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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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华商渴望自有轮船，这已是公开的秘密。某些挂外国旗的江海轮船，几乎全系华商所有。”

经过三年的幕后讨价还价，混战＋　年的招商局、怡和、太古三家，终于在1894年达成了“齐价合同”，约定三方“务要同心协力，彼此沾益，倘有别家轮船争衡生意者，三公司务须跌价以驱逐他船为是”。这是他们的第三个价格同盟，与之前那两个短命的同盟相比，这一次，他们的亲密关系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曾经并且仍然高举“外争利权”大旗的国企招商局，终于联手外企，组成寡头同盟，共同猎杀那些披着“洋皮”的“土鸡”。

“猎鸡”勇士盛宣怀，曾经以商战民族斗士的面貌亮相。

十年前（1883年），作为中央专案组的组长，他受命进驻轮船招商局，清理清查总经理（“总办”）唐廷枢、副总经理（“会办”）徐润的渎职及腐败案，决心大，措施猛。最后唐、徐二人被“双开”，招商局被彻底纳入大清政府的强有力领导之下，盯得牢，关得住，跟得紧。招商局自此废除“总办”一职，盛宣怀出任党委书记（“督办”），执掌大权。只设“会办”的管理层，成为其实际上的秘书班子。日後盛氏羽翼丰满，提出“国退民进”的建议，试图进行类似MBO的改制，“官办”成为“盛办”，国有则成为“盛有”。

夺回了招商局的领导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让招商局成为会下GDP金蛋的金鸡，外树政绩，内得利益，盛宣怀面前的道路还很漫长、很艰巨。来自政府的关怀和支持，自然是最为有效的资源投放。招商局的直接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批示：“当此局势岌岌之际，必须官为维持，乃可日就起色。”

大清政府两袖“清”风，但权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生产要素。官方下发一纸红头文件，招商局就住进了“财政输血”这一高干病房，尽管它患的是多种病毒引起的并发症，接受的却是开小灶般的滋补疗法：减税、加价、增资。本就是独家垄断经营的国家战略储备粮（“漕粮”）运输，得到了进一步的税费减免；对招商局轮船运载的茶叶，减征出口税，免缴复进口税；提高漕粮运输的费率，并且不再收取海运局公费；同时，暂缓归还官方投资款余额77万两。

这几招，招招大补，但招商局依然萎而不举，举而不坚。根据招商局自己的说法，那都是因为怡和、太古这两个敌人太强大。三方贴身肉搏得十分惨烈，争相杀价，三败俱伤，而招商局虽然难以雄起，却也撑住了，就因为背靠政府的大树，不仅有大笔的垄断生意，而且有财政上的巨大支持––大清国虽然没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可供挥霍，但以一国之力去对抗两个公司，那还是能够游刃有余的。厮杀之后的结果，就是三方和谈，相逢一笑泯恩仇，把枪口对准更为弱势的“野鸡”们。

联合猎杀“野鸡”的行动，成效斐然。怡和与太古看到，在权力面前，资本最后还是低下了它那高傲的头颅。而只要认可权力也是“生产力”，资本与权力就能永享鱼水之欢。

而盛宣怀则欣慰地看到，通过猎杀“野鸡”并与外商大鳄结盟，招商局的利润额直线上升。招商局股票也如同服了春药，日益坚挺，从50两（1890年）飙升到140两（1893年），并攀上了200两的大关。这既是可以向上级大协特书的政绩，也是可以让子孙受益无穷的财富。在“野鸡”们纷纷倒下之时，持有管理层配股的盛宣怀们，成功地跻身大清国先富起来的孔雀行列，频频开屏，向世界炫耀白己那灿烂的尾部……



第三十七章　裸泳的奴家

【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

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而“奴

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潮水在退去，人们凉诧地发现：如胡雪岩、徐润那般道貌岸然，爱作弄潮儿状的伟大企业家们，也露出了水面下的半截身子，居然赤条条空空如也。

1883年，中法在越南对峙。法国军舰开到了黄浦江口，将炮口对准了这座繁华的东方巴黎。这不仅改变了上海的物价结构：除了粮食等生活必需品飙涨之外，各色动产不动产几乎集体跳水自尽；同时也改变了上海的富豪榜排名，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狠。

令胡雪岩、徐润彻底“走光”的，搞得很黄很丢脸的，是一直拿着高倍望远镜和长焦镜头在窥伺机会的盛宣怀。盛本人就是因涉嫌裸泳而灰溜溜地离开了轮船招商局，他根本不相信在大清国还有人会真的按照规则、穿戴整齐再下海。

第一个被放倒的是胡雪岩。

与徐润不同，胡雪岩之于盛宣怀，就是个“外敌”。胡总是左宗棠的跟班，而盛总则是李鸿章的小弟。老大之间的矛盾，当然就是小弟之间的仇恨。何况这两人，一个来自杭州，一个来自常州，都是长三角经济圈的地头蛇，都是玩“政治～经济”学的高手，更要为地盘斗上一斗了。

开始的时候，胡总当然强大许多。盛总无非是国企的高级打工仔，胡总却是富豪榜上的著名私营老板，他在西湖边建的豪宅，连同豪宅内圈养的十几房妻妾，都是人们八卦和垂涎的对象。胡总商业帝国的核心，在于阜康钱庄。作为纯粹的民营金融机构，阜康钱庄的核心竞争力却是政府公关，因能大量吸纳公款，这里几乎成了第二财政部，尤其是独家经办为左宗棠西征而借的外债。

承办国家外债，利润似乎并不高，阜康钱庄还得为此向外资债权银行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风险着实不小。但这毕竟是大清国的国债，大清国可以常常失信于自己的子民，却绝不愿意（或许是绝不敢？）失信于国际社会。何况，承办这么大笔的国债借贷，早已深谙中国国情的外商，也在暗地里给了可观的回扣；如果在收、支时间差上再多动动脑筋，就很容易多方截留，从而将公款变成阜康钱J庄的现金头寸。更不必说，这本身就是有力的“中央一拾”，给阜康在国际国内市场都做了个大大的广告，无形资产增值不少。总之，银行跑营销出身的胡总，打算盘是基本功，不会算偏。

蛇大窟窿大，胡总向来爱玩空手道，如今守着个银行，自然是要大展宏图的。当时的生丝出口有巨大利润空间，胡总于是痛下本金2000万两，争购并囤积生丝。据说，他之所以如此放手一搏，一是为了解救被洋人们欺压的蚕农，二是要为民族工商业争口气。实际上，就是要形成市场上的垄断优势。强龙难压地头蛇，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在黑白两道（胡是青帮的“空子”，差不多相当于其地下党员）的保驾护航下，胡雪岩抢购生丝十分顺手，几乎搜尽了当年的新货和此前的存货。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

面对洋商的“诱惑”和乞求，胡雪岩并没有松口，理由却非爱民或爱国，而是要求再加价200万两。双方于是僵持不下。待到来年，新一轮的春蚕到死丝方尽后，胡总却发现：不仅遥远的意大利生丝大丰收，缓解了西方工厂的原料问题，而且法国军舰开到了上海洋而耀武扬威，银根全面收紧，手头已难以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收购新丝，而囤积的旧丝却已经开始变质。

此时，早在暗中窥测多时的盛宣怀，实施闪电战：启动官场内的关系，将本应解送到阜康钱庄用于支付外债的公款，押后数日，虽然只有80万两，但却是外交大事；同时，动员大储户们进行挤兑，在市场上传播阜康不稳的消息，结果硬生生憋死了并非资不抵债的胡财神：仅生丝一项，胡雪岩就损失高达1800万两，并随即被“双开”加“双规”，革职，抄家，彻底打翻在地。

扳倒地头蛇胡雪岩之后，盛宣怀转过身来收拾过江龙徐润，尽管徐润是盛宣怀在招商局时的老同事、老同志。

徐总先前就比盛总、胡总家阔多了。他14岁进了外企打工，在英商宝顺洋行（也称颠地洋行）当学徒，后升为买办，自己还涉足航运业、地产业、丝茶业、保险业、出版业等，搞得十分红火。1863年，徐润就已经在上海拥有“地二千九百六十余亩，造屋二千另六十四间”，而且在天津、塘沽、广州、镇江等地有大量房地产。当时，他年仅26岁，比他大15岁的胡雪岩，此时还在忙着事业的开拓；比他大14岁的盛宣怀，则还在乡下印望星空，想着如何到大城市出人头地。

房地产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徐润四处融资，从国内的钱庄到外资的银行，大量贷款，以新债还旧债，进行滚动开发。这种现金链高度紧绷的游戏，被法国人的军舰轻易地毁灭了。上海房地产狂跌时，徐润名下的房地产虽然市值高达340多万两，但仅仅来自22家国内钱庄的贷款总额就高达250多万两，负债率超过73％。债权钱庄公选出6名代表，徐润也派出6名高管，双方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研究来研究去，决心还是拉新股东入伙。不过鬼使神差般地，他们居然找上了日夜谋划着重归招商局、踢走徐润的盛宣怀，真是与虎谋皮，也可见买办出身的徐润的确不会讲政治、看风向。

盛宣怀四两拨千斤，一出手就抓住了徐润的命根子：徐润炒房时，挪用了招商局公款16万两，数目虽小，但性质严重。随即又牵连出徐润以招商局信用担保自己的贷款，涉及贷款金额居然高达160多万两，这等于将国有资产也牵扯进了房地产泡沫之中。

在盛宣怀义正词严的逼迫下，徐润被迫将镇江及上海永业里、乍浦路等处的房产以低价抵偿招商局欠款。徐润被开除出招商局，同时革除开平矿务局会办之职，贱价出售手头房地产，以归还所有涉及招商局信用担保的贷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近90万两自银。

最为郁闷的是，法国人一走，他那些被迫“割肉清仓”以筹资的房地产，旋即升值十倍，高达2000万两白银。

在一个人人裸泳的年代，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和第一生产要素，就是那决定令谁彻底“走光”的潮神。大清国实在并无企业家，只有“奴家”。“奴家”只能委身潮神的怀抱，以获取那点傲立潮头的机会……



第三十八章　骑着毛驴上北京

【　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背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

是国家的经济主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铁路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

之后，自行建造……】



威妥玛大叔骑着毛驴上北京，这令他十分郁闷。

“大叔”其实并不大，在出任大英帝国驻大清帝国代理全权公使时（1864年），才46岁，只因为长着一部英国人爱留的大胡子，显出一幅“大叔”样儿。

威妥玛之前到过北京，但那时骑着战马，或坐着英军的军用马车。战争结束了，作为外交官，他只能和其他西方人一样，骑着毛驴上北京。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实在不是件体面的事情，但别无选择––毛驴是通往大清国伟大首都的唯一交通工具。

在美国使馆举行的某次晚宴中，他向美国传教士、后来出任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首任校长的丁韪良发出了抱怨。丁韪良宽慰他说：“希望你一直担任女王陛下的公使，一直到能乘着火车离开。”

威妥玛很高兴地说：“让我们为此干杯吧。”

威妥玛是个不折不扣的汉学家，著名的“威妥玛拼音”就是他的科研成果，大大提升了外国人乃至中国一般大众学习中文的效率。但从他对毛驴的不满来看，他似乎并没听说过“天上龙肉，地上驴肉”的说法，骑着毛驴那差不多等于乘龙前进呢。他似乎更不明白，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喜爱毛驴，其性情温驯、刻苦耐劳、繁殖力强等特点，不正是主人们性格的写照吗？

要想富，先修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包括威妥玛在内，生活、工作乃至战斗在大清国这“同一个世界”的洋人们的“同一个梦想”。

威妥玛上任前一年（1863年），年轻的恭亲王己经开始主持大清中央的日常工作，大清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徐徐展开。而英国这时也已经从穷凶极恶的洋鬼子，成了大清政府的好朋友，并将帮助大清国改革、开放，乃至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暴乱，当做了自己的国际义务。

英国人向大清中央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以汉口为中心，南达广州；东达上海；西经四川、云南等省，直达印度；北由镇江到京津。其实，怡和洋行早在1844年就设想将铁路从印度的加尔各答修到中国广州。尽管关系密切得如同同志加兄弟，恭亲王依然坚定地拒绝了这一请求。

同一年，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及27家在沪的外资企业，集体觐见李鸿章。李鸿章当时还没调到中央混上“中堂”，只是个地方干部，担任江苏省省长（“巡抚”）。外商们要求修建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铁路，也遭到李鸿章的严词拒绝。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在大清国的红灯面前，洋人们也学会了绕着走。威妥玛骑驴上任后一年（1865年），北京城终于出现了铁路。英国人杜兰德在宣武门外护城河边，铺了一段约500多米的小铁路，其上一台蒸汽机车“迅疾如飞”。那与其说是交通工具，不如说是嘉年华里的大玩具。当然，这绝非英国人吃饱了撑的行为艺术，而是一次广告促销。满以为“迅疾如飞”的火车一亮相，北京城内千树万树的榆木疙瘩们就能突然绽开，但没想到弄巧成拙。对这一新生事物，“京人诧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至大变”，严重威胁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首都公安机关（“步军统领衙门”）雷厉风行，重拳出击，紧急拆除了这段铁路，及时地消除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后世的主流史家眼里，彼时以恭亲王、李鸿章为代表的大清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如同小脚老太太一般，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正是其颟顸、愚味的表现。但在那些看似无稽的“风水”等遁词后，恭亲王、李鸿章们的主要顾虑，还是在于国家的经济主权。铁路这一利权不能轻易让与外人，要尽量保留到中国自身经济恢复之后，自行建造。其实，同一时期大清国已经展现了对新生事物的热烈追求和对主权的坚定维护。恭亲王批准在英国一掷千金，购买了一整支新式舰队（“阿思本舰队”），后来又不惜赔本变卖，也不让英国人控制枪杆子，以维护大清中央对这支装备了世界上最先进军舰的舰队的绝对指挥权。

毛驴似乎战胜了铁路。但当时洋人中的敏锐观察者，却并未附和着轻率攻击大清国的颟顸、愚味，他们已经嗅到了“风水”等荒诞外衣包裹下的大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内刚。

一位长期观察大清政治的英国人高思特在1899年出版的《中国的进步》中，搬出了英国铁路初建时种种颟顸行为，为中国辩护，实在值得那些轻率非议先人的国人一读：

“六十多年前在英国，当人们建议筑造第一条铁路时，全国吵闹反对。如果那些喜欢嘲笑中国人害怕蒸汽机工厂和铁路运营的人们，能回忆及此，不是没有好处的。”

“那时英国人所提出的反对，比今天中国人所表示的厌恶，可笑得多了。中国人不喜欢他们的墓地受到侵害，或是他们风水的规条受到破坏。但是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律师居然说，狂风时，蒸汽机将无法运转，即使‘搅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