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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之至者谓之元-闲话元朝往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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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事，遮留使不获上见，因诬构以罪，竟为所害”。 崔斌死后，阿合马不依不饶，继续检覆江淮行省钱谷，然后将与崔斌同列的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铁木儿下狱处死。而原来被崔斌奏劾免官的阿合马子忽辛、阿散等，于是年十一月又被复官。崔斌也是忽必烈藩邸旧臣，曾经是忽必烈深为信任乃至向其咨询谁可立为宰相的谋臣，竟然能在构陷之下死于非命，汉法派与理财派的斗争终于上升到刺刀见红的阶段。
至元十七年，另一位汉法派中坚，有“廉孟子”之称的畏兀儿人廉希宪联合董文忠借着礼部尚书谢昌元建议设立门下省的机会，极力要促成设立门下省。门下省在隋唐时代是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这是汉法派在失去中书省和御史台两大阵地后，在寻找新的掌控权力机会。然而，在阿合马的竭力阻挠之下，门下省的设立最终流产。是年十一月，廉希宪在郁闷中因病去世。
【正文】
当汉法派在阿合马的攻击之下屡战屡败，元老重臣非死既去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深受儒学熏陶，且是国之储君的真金太子为什么没有起到汉法派大旗的作用，来遏制阿合马呢？
这就不得不说是大儒们对于真金的教育出了问题。中国虽然在汉武帝时代便确定“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但作为皇权掌握者，一定要明白，要尊的应该是“儒术”而并非“儒学”，所谓“外儒内法”，以儒教掌控世道人心，以法家来操纵国家机器，并夹杂以阴阳家的谋略来应付政治斗争。而大儒们对真金的教育，几乎是全盘的儒学，只告诉他儒学多么多么好，却并没有告诉他如何再有一个强势的父亲和强势的权臣的复杂政局中来实现这些“好”，如何能在保全自己和自己的臣子同时对于政敌采取有效的打击。
阿合马之所以看似横行无忌，并非其本人已经掌控了帝国的权柄，无非是因为皇帝忽必烈急需用钱，而在王文统死后，朝中已经无人能够将财理得符合他的心意，这才不可一世。许衡、窦默乃至安童、张文谦、廉希宪诸人只想着让君主节用以爱民，都不能如王文统一般既能从天子之欲又能顾及百姓利益，在阿合马面前毫无竞争力也就并不显得奇怪了。真金作为太子，也很欣赏王文统，却也没有王文统的本事，也只能跟着老师们用大道理来对抗金钱的威力，崇高的地位也就不能显示优势了。
再加上儒学中的“孝”已经深入真金的骨髓，对于父亲，他不敢有丝毫抗争，虽以中书令参与政事，“然十有余年，终守谦退”，不敢“可否君父之命”，“惟有唯默避逊而已” 。
当许衡无奈辞职之时，真金不能挽留，只是请求忽必烈任命许衡之子许师可为怀孟路总管，以奉养其父，并遣东宫官员来晓谕许衡：“公毋以道不行为忧也，公安则道行有时矣，其善药自爱。” 让许衡保重身体，等到自己继位的那一天。
崔斌遇害时，真金“闻之，方食，投箸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 ，终究不能救其一命。
廉希宪病危，真金遣侍臣杨吉丁问疾。廉希宪向他留下遗言：“臣病虽剧，委之于天。所甚忧者，大奸专柄，群邪蜂附，误国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开圣意，急为屏除，不然，日以沈痼，不可药矣。” 但他并没有“急为屏除”的能力，只能看着老臣死不瞑目。
父亲让自己学习儒学，而当自己所学的一切已经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父亲却似乎对这一切已经毫不在乎，所倚重的臣子更把这一切都弃如敝履。与父亲的亲情和对天下的责任相互绞杀，折磨着真金脆弱的心。他的一腔怨愤，只能用看似不羁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与阿合马，他“恶其奸恶，未尝少假颜色”，对其经常地折辱。一次，在与阿合马相遇时，真金二话不说用弓击其头，并划破他的脸。阿合马被打了不敢做声，随后朝见时，世祖问他脸上何以如此，真金就在旁边，阿合马不敢说实话，只道被马踢伤。可真金却并不领情，当面承认就是自己打的，并当着世祖的面，拳殴阿合马多时。
当朝太子在皇帝面前把宰相一顿殴打，宰相既不能躲也不能还手，还得陪着笑脸。这样情形，让人觉得好笑，但这是真金因碍着父亲无法施展抱负，如小孩子在家长面前摔东西一般的泄愤举动。这不但不好笑，且显得可悲。
【正文】
历史总是会给人们制造一些黑色幽默，正当真金太子及众多汉法派大臣面对阿合马袖手无策的时候，两个小人物却戏剧般的结束了阿合马的一切。
至元十九年（1282），真金太子跟随忽必烈前往上都。阿合马以宰相留守大都，一切都极为正常。而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突然闻报皇太子回大都做佛事，要百官前往东宫迎接。枢密副使张易也接到旨意，派兵到东宫警戒。
阿合马与众官员赶到东宫，果然见到太子仪仗，正要上前请安。岂料，端坐马上的皇太子大声斥责起阿合马来来，不等阿合马回答，太子身边一名壮汉便走上前来，将阿合马拽到太子马前，从袖中掏出铜锤把他脑袋击碎。一代权臣糊里糊涂毙命当场，紧接着，阿合马的党羽，左丞郝祯也被当场格杀。
跟随阿合马前来迎接太子的百官被这场面吓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有工部尚书张九思发现不对，大呼有诈，留守大都的达鲁花赤博敦这才冲上前去将“太子”打下马来，众兵士乱箭齐发，“太子”扈从四散溃逃，只有刚才杀死阿合马的壮汉不逃，安然受缚。
这名壮汉名叫王著，官任益都千户，“素志疾恶，因人心愤怨，密铸大铜锤，自誓愿击阿合马首”，于是，与一个颇会些幻术的僧人高和尚合谋，“知阿合马所畏惮者，独太子尔，因为伪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一场针对阿合马的暗杀行动。
谁能想到，权倾大元王朝近二十年的阿合马，众多高官费尽心力都不能动其分毫，竟然这么容易便死于非命。
事变发生后，忽必烈勃然大怒，下令枢密副使孛罗主审此案。孛罗虽不是汉法派中人，但对阿合马平日的跋扈也深感不满，在审讯中对杀阿合马之事简略带过，却主要收集阿合马的罪状。案子很快审结，王著、高和尚及在事变中派兵参与王著等人计划的枢密副使张易被杀。可在随后，孛罗在汇报审讯经过时，将收集的阿合马罪状讲给世祖听，忽必烈原本以为阿合马只是贪些钱财，岂料还有结党擅权、盗用皇家宝石以及用巫蛊之术诅咒自己等罪状，惊怒交加，再加上真金及诸汉官趁机进言，历数阿合马罪恶。于是，在王著等人死后不过四十余日，忽必烈的态度便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下诏将阿合马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阿合马的子侄皆伏诛，财产充公。妻四十、妾四百人（这么多老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分赐他人，朝内“阿合马党人”七百一十四人也全被罢黜 。
阿合马之死与王文统之死一样笼罩着重重迷雾：王著一个小小的地方千户官如何能如此明白的了解大都的情形？在事变发生时，身为枢密副使的张易怎么会那么容易相信“矫诏”的真实性而派兵协助？
似乎，整个事件都是太子真金及其身边的汉法派官僚的谋划，但是，真金真的敢于冒险制定这个计划吗？需知阿合马在朝中党羽密布，即使能够成功杀死他，又怎么能保证顺利铲除其党人？一旦消息泄露，真金的太子之位便有可能动摇。如果是汉法派其他人物主谋，却为何让王著等人口口声声牵涉太子？就不怕牵连太子吗？又或许，这起事变，是既反对汉法，有对阿合马专权不满的蒙古勋贵所为？
更多的细节我们无从知晓，但这场事变戏剧化的改变了大元朝廷的政治格局，阿合马时代在一片血腥和迷雾当中迅速落幕。无论是早有谋划，还是意外之喜，汉法派得了完胜，帝国中枢迅速被倾向汉化蒙古勋贵和汉人儒士所占据。
然而，帝国边疆的战事仍没有平息，国库中的银钱仍流水般的花出去，已经六十多岁，越来越顽固的世祖忽必烈也不可能停止战争和减少用度，重新执掌大权的汉法派们如果不能扭转财政状况，开辟新的财源，那么阿合马之死就并不是结束，而仅仅是开始。
【正文】
帝国的隐线
——汉法派与理财派之争（下）
阿合马死后的帝国政局，俨然一派汉法派大行其道的景象。至元十九年四月，原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被任命为为中书右丞相，执掌朝政大权。和礼霍孙出身蒙古勋贵，曾任世祖宿卫大臣，其人深谙儒学，一上任便大力援引汉法派官员充实朝廷中枢。耶律铸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甘肃行省张雄飞为参知政事，张文谦任枢密副使，董文用为兵部尚书。
耶律铸是著名的耶律楚材之子，张文谦、董文用都是世祖藩邸旧臣，汉法派中坚，张雄飞是受“廉孟子”廉希宪举荐为世祖所任用的汉臣，其人清正廉洁，官声极好。这些人一个个身居高位，似乎那个汉法派众臣一律靠边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太子真金也感到自己曾经许诺许衡的那个“道行有时”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反常态的表现出对政治的热情，明白的指示和礼霍孙：“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有沮挠，我当力持之。”对于身边的儒士何玮和徐琰也意气风发的鼓励道：“汝等所学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
身边都是“自己人”，储君又明白表示全力支持，和礼霍孙再无顾忌，雷厉风行的对阿合马留下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理——为日后大行汉法铺平道路。
首先，“置黑薄以籍阿合马党人之名”，把已经拔除的阿合马党人全部列入黑名单，不但现在不用，将来也不用，以国家法律的形式避免那些重利不重义的家伙卷土重来。
其次，对阿合马生前掌管的户部各库以及盐运司、财赋府、茶场都转运司等部门进行钩考，继续坐实阿合马名为为国敛财其实是祸国殃民的罪状。
第三，废黜阿合马所设的用于敛财的各种官署一百七十一所，什么司徒所、农政院、泉府司、四道宣慰司、诸道盐司、各地金银冶炼官署等等一律裁撤，在这些部门里任职的官员全部视为“冗官”，就地免职。
经过这么一番整顿，朝野上下确实大有新气象。而和礼霍孙在自已为清理完障碍，准备对整个帝国的进行布局的时候，却发现地方官员普遍无法和中枢达成协调——要行汉法，光是中枢有儒臣是不够的，可地方官能够算儒臣的少之又少。
元朝开国以来，在西夏、金、宋时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便被废黜，没有科举，学习儒家经典的读书人便没有进身之阶——毕竟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可以靠游说来得官，何况游说是少数人才能玩得转的游戏。
于是，和礼霍孙向世祖进言，请开科举。
和礼霍孙原本以为，世祖让自己做宰相，又允许自己任用汉法派官员，对自己清算阿合马也采取默认，那么趁势改革帝国的选官制度，让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子弟充实帝国官员队伍便应该题中应有之意。岂料，此疏一上，和礼霍孙的宰相官运便到了尽头。
说到这里，不能不先插一句，说说忽必烈对科举制度的态度问题。
有人说世祖忽必烈不开科举，是为了扼杀中华文化，此言大谬。科举只是一种选官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唯一载体，承载文化的应该是学校和书院，而忽必烈对于官学、书院的建设相当重视，这在前文已经说过了。
可是，对于儒学教育的重视却伴随着对科举制度的极端厌恶。忽必烈最讲究务实，而偏偏科举自隋代开始实行六百多年以来； 已经流弊众多，几乎成为华而不实的东西。广大读书人潜心于科场学问； 疲于仕途竞奔，竭心费神，在元朝学者胡祗遹眼中不过是 “记诵章句、训诂、注疏之学； 圣经一言； 而训释百言、千万言； 愈博而愈不知其要； 劳苦终身而心无所得； 何功之有”
虽然所学“何功之有”，但“一个通过了文学考试而进士及第的考生； 总是最快地得到擢用； 而且有时在刚入仕途便已身居显位” 。这样的人大部分缺乏以管理国家各种实际事务的经验及处理紧急事务的能力； 更遑论统筹全局治国平天下了。无论西夏、金还是南宋，以经义诗赋录取的满腹经纶之士在蒙古大军的劲弩铁骑面前软弱无能，丧城失地以至于毁家亡国。于是乎，宋元之际的儒者，鲜有对科举有好感，忽必烈曾为开科举之事咨询大儒许衡，许衡直截了当的回答：“不能！”忽必烈颇为赞同： “卿言务实； 科举虚诞； 朕所不取。”
许衡是元臣，对于科举的态度还可能有迎合上意之嫌，而曾经和文天祥一起并肩作战，失散后隐居乡里的宋末词人赵文在其《学蜕记》中也认为没了科举实在是对读书人的大解放： “四海一； 科举毕。焉知非造物者为诸贤蜕其蜣螂之壳而使之浮游于尘埃之外乎？”
没有科举，靠什么选拔官员呢？忽必烈时代对于官员的选拔主要靠推举和荫叙； 荫叙就是指老子当官儿子也可以当，这自然有很大的弊端，不过这样的荫叙只占官员很少的部分，《元史&；#8226；选举志》记载： “诸职官子孙荫叙； 正一品子； 正五品叙。从一品子； 从五品叙。正二品子； 正六品叙。从二品子； 从六品叙。&；#8943；&；#8943；正七品子； 酌中钱谷官。从七品子； 近下钱谷官。诸色目人比汉人优一等荫叙； 达鲁花赤子孙与民官子孙一体荫叙；傍荫照例降叙。”儿子获得老子的荫叙，平均都要降五级使用，油水相当有限。
因此，推举便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手段。所谓推举，就是将“吏”推选为“官”。虽然人们一般把“官吏”并称，但在古代二者可相差甚远，官是经过科举出身由国家任命的政务员，而吏却只是非正途出身，在衙门里操持具体事务的事务员，不算国家编制，虽然能拿朝廷俸禄，却属于“不入流”。不过，吏的地位虽低，却很重要，靠读书考试成为官员的读书人吟风弄月、寻章摘句很拿手，却无法处理繁琐的具体事务。真正做事的往往都是吏，要说对国情民瘼诸方面的了解，十个官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吏。
两宋时期，胥吏为士大夫所不齿，由吏入官是极个别，若是哪位不是考科举而是因为在吏的职位上做出成绩而升为官，便会被认为不是正途入仕，被人鄙视。可到了元朝，忽必烈讲究务实，既然吏是从基层干出来的，处理事务的能力自然出众，于是大开以吏升官之门，中下级官吏都要从令吏、司吏、通事、奏差等吏员中选拔。本来官与吏高下悬殊，属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这下很快就成了平起平坐的“哥俩好”——“曰官曰吏； 靡有轻贱贵重之殊。今之官即昔之吏； 今之吏即后之官。官之与吏情若兄弟； 每以字呼； 不以势分相临也。”
以吏为官，大量有实际事物经验的基层干部有了提拔升迁的机会，对于政府建设、政策推行自然大有好处，可这推举制度名为“制度”，却没有“机制”。一个胥吏要成为官员，能否被推举，没有固定的选拔模式，是否能力出众没有统一标准，这就出现了“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领导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情况，通过人情关系、贿赂请托等手段获取推举就大行其道。而胥吏虽然粗通文墨； 但未经过系统的儒家教育，有术而不通“道”，大部分没有“八荣八耻”之类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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