日本时不就对孙中山说过嘛：你若成功，我就放弃原来的主张，全力帮你！所以，脱险跑到上海的孙中山曾额手称幸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孙中山的信赖，使杨度又看到实现“帝道”的机缘了！他本来已经下定决心，不怕寂寞要做职业佛学家和书法家，现在，却另有新的奋斗目标了。他索性跑到上海，找到孙中山，主动提出要加入国民党！孙中山自然乐不可支，但国民党内却有人怀疑杨的入党动机是否纯洁。总理连忙通电党内干部，亲为解释：这会儿杨度是铁了心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希望你们不要拿他往年不屑于加入本党的事来怀疑他（“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不过，这事儿曹锟哪里知道？他相信杨度是“自己人”，甚至还将其委任为自己的政治顾问呢！然而，随着直系政府的倒台，杨度又成了政坛失业者。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不知张作霖手下的大将张宗昌动了什么心思，将赋闲在家的杨度聘为了本军总参赞，后随着张宗昌权势的增大，他又成了张任总司令的直鲁联军总参议，仆仆奔走于京、津、济之间。北洋时代后期，“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杨度，利用自己身为政府高级幕僚之便，不断游走于各系军阀巨头之间。“义威上将军”张宗昌对“杨总参”的话似乎言听计从，民国十五年（1926年）8月6日张宗昌派兵抓走著名报人林白水后，一时间说客盈门，但统统遭了张的白眼，只有杨度出面求赦，老张才转出了黑眼珠，打电话给行刑队：枪下留人。只是半小时前行刑队已经把林白水绑赴天桥刑场了，杨度的愿望才落了空。周旋在军阀巨头之间的杨度，倒真有点像日后打入威虎山的杨子荣，二杨都是只身闯入虎穴，靠离间敌人来赢得己方的胜利。但远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上海滩上，杨度对中共的贡献不知比林海雪原中一个侦察排长要大多少倍呢！只是，为什么没有一出戏文来唱这位卓尔不凡的红色超级间谍呢？戏台子上的小杨，终于等来了时机，与解放军小分队的战友们共同歼灭了以座山雕为首的所有土匪；而北洋时代的老杨却无法歼灭座山雕的前辈同行张作霖——众所周知，张大帅早年也是匪首。因为候在京城外的不是解放军的大部队，而是蒋介石统辖的北伐军。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后，按说，杨度可以公开身份转入“地上”了，可他并没被民国新贵们礼遇——也许蒋中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本党已故总理生前亲自“发展”过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愿让已经乱七八糟的本党与口碑更差的杨度搅在一起。反正国民政府在南京开张后，有功之臣杨度反倒被冷落。最后，只能给名声比他还不好的杜月笙当起“秘书”。天晓得，就在这个时期，他又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高级情报人员！变乎？不变乎？你这个政治江湖上的独行侠！　　　
市井有谁知国士（8）　　　
六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惟入党批准人周恩来惦记着，其介绍人和直接联系人潘汉年当然更清楚，只不过，当年的中共“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小K”（潘在三十年代的绰号）解放后几乎一直呆在监狱里，成为莫须有的“内奸”，沉冤二十七年里性命朝夕难保，哪还顾得上替一个过世并过时的坏人鸣冤？另一位与之有过秘密工作关系的中共高干夏衍，也是解放后党内残酷斗争中的亲历者与幸存者，何敢主动供认与臭名昭著的杨度相识？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干瘦干瘦的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尽管他忆的是五年前死去的潘汉年，但也捎带着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有夏衍怀念刚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汉年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到了杨度：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不久，……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笔者注）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笔者注），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了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指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在中国法租界内的警察——笔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这之后，我和潘汉年同志阔别了五年，直到抗战前夕才再次会面。他给我介绍的那位老先生，开头我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　
夏衍的确该大吃一惊，他万万想不到，当年的帝制祸首、军阀政府的座上客，上海滩无人不畏的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党同志！呒得了哇！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差点与我擦肩而过的“杨度故居”。前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号，现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时分，我在弄堂口驻足，从建国中路公交车站等车的“阿拉”们身后，绕过一个正在起劲叫卖着平板车上的橘子的游贩，径直走进弄堂。　
这大概就是上海人说的那种民国时代的新式花园里弄房：住宅不再是临街的石库门房，不再以高墙自绝于闹市，而是以一条挺宽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统一模式的红砖楼，而这些红楼又都是不大的宅门和不高的围墙，不同的只是各家门前种植的一点花草各显缤纷。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胡同，但同样是住宅，开放式的洋楼与闭塞着的四合院所体现出来的居民的精神内涵却十分不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海派”与“京派”之争，其输赢其实早在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