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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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元十三年，浙东台州出现民变，张弘范出兵讨平，为了安抚其地，只是“诛其为首者而已”。十四年，被授予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之职。
为异族攻打本族之国如此卖力，张弘范受到不少口诛笔伐。以当时各个族群来说，民族主义并未如今天一般普及，他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争得功名利禄，一个年轻人为了自己价值体现的种种努力。以君臣大义来说，若是张弘范作战不卖力，倒才是“有亏臣节”。那个时代，“忠君”与“爱国”本就是合二为一的。
不过，中国早就有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孔夫子时代便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也就是说是否被看做是华夏，并非种族，而是看文化。只要是其他民族，愿意学习华夏文化，便是华夏的一部分。然而，加入华夏和统治华夏可不一样，即使被看做是“蛮夷”的民族接受了华夏文化，却也是不可以成为华夏之主。比如春秋时期，楚国从文化本已经是很“华夏”了，虽然自称王，却也接受周天子赐予的爵位。但因为立国是在南蛮之地，保留一些“断发纹身”的“蛮俗”，仍被视为“蛮夷”。楚国的“问鼎中原”，被看做和北方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的游牧民族一样的严重威胁，所谓“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那么，并没有完全接受华夏文化的元朝廷，以及还不会说汉语的世祖忽必烈对于南宋的武力征服，必然会导致一些具有深刻文化民族主义的士人超越对于赵氏一姓的忠贞，以华夷之辨进行坚决的抵抗。日后与张弘范打过多次交道的文天祥，便是典型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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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二十岁时被宋理宗钦点为状元，他日后自称“大宋状元宰相”，便是来历于此。三十七岁时，因为得罪了权相贾似道，被迫“致仕”，年纪轻轻就退了休在家闲住。直到恭帝登基，元军南下，朝廷号召各地勤王，他才成为寥寥几位率军勤王的将领，率领自行招募的义军赶赴临安。但是，南宋的主力部队已经丧失殆尽，从太皇太后到满朝文武，全都想投降议和。文天祥虽被封为左丞相兼枢密使，但也只能负责去元营议和。结果，因为在众多蝇营狗苟的同僚之间表现的过于卓尔不群，被元军大帅伯颜看出是个英雄，导致被扣押。
而在前去议和之前，文天祥便已经深知不可能以岁币称臣之类的条件换得社稷的保全，为了能为日后赵宋社稷保留根苗，上疏请谢太皇太后允许宋恭帝的一兄一弟出临安，吉王赵昰赴福建，信王赵昺赴广东。谢太后同意，进吉王为益王，判福州；信王进为广王，判泉州。以驸马都尉杨镇和二王两个舅舅“提举二王府事”，迅速出城南下。
两位小王爷大的九岁，小的只有六岁，在颠沛流离中历经苦难，甚至险些饿死，但在众多忠心的臣子们保护下，总算安全逃到温州。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也随之感到，保护着他们来到福州。
至元十三年（1276年）夏六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拥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皇弟赵昺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以赵昰生母杨淑妃为太后，以陈宜中为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直学士。
原本已经灭亡的南宋朝廷便这样复生，无论对于元军还是南宋军民，情势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当伯颜统兵南下灭宋之时，世祖忽必烈曾晓谕伯颜，不可嗜杀，伯颜也自誓下江南不妄杀一人。客观的说，伯颜统兵期间，由于他军纪严明，再加上宋方守将大多不战而降，直至拿下临安，虽然战场上尸横遍野，但屠城之事并不常发生。但是，随着南宋流亡朝廷的建立，使得原本对南宋朝廷腐化、聚敛、御敌无方失望透顶的江南士民重新看到了希望，颓废苟安之气迅速被抗战精神所取代，州郡望风而降的趋势停顿下来。元军尚未涉及的福建、两广以及川蜀、两淮部分地区纷纷厉兵秣马，所谓“自夏伹秋，一城不降”　，而“自夏伹秋”正是赵昰被立为新帝之后。战争的进程也随之步入更为残酷的阶段。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大都途中，到镇江时趁看守不备连夜逃出至真州（今江苏仪征），安抚使苗再成开门迎入。两人商议召集各路宋军反攻，并写信给死守扬州的李庭芝。但因战乱讯息不通，李庭之只知道文天祥曾经和元军议和过，并不知道他逃出之事，以为他已降元反而诓自己出城，于是便写信给苗再成，让其杀死文天祥。苗再成虽不相信文天祥是奸细，但也不敢做主，便把文天祥送出城外。文天祥一行到达扬州，却发现到处都是悬赏捉拿“文丞相”的告示，无奈只得继续逃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赶到温州，后听说流亡政府在福州，便赶往投效。
文天祥的忠贞才识早为众人所知，立即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但是，由于主政的陈宜中一向嫉贤妒能，文天祥担心引起内部纷争，对右丞相一职“固辞不拜”，只接受了“枢密使同都督”的官职。

顾诚先生在他的巨著《南明史》中，对传统中被过度美化的明朝忠臣如史可法、瞿式耜、何腾蛟等人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们的种种无能、自私和短视，并认为“如果他们真的那么优秀，南明绝不会灭亡”。这样的批评对于南宋最后的流亡政府的群臣们，也很适用。且不说从来就没什么忠义之心的陈宜中，即使是和文天祥一起被列为“宋末三杰”的张世杰、陆秀夫，虽然忠诚之心可鉴天日，却也不能算是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张世杰总有胆怯和保存实力之心，而陆秀夫虽然耿直，却从来无所作为，对于一系列战略上的失误没有任何建言。
在南宋国运的最后时刻，唯一能算得既有忠贞之心又有恢复之志兼具抗敌之胆的，仅文天祥一人而已。
文天祥到福州后，提出要回温州组织舟师，由海道而进收复两浙。但一心想要放弃温州的陈宜中不同意，将文天祥外派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招募士兵。文天祥到剑州后，很快就聚集起相当可观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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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至元十三年七月开始，元军对于各地抵抗宋人的镇压也一日紧似一日。
七月，在李庭芝、姜才率部离开之后，守将朱焕献扬州城投降，李庭芝、姜才未能摆脱追兵，被困于泰州；
大将阿术攻破泰州，李庭芝、姜才被俘；
阿里海牙攻破严关（今广西兴安西），马墍兵败退守静江（今广西桂林）；
李恒击败宋军吴浚所部于南丰。
八月，吴浚再败于元军，退往宁都；
李庭芝、姜才在扬州不屈遇害。
在这一片战败的紧急时刻，作为流亡政府的中枢，不但没有什么居中调度挽回颓势的举措，反而只想着互相碾轧。见文天祥聚兵成功，担心离朝廷所在地太近会导致“干预朝政”，便下令让文天祥去交通不便的汀州（今福建长汀）。文天祥顾全大局，于十月率部南下。到汀州后，立即开始救亡活动，派赵时赏率一部军士去取宁都，派吴俊章取雩都（今江西于都），同时，在江西坚持抗元的刘洙等人闻文天祥开府，纷纷率兵来会，文天祥麾下迅速集结起数万人马。

十一月，对南宋流亡政府来说，局面更为崩坏。阿里海牙攻破坚守三个月的广西重镇静江，守将马墍血战而死，阿里海牙纵兵屠城。不久，邕州（今南宁）守将献城，但马墍麾下钤辖（军职）娄某率二百五十名兵士死守月城不降，后在骗得元军送上米、肉，饱餐之后引炮自炸，二百余人全部灰飞烟灭。阿里海牙大怒，又将邕州屠城。此后，广南西路十五州，皆为元军攻取。
同月，阿剌罕所部攻克处州（今浙江丽水）、温州，在瑞安大败宋军，执杀赵与睪与其弟赵与虑等人，兵入建宁府（今福建建瓯）。
这样一来，南宋流亡政府所在地福州已经很危险，此时，流亡政府手中还有军士十七万，民兵三十万，可供一战者有近五十万之多。可陈宜中、张世杰却不敢与元军作战，带着幼帝赵昰登船入海逃走。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州为元军占领。
相对于近五十万大军的望风而遁，文天祥则是迎难而上。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五月，文天祥集结部伍，自梅州出江西，吉州、赣州坚持抗元的宋军皆来赴，合军收复会昌县。八月间，文天祥部下赵时赏等人分道攻取吉、赣周围的城镇，对赣州形成包围之势，衡山、抚州等地残余宋军纷纷前来会合。
为了遏制江西宋军发展，元廷在江西置行中书省，以塔出为右丞，麦术丁为左丞，李恒为参知政事，以诸道之兵四出江西。
元将李恒自领一军精骑，出奇不意地向身在兴国的文天祥发起进攻。文天祥不曾想李恒进军速度如此之快，猝不及防，军队溃散。与此同时，在永丰的邹沨部宋军也被元军杀败，两军汇合一处撤退。
逃至空坑（今江西吉安境内）时，文天祥麾下军士多散，身边只有杜浒、邹沨等几个人相随。宋将赵时赏为使文天祥等人有时间逃走，冒充文天祥为李恒追兵所抓，并沿途掩护很多文天祥部曲逃走，后被识破，从容赴死。
文天祥逃脱后，辗转至南岭（今广东紫金），重新集结队伍。

南宋流亡朝廷行至泉州泊岸，驻守当地的安抚使蒲寿庚前来谒见，并请端宗驻跸泉州，张世杰没有答应。身边的人又劝张世杰留下蒲寿庚，这样可以让其麾下的数百艘巨船以及无数家资作为军用，可张世杰也没有听取。不久，由于宋朝的撤退人员太多，舟船严重不足，张世杰也不知会蒲寿庚，命部下掠取其船只，并没收船上的金银财物。
不让皇帝驻跸，已经显出不信任，现在又无端抢船抢钱，本来就不怎么坚定的蒲寿庚大怒，宣布叛宋降元，在泉州城内大杀赵宋在当地的宗室以及士大夫和淮军士兵，遇害者达数千人。
无端引来灾祸的张世杰连忙下令起锚，全军逃亡潮州（今广东潮安）。
在海上四处飘荡的南宋朝廷屡屡遭到元军袭击，一直把持朝政的陈宜中感到宰相瘾也该过足了，便以去占城（今越南中部，当时为独立国家）给皇帝打前站为借口，径自一人到占城，从此再不回来。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278年1月16日），流亡政府的船队到达井澳（今广东大小横琴岛之间的海湾），忽遇飓风，舟船倾覆无数，连端宗所乘的巨舟也被大浪击翻，小皇帝几乎被淹死，惊悸成疾。飓风过后，张世杰点算兵数，竟然死者过半。这么多兵将白白葬身鱼腹，却没能和元军正式打上一仗，张世杰想保存实力，老天也不帮他。
至元十五年四月十五日（公元1278年5月8日），一直未能从惊吓中恢复过来的宋端宗赵昰病死于石冈州（今广东吴川西南面一个小岛）。“群臣多欲散去”，一直没有发挥应有作用的陆秀夫终于挺身而出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置其何地！古人有以一旅以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备，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立国？”　于是，众人拥立年方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改元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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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宋的流亡朝廷苦苦维持之时。我们的主人公张弘范则在进行自己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立功谋划，至元十五年六月，他在朝觐时上奏世祖：“宋主既降，而其将张世杰奉其庶兄益王昰与弟广王昺南奔。既立昰于闽而卒，又立昺于海上，宜致讨焉。”
以军事上来说，漂泊海上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算不上什么威胁，但在政治上来说，却是稳定江南的极大障碍。忽必烈于是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负责对广东用兵。
从蒙古帝国时期开始，虽然早有各个民族的将领，但都是各领本族军队，蒙古将领可以统领其他民族的部队，而其他民族的将领却决不能率领蒙古军，这惯例在忽必烈时代也没有被打破过。张弘范深知这次委任大有违传统，在陛辞之日力辞：“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忽必烈以往事勉励道：“汝知而父与察罕之事乎？其破安丰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从。师既南，安丰复为宋有，进退几失据，汝父深悔恨，良由委任不专故也，岂可使汝复有汝父之悔乎？今付汝大事，能以汝父之心为心，则予汝嘉。”赐锦衣、玉带以表示对他的绝大信任。张弘范不要锦衣、玉带，提出要宝剑、铠甲，忽必烈闻言壮之，赐张弘范尚方宝剑，表示：“剑，汝之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处之！”明白的给张弘范以专征之权。
于是，张弘范荐李恒为自己的副手，至扬州后，发水陆精兵二万，分道南下。

以精锐之师攻疲颓之兵，即使不是张弘范率领也足以摧枯拉朽。元军水军接连攻取攻袭漳州、潮州、惠州等地，数败宋军。在广东坚持抗战的文天祥所部败走海丰，在逃至五坡岭（今海丰以北）之时被张弘范之弟张弘正追上，残军溃灭，文天祥、杜浒等被俘，邹沨自尽而死。
文天祥的抵抗之路终于走到尽头，在见到张弘范时拒不下跪，只求一死。其气概为张弘范所钦佩，赞叹道：“真忠义人也！”命左右为文天祥释缚，并礼敬有加。
与此同时，元军步军在李恒统帅下越过大庾岭，攻占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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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所部的溃灭，南宋流亡朝廷在陆地上已无可策应之兵。随着一座座城池的陷落，张世杰不得不率部保着小朝廷退保厓山。
厓山位于今天广东新会南端，北扼海港，南连大海，西面与汤瓶山对峙如门，所以又称为“厓门”，“每大风南起，水从海外排闼而入，怒涛奔突，浪涌如山”。厓门之外有“三虎洲”，其东大小螺珠、二厓山石、白浪堆诸岛；台山的上川岛东南有乌猪洲，以东为乌猪洋。因此，据此可控制厓山海而至乌猪洋一带，地理形势十分重要。
在厓山驻扎舟船，似乎是很好的选择，但此地是潮汐出入之处，作为南宋流亡政府数千舟船屯结之地，可说相当危险。张世杰空有忠心，却毫无军事常识，“以为天险可守，乃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正殿曰慈元，杨太妃居之。升广州为翔龙府。时官、民兵尚二十余万，多居于舟，资粮取办于广右诸郡、海外四州，复遣人匠，造舟辑，制器械，至十月始罢”，　将此地作为流亡政府最后的据点。

相对于二十万众兵民和数千艘战船的南宋厓山大寨，作为追击者的张弘范身边的部队就有些不值一提了。计有统领大小战船五百艘，兵力约２万人。正月十三，到达厓山时，又因为有二百艘战船迷失方向，真正到达的只有三百艘。
敌寡己众的仗该怎么打？张世杰手下有谋士提出了建议：“北兵以舟师塞海口，则我不能进退，盍先据海口。幸而胜，国之福也；不胜，犹可西走。”这并非奇谋，不过是一般性的正常谋略，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掌握战场主动权。
但张世杰思担心主动进攻失败后，会导致军卒溃散，坚决不同意：“频年航海，何时可已！今须与决胜负。”命人焚毁岸上所建数千间简易房屋，把千余艘大船牢结成一字阵，沉锚于海，“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栅如城堞，奉宋帝居其间”。
在焦山之战中，张世杰便是将战船连在一起，结果被元军一把火烧的大败亏输。事隔几年，便又故技重施，所吸取的教训不过是在战舰外皆涂满湿泥，又“缚长木以拒火”，来防备火攻。但这种连接战船的举动，让宋军难以机动，既不能主动出击，也无法迅速对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