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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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选中蒲安臣，这不仅是对蒲安臣个人的认可，更是对美国的肯定。总理衙门一贯认为“英法美三国以财力雄视西洋，势各相等，其中美国最为安静，性亦平和”，曾国藩也认为“米夷质性淳厚，于中时思效顺”。而蒲安臣在华的工作方针，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来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获得公平的结果”，积极推行“合作政策”，协助中国解决了一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深得信赖。

在大清国外交部（总理衙门）为其安排的告别宴会上，恭亲王等试探了他的意向，双方一拍即合，一个外交史上的创举便定了下来。

这一创举，根据当时的海关洋干部、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马士的记载，“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说：“这一决定，乍听之下，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经过长期的和缜密的考虑。”

应该说，这是蒲安臣个人事业的顶峰。此时，他年仅47岁。

美国“汉奸”

扛着黄龙旗出访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国美国，最大的成就就是签订了中关《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

这一条约包括了8项条款，主要是：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

这一在中国被后世的“主旋律”指责为卖国的条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问内，都成为各界讴歌和欢呼的对象，认为这是中国与西方在平等基础上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启超，他称赞“彼条约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这些不同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后世对蒲安臣的评价：他或者是中国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国主义的阴险帮凶。而指责他为帝国主义走狗的主要依据，就是这一条约掀起了华工进入美国的高潮，随即激起了美国国内的反华浪潮，这些华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责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却很少考虑：正是“蒲安臣条约”的存在，令美国各地的排华行动，而临着法律上的巨大障碍，而排华的主力军，正是以爱尔兰裔为主的美国“工人阶级”，他们在勤劳、安分、灵巧的中国工人竞争下，采取了暴力行动。而美国政府在很多场合下，根据条约及美国国内法律，不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武装保护华工，与示威者爆发流血冲突。在反华者的巨大压力下，国会数次通过排华法案，却最终都搁浅在“蒲安臣条约”上，可以肯定那些排华者必定跳着脚大骂蒲安臣为“汉奸卖国贼”。直到“蒲安臣条约”期限过后，关国的排华才上升到立法层面。

“殉职”俄罗斯

蒲安臣使团，承担的是遍访列国的任务。从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l月蒲安臣被俄罗斯的严寒击倒，他们一直在各国游说，先后访问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德国、俄国，会见了各国元首。

根据同行的使臣志刚记载，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担心与俄国的交涉，俄中毗连陆地数万里，这远远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担心“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又担心“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于是‘旧夜焦急，致病势有加无已”，终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这是第一个殉职在大清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传来，恭亲王立即请示慈禧太后，对蒲安臣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优厚抚恤。俄罗斯在圣彼得堡为蒲安臣举行了第一个葬礼，然后将他的遗体用专轮运回美国。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纷纷发来唁电，各国报纸也予以报道并配发了大量的评论。

当蒲安臣还在英国时，赫德曾给他写信说：“有一个伟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给中国十足的评价，对整个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对个人的信誉也是有贡献的。”蒲安臣自己也说：“当这个拥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世界发生关系，并要请这个最年轻国家（指美国）的代表，来作为一种变革的媒介，这个使命并不是能够通过恳求得到或是拒绝得了的。”

可以说，他的哀荣，绝对不是来自于他曾经的美国外交官身份，而是来自于东方那条挣扎着想腾飞的巨龙，以及巨龙阴影下那个低调的运筹帷幢者––37岁的恭亲王。



第十九章　美利坚雪中送炭

【　在对美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国务卿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星条旗飘扬在并不高耸的美国使馆门檐上，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附近都戒严了，首都卫戍区（步军统领衙门）派出的警卫部队早已封道净街，顺天府的衙役们则在周边的小巷内巡逻。使馆门前，站岗的美国陆军及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换上了崭新的军装和雪白的手套，持枪肃立，军乐队也已经整装完毕。哨兵的枪刺和军乐队的鼓号，在北京的初冬阳光下，闪闪发亮。

这是1870年11月20日。午后一点，随着鸣锣开道声，几乘绿呢大轿在骑兵和步兵警卫部队的簇拥下，呼啸而来。美军军乐队开始奏响欢快的中国乐曲，这是半个月前美国人前往大清外交部（“总理衙门”）参加宴会时，听了记谱回来排练的。都说外交无小事，美国人为了今日的接待煞费苦心。

来访的正是大清国总理、39岁的恭亲王奕訢。他此行不是为了会见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前加州州长），而是为了拜访另一位更为重要的客人––刚刚卸任不久的美国国务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西华德。

雪中送炭

恭亲王一下轿，就走上前去，托住西华德的胳膊肘，拥抱了这位69岁的美国政治家。在旁担任翻译的大清国洋干部、美国人丁韪良向西华德解释说，这是满洲人接待朋友的礼节。随后，双方热烈握手，恭亲王表达了对客人“久仰大名、如雷贯耳”的仰慕之情，客套一番后入座。美国公使镂斐迪的夫人，则陪同女眷们进入内室。

这次会见，对大清国来说，意义非比寻常。此时的大清国，正而临着严重的外交危机和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

上一年（1869年），法国传教士在位于天津CBD的三岔河口地区建造教堂，进行了大规模强制性拆迁，大量民房包括地标性建筑祟禧观、望海楼均被夷平，在天津结下了极大的民怨。到了这年的夏天，法国天主教堂内所收容的中国儿童，因瘟疫大批死亡，教堂没有妥善安葬，导致尸骸露野。此时，天津又接连发生拐卖儿童事件，被捕案犯随口供认说是受教堂指使。为此，天津知县刘杰于6月21日押解案犯到望海楼教堂对质，教堂则找来了法国领事丰大业保驾护航。丰大业居然当场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的随从，激起众怒，丰大业及其助手被当场打死，暴动民众随后杀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这就是轰动世界的“天津教案”，西方称为“天津屠杀”。

教案发生后，法国联合了英、美、俄、普、比、西等共7国公使，联名发出了《致恭亲王及各大臣函》，向大清政府提出“抗议”，法国还派出了5艘军舰。在大沽口外进行军事威胁。恭亲王当时尚在病中，抱病参与善后，他主张一手软一手硬，一方面要坚决镇压骚乱，对为首者实行严打，另一方面对法国先礼后兵，法国真要打，中国就奉陪到底。在恭亲王主持下，中央先后派了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前往天津处理此案，最终双方相互妥协，中国处决了20多名“暴徒”，向遇难人员赔偿损失，派遣特使到法国道歉。

天津事件解决当天（10月18日），正是西华德到达上海的第一天。他在上海注意到，租界内的西方人极为恐慌，已经组织了民兵，发了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应对中国人的攻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他此时北上京城，认为太过危险。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正是西华德的侄子熙华德，在他坚持下，驻扎在上海的美军派出了大队人马，护送西华德北上。《纽约时报》在事后的报道中说，西华德所率的卫队人数，远远超出了条约中公使最多只能携带20名随从的规定，“但他并非公使，而是著名的政治家”。显然，在当时特别孤立的情况下，大清政府也不在乎西华德卫队的人数了，只要这位美国政治家能在北京露面，就是对中国最大的支持。

西华德的出访日记详细记载了在中国的每一次会见的细节，仅他和总理衙门的会谈，就至少有三次。第一次是11月8日，总理衙门为他举行欢迎宴会，除恭亲王因病、文样因事之外，总理衙门其他大臣都出席了，这个宴会历时长达4个多小时，令西华德大为感叹中国的办事效率。第二次是总理衙门的二号人物文祥在11月11日到美国使馆拜访。文祥是当时国际公认的大清改革派代表，西华德认为中美能成功签订“蒲安臣条约”，与文祥的开放精神及大力推动是分不开的，因此主动求见。当时文祥正在“丁忧守制”（父母去世，官员必须停职守制27个月），便以私人名义拜访了西华德。第三次就是恭亲王在11月20日的亲自回访。从这三次会谈的记录来看，丝毫没有涉及天津事件，可以说，宾主双方似乎刻意回避了这个敏感而痛苦的话题。对已经焦头烂额的恭亲王来说，美国人十分见机，不会“哪壶不开提哪壶”，这种“体贴”无疑是暖在心头的。

美利坚帝国

恭亲王在与西华德的会谈中，感谢他在上一年对到访美国的首个中国代表团（即蒲安臣使团）给予的热情接待，和在业务上的“精心指导”。其实，中美双方签订的《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正是西华德的杰作。这份条约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与列强所签订的第一份平等条约，并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美国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预中国的内部事务等。这份条约及美国政府对使团的高规格接待，为使团此后在欧洲长达一年多的访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中国在“睁眼看世界”后的第一次“伸手摸世界”，美国的态度令中国发现世界并非都是冰冷与可怕的。

席间，恭亲王好奇地问起西华德的遇刺情况。作为林肯政府的第一要员，西华德在1865年4月14日林肯遇刺当晚，也在家中遇刺，当时因病戴着颌骨夹板，结果逃得一命。被刺客们看做是与林肯同样重要的目标，这完全是因为西华德在林肯政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西华德曾经是党内总统提名的第一人选，但最后败给了林肯。林肯当选后，西华德应邀出任国务卿。

即使在内战的艰难环境中，西华德还是继续在外交方面大展宏图，将自己早在担任联邦参议员时提出的将美国建立成为“太平洋商业帝国”的计划付诸实践。

西华德早在1850年代就提出，美国的竞争对手不在别处，而“在东方那些大陆和海洋上”。“太平洋和它的海岸岛屿以及海外的）“大土地”，正是“这个世界更伟大末来的主要舞台”。当时的大清国已经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与现代美国从中国输入纺织品相反，1853年时中国就消费了美国纺织品出口总额的40％，美国当年输出到中国的纺织品，占其对华出口总额的87％。

酉华德坚信，“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太平洋上的贸易和商业就是世界的贸易和商业”，因此，美国只有占领亚洲市场，才能“比迄今为止的任何国家都更加伟大”，而“战舰决不是能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美国应当通过商业扩张来进军太平洋和远东地区。

美式黑猫白猫

正是在这样的战略思想之下，西华德实行了一连串基于实用主义的举措，而丝毫不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对关国周边地区表现出咄咄逼人、志在必得的同时，西华德对于中国这个被他看做是有待拯救和改革的帝国，却表现出十足的耐心和友好。他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最终在“蒲安臣条约”中得到体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一次被写入国际公约，这成为西华德与恭亲王在各自国内实现的巨大政绩。西华德的政策成为今后一个世纪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旋律。

在对华友好，甚至对清政府的腐朽、腐败予以容忍的同时，西华德对日本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炮舰政策。作为中美之间航线上的重要枢纽，一个闭关保守的日本，是美国绝对无法容忍的。早在1853年佩里率领美国舰队打开日本大门的时候，西华德就是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他在回答参议院的质询时，慷慨激昂地提出：“应该质询的，不是为什么要派遣远征军，而是为什么迟至现在才开始派遣远征军。”

西华德为他心目中的“美利坚帝国”贡献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在1867年，成功地以720万美元（相当于2005年的9500万美元）从俄罗斯手中收购了152万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相当于每英亩2美分。这一举措被反对者们嘲讽为“西华德的蠢事”，阿拉斯加则被称为“西华德的冰窟”或“北极熊花园”，阿拉斯加并入美国版图，使美国在太平洋获得和英国在大西洋一样完整的商业和海上霸权。西华德自己认为这是“向亚洲伸出了一只友谊之手”，美国与中日两国成了相距咫尺的邻居。

在同一时期，西华德还主导美国获得了中途岛，从丹麦手里买下了西印度群岛，并积极进军夏威夷，矛头直指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最终通过美西战争获得对菲律宾的控制），而在家门口则从哥伦比亚手中获得建造巴拿马运河的权利，将联通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捷径控制在自己手里。

在这一连串开创了美利坚帝国万世基业的行动后，中美关系在西华德的战略中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869年，当他协助朋友格兰特将军赢得总统大选后，便引退下来，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环球旅行（1869年7月～1871年的9月）。尽管这次旅行号称是私人访问，但实际上，关国政府将此当做了奉行扩张主义之后的一次国际巡回演出，尤其是西华德的中国之行，几乎成为一次准官方访问，美国军队不仅为其提供了政府首脑规格的保护，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实际上也成为他的助手。

也正是因此，恭亲王即使抱病在身，也坚持面访西华德。

鼓励中国走向世界

在恭亲王与西华德的会谈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话题就是中国应当派遣外交官常驻西方各国。恭亲王明确地表示，他将全力推动派出常任使节，并坚信这将有利于增进中外了解和沟通。而在此前西华德与总理衙门的会谈中，总理衙门的其他大臣对此不敢明确表态。在西华德与文祥的私下会谈中，作为激进改革派的文祥，也无奈地表示：中国的事情不能着急，改革必须稳步推进，否则会适得其反。

对于大清帝国的腐朽，西华德在这次访问中有了切身的体会。10月18日他在上海登陆时，就有幸看到了中国官员的招摇过市，鸣锣开道，随从如云，还奇怪地“举着各种颜色的伞”。西华德当场就对助手们评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