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恭亲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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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并不多，所谓的“洋务派”、“保守派”、“清流派”，其争斗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分配，改革的节奏、力度、尺度上。除了在戊戌变法／政变、义和团／八国联军时期之外，高层的人事更替，很少带来政策的急转弯，新的领导班子往往萧规曹随，以渐进改革为基调的政策贯穿始终，令大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在同治、光绪和宣统三任小皇帝手上，依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寿命。

天平的砝码

毫无疑问，涉及方向和旗帜问题的“路线斗争”的安宁，并不代表着涉及利益与势力的权力斗争的消停；“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这种“一国两制”的共存，并不代表着负责“听”的太后与负责“做”的亲王之问的和谐。帘幕内外的争斗，成为大清中央内部的主要矛盾。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年轻的太后们与亲王们（参与政权管理的并非只是恭亲王一人），基本奉行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太后们在后宫负责教育皇帝，而亲王们负责在朝廷管理国家。一切政令都通过形式意义上的“谕旨”下达，太后们更多的是代替皇帝履行国家元首的象征作用。

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设定的权力框架，国家大事的处理程序有六个步骤：一、“慈览”，一切中外奏章，均首先呈递两宫皇太后“慈览”，请注意，是“览”，而不是直接处置；二、“详议”，即“慈览”后发交议政王（即恭亲王）和军机大臣详议；三、“请谕”，两宫皇太后代表小皇帝发出具体指示，实际上，基本是军机处拟好了处理意见报批，形式上的意义为主；四、“缮拟”，根据太后的批复（往往是“知道了”三字），军机处缮拟谕旨；五、“阅定”，太后审阅；六、“颁发”，发至内阁正式施行。

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当时西方的责任内阁有相似之处：太后等于国家元首，代表最高权力，而不介入具体事务；而亲王负责的军机处则等于国家行政机构，负责各项具体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在“叔嫂共和”的早期，实权显然是在恭亲王的手上。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

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瓜田李下，嫌疑自生，恭亲王在日理万机的同时，令太后们感觉被怠慢，甚至怀疑将遭遇又一个多尔衮，实在也在情理之中。当“叔嫂共和”进入到第四个年头（1865年）时，两宫太后突然发难，一举褫夺了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

后人普遍认为，这是慈禧太后主持的夺权行动，但这实在是两位年轻寡妇的联手亮剑。尽管都被尊为太后，但此前慈安太后贵为皇后，她之于慈禧，不仅是妻于妾，更是君于臣。这是很多研究晚清的人们，所容易忽视的基本定位。作为昔日的正宫娘娘，同治皇帝的教育，乃至日常生活，都是由慈安太后，而非皇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来负责。在后世的眼中，慈安太后的形象十分和善，甚至懦弱，但在最为关键的辛酉政变中，她所表现出来的果决和刚毅，绝不亚于慈禧，而且，“正牌太后”不必依赖“母以子贵”就已天然获得权威资源和号召力，更是慈禧难以企及的。从公、私两方面看，慈安太后在捍卫皇权方面都绝非一个唯唯诺诺的跟班。维护和巩固同治皇帝的地位，应对来自国内外的一切挑战，两位太后担负着共同的使命，其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区别或许只在于：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低调、一个高调。

在慈安、慈禧和恭亲王这个年龄相仿的三角组合中，真正的核心是年龄最小的慈安。她在表面上的“清净无为”，正是一个国家元首应有的超然姿态，从而放手让其他两位管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并且游刃有余、不露声色地调节着左右平衡：在褫夺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时，她站在了慈禧一边；而在之后处死慈禧的宠监安德海，尤其在为同治皇帝挑选皇后时，她又联合了恭亲王。如果我们认可恭亲王与慈禧均为人中龙凤，能如此周旋于这对龙凤之间的慈安太后，就不可能是懦弱无能的庸才。

1865年对恭亲王的“修理”，效果是显著的。在一番深刻的自我批判后，恭亲王被允许重返领导岗位，但其定位却迅速地调整为一个大管家，而太后们则超越了“皇嫂”、确定了“女主人”的主导定位。在她们看来，恭亲王似乎开始远离成为“多尔衮第二”的危险。

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平衡慈禧太后和恭亲王的砝码失落了：三年后（1884年），慈禧太后就驱逐了恭亲王。但实际上，在1884年那次著名的甲申易枢后，“叔嫂共和”的“一国两制”并未结束，顶替上来的醇亲王虽然比恭亲王的身段更为柔软，但绝非太后的附庸。

“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的权力天平上，慈安太后这一砝码的分量，背后正是满清“部族专政”的坚实传统，他们念兹在兹所防范的是：不能出现“武则天”，也不能出现“多尔衮”，这种原生态的权力分立、相互制衡，或许正是这个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政权，居然能活到260多岁的“高寿”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总理的劳碌相

【　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早已通过大量的情报及公文往来，对大清国这位年轻的“总理”了如指掌，但当英国代表团与恭亲王奕訢共处了短短的数小时后，依然为他的风度所折服。

签订《中英北京条约》，是27岁的恭亲工在国际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面对着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占领军，而对着处处故意怠慢自己的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这位年轻人，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英军司令格兰特准将在回忆录中描写到签约情景时，感慨道：“恭亲王真是个谦谦君子，他明显地在控制着自己的紧张恐惧。”额尔金勋爵的助手洛奇则回忆说：“恭亲王当时只有28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多了。他的相貌很睿智，但显得十分焦虑。其实，考虑到他的处境，这并不奇怪。他隐藏了他的恐惧感，如果有的话。”

缺少“王子相”

自从上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之后，二十多年来，英国人似乎从来就没有对中国高级官员有过任何正面的评价。年轻的恭亲王令他们发现，中国除了充斥着大量颟顸、愚昧、贪鄙的干部之外，也有如此风采照人、作风清新的高官。遍阅史料，无论是当时的新闻报道还是时人的日记回忆，虽然将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描写得极为阴暗，但却很难找到对恭亲王的负面评价，这位年轻的王爷，似乎成为铁幕后面唯一一朵绽放的鲜花。

即使从清代流传下来的野史看，恭亲王也很难称得上是帅哥。对于恭亲王的外表，与恭亲王多次接触的美国传教士、日后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丁韪良曾经直言不讳地写道，“恭亲王身形瘦削，肤色黝黑，因为近视而眯缝着眼睛，并不漂亮”，“他并非很有‘王子相’的人”。尽管有的资料说他“俊美”，但那也只是相对他的哥哥咸丰皇帝而言。据说，咸丰皇帝在少年时曾从飞驰的骏马上摔下来，伤及骨头，虽经名医多方治疗，但终生行走不便。从正史上。可以肯定的是，咸丰皇帝文弱多病，而恭亲王却身体健朗。咸丰皇帝虽然广储后宫，甚至在民间也留下了大量的无法考证的风流韵事，却只生下了一儿一女，这种广种薄收的极为衰弱的生育能力，直接导致了日后慈禧太后的上台。而咸丰的其他兄弟们，包括恭亲王及醇亲王（光绪皇帝的生父及宣统皇帝的祖父），都是枝繁叶茂，子孙满堂。

正史记载，少年时的恭亲王与咸丰兄弟俩，曾经共同习武，还共创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令老爹道光皇帝龙颜大悦，将枪法与刀法分别命名为“棣华协力”和“宝锷宣威”。同时，还单独赐给恭亲王一把金桃皮鞘白虹刀，由此亦可见恭亲王在这一“发明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恭亲王习武善射，在史料中多有记载，而且传诵至今的众多诗文，文采飞扬，其文武全才，可谓当时皇子中的绝对佼佼者，但毕竞时运不济，与皇位无缘，在咸丰即位后更是备受猜忌。

直面暴风雨

尽管丁韪良并不恭维恭亲王的外貌，但却依然是恭亲王的铁杆粉丝之一。在他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直面暴风雨的勇气、决心和智慧，才是恭亲王在大清政界光彩照人的风采所在。丁韪良说，“恭亲王的命运之星升起在黑暗的暴风雨中”，他靠着“超凡的才智和勇气”，“在皇室危难的关键时刻，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尴尬的局面愈发衬托出恭亲王的尊贵与镇定”。

当皇帝出逃、政局波动时，年轻的恭亲王挺身而出，令西方国家刮目相看，恭亲王手上并没有什么资源，他“从未见过外国人，也没有显著的势力支持他，京师的御林军已经溃散，圆明园被洗劫，城市也已失陷”，然而，“就像朱尔·法夫尔（签订普法战争条约的法国外长）签订和平条约时那样，恭亲王没有表现出丝毫悲伤，毫不示弱，努力争取最有利的条款”。

即使在签约前后处处贬低恭亲王，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勋爵还是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恭亲王的敬意，他认为恭亲王是个更容易沟通的对手。英国人注意到，即使是在这种签订“城内之盟”的巨大心理压力下，恭亲王始终镇定自若、彬彬有礼。讲究等级的英国人甚至惊讶地发现，这位中国“王子”对那些翻译及协助签字盖章的秘书人员，“十分和蔼，如同对待一个朋友，而并没有摆出那种手握特权的皇家威严来”。

丁韪良日后总结道：恭亲王的虚怀若谷，正是他能团结一大批干部，在艰难时刻继续维持政府运转的关键。作为同文馆的总教习，丁韪良经常有机会与恭亲王见面，恭亲王对他特别热情，每次见面，“都按照满人的习惯，亲热地握住我的双手，这与汉人跟我打招呼时的冷淡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人即使是亲密的朋友，也只是拱手而已，相互间敬而远之”。因为丁韪良十分熟悉中国文化，恭亲王还特别帮他取了个号“冠西”，意思是“冠绝西方”，从此，丁韪良良也被称为“丁冠西”。

丁韪良说：“他总是听从下属的意见，他的讲话不过是总结了下属的考量。作为一个皇帝的儿子和另一个皇帝的兄弟，恭亲王是中国当今统治者构成材料的良好例证。”在甲午战争后的废墟中，丁韪良更是毫不隐晦地称赞恭亲王是大清改革的“老舵手”。

魅力來自亲和力

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描绘了恭亲王的魅力：“他的眼睛、鼻子等，都显露出他是个相当有内涵的人。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的脸部飞扬着智慧的光芒。他说话很快，其话语的准确度远高于其深刻性。”“他行为举止既和蔼又优雅，说话迅速而有力，给人以有自主力量的印象。”

签订《北京条约》时英国代表团的成员、日后写了大量有关东方著作的芮尼医生回忆道：“恭亲王十分和蔼可亲，他的长相是十分典型的鞑靼人：他的右脸颊上有两颗浅浅的瘢痕，连在一起，看上去似乎是之前长过疖子的痕迹。他的脸和手看上去都很小，手指十分小巧，如同妇人。”芮尼用大量篇幅，详细地描写了恭亲王在接见过程中展现出来的绅士风度，为之大为倾倒。

恭亲王的这种翩翩风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加成熟。1879年，美国前总统、内战英雄格兰特将军访问中国，这是西方国家政治领袖首次访华。格兰特随行的私人朋友、著名记者、日后的驻华公使杨约翰（1882～1885年）写道：“恭亲王与之前我所见过的东方王子及政治家们不同，他十分生动。这是一个机敏的男人，直觉敏锐，意志坚定。印度和穆斯林的王子，以及我们在印度斯坦和埃及的朋友们，往往是呆板地坐着，整个谈话中面容呆滞，令你以为是在和石头对话。但是，恭亲王在谈话中，却表情丰富，十分生动。天很热，他边说话边摇着折扇，说到兴起的时候，他就将折扇半合着，指着格兰特将军的胳膊，同时，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将军的脸。”在美国出版的杨约翰回忆录中，画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美貌若潘安的恭亲王形象。

在西方人的照相机和画笔下，这一时期的恭亲王给后世留下了一些影像。英军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北京条约》签订后为恭亲王拍摄的照片，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张皇室照片。

根据西方人给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描述，这位大清国“总理”的形象基本可以还原：

他身材瘦削，甚至双颊凹陷，其腰围尺寸似乎与其地位完全不成正比，更与一般高级干部们脑满肠肥的形象大相径庭。这种瘦削，无疑并非福相，多主终身劳苦，却并非缘于先天体弱，更不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或许正是江山社稷的沉重担子所致。作为最早在大清“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人，恭亲王却因为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能大声地呐喊，只能一边高举大旗“抓革命”，另一边则悄悄改革“促生产”，能做的不能说，至少不能多说；能说的却不能做，至少不能真做。

在瘦削的外表下，他却是人格层面上的“美男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对待列强占领军不卑不亢，对待自己的部属和蔼可亲，这令他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相当多的认可。在那批判与斗争充斥的高层，他几乎是所有干实事者的总后台，而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口号，就是他当年鲜明地提出来的。在晚清的改革开放中，被后世推崇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其实只是改革的桨手而已，幕后的真正掌舵人、伯乐、保驾护航者就是恭亲王。

中国绘画向来不注重写实，恭亲王因此得以成为第一个留下真实影像的中国“总理”。总理往往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戏曲中都尊称为“千岁”乃至“九千岁”，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恭亲王之后的中国总理们，无论贤愚，几乎都是瘦肉型的，成了这个职位的标准形象，与那些总统、执政、主席们的“样样都伟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自然因为执掌中国大船的艰难与繁琐，但或许也来自伴君如伴虎的如履薄冰。“老二”的身份是尴尬的，不能不做事，却不能做太多的事，尤其是不能做太大的事。投身于具体而细微的政务琐事，成为一个“事务主义”者，或许也不仅是其个性使然，而在于更能给老大传递一个信号：本人只会埋头拉车，不善抬头看路，更不会高瞻远瞩，请老大放心，更请老大多批评指正。毕竟，一个能力和品格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老二”，是老大心头最大的痛。

无论在画像还是相片上，恭亲王的眉宇间都显露着与其27岁的年龄完全不符的沧桑，是因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重担，还是因为这个微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