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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第二部:第一帝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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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
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这时却是战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事到临头却又后悔，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金日和他的母亲、弟弟都被带到长安，入宫为奴，当时他十四岁。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
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省境内。
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
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
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岂在悔轮台
汉武帝其实很可怜。
盐铁会议的召开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离汉武帝驾崩只有六年，可谓尸骨未寒。然而贤良文学们的某些发言，却已大有炸平长安、彻底清算之意，尽管没有汉武帝原本是不会有什么贤良文学的。
争论并没有随着会议的结束而结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汉宣帝下诏，要为汉武帝立庙设乐。这当然是一件大事。因为汉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个皇帝死后都有庙号。此前，仅高皇帝刘邦和文皇帝刘恒有，庙号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谥号。
宣帝认为，他的曾祖父刘彻也该有庙号。
何况，武皇帝也当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胜的儒生却公开反对，理由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杀人无数，挥霍无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无仁德，岂能有庙号？
此言一出，朝野哗然。公卿们一齐责备夏侯胜说：这是圣意，岂能反对？夏侯胜却说：圣意又怎么样？人臣之义在直言。话已出口，万死不辞！
当然，为武帝立庙的提案仍被通过，庙号世宗。但夏侯胜的反对意见也被如实记录，并流传下来。他本人则在坐了两年牢后被释放，而且受到汉宣帝的礼遇。
这说明什么呢？
第一，汉代的言论相当自由。
第二，夏侯胜的批评基本属实。
实际上，夏侯胜说得并不全。如果愿意，还可以加上繁刑重敛，崇妖信怪，杀伐任性，喜怒无常。司马光甚至认为，汉武之恶几近秦皇，只不过他识好歹，受忠言，知对错，会用人，这才不至于亡汉。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尝不曾收获由衷的赞美？可见问题不在如何评价，而在评价的立场。
夏侯胜的立场无疑是儒家的，后来的班固和司马光也如此。但是，汉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骂，在近现代却又因尊儒而挨批，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请读这首诗：
绝大经纶绝大才，罪功不在悔轮台。
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诗的意思很清楚：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过失却不在连年用兵，而在罢黜百家。
这未尝没有道理。
的确，思想文化领域是不能一家独尊的。因为没有百家就没有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不会有风骨和气节。苟如此，又哪里会有担负天下兴亡、创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问题在于，这祸胎真是汉武帝种下的吗？
未必。
事实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仅限于官学范围。也就是说，罢黜百家，只是诸子不设博士官；独尊儒术，也只是饱读诗书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间，则百家既未罢黜，儒术也不独尊。
其实就连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统天下。张汤是儒家吗？卫青是儒家吗？桑弘羊是儒家吗？汉武帝如果真的独尊儒术，贤良文学们岂能气成那个样子？
何况武帝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奇士。汲黯不是吗？夏侯胜不是吗？司马迁不是吗？还有义纵，是因为抵制告缗法而死的。义纵可是酷吏。但怎么样呢？也有骨头。
还有东方朔。
东方朔是被司马迁写入《滑稽列传》的，他在汉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当于戏子。然而，当汉武帝宴请馆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时，东方朔为了维护朝廷尊严，竟然横戟拦在门前，逼得武帝只好换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门。
奇士的风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这位没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宫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宫中闹鬼。值班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怕出事，让郎官把印玺交给他。郎官不给，霍光去夺。郎官便手按剑柄正声说：臣头可得，印玺不可得！
权倾一时的霍光，也只能诺诺连声。
这并不奇怪。武帝的时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新做人家的汉帝国也血气方刚。诚如史家所言，那时的中国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和更多的刚强。汉的气质，是雄大、闳放和深沉的。
气质变得柔美、空灵而内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学真正成为统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罢尽，万马齐喑，则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设文字狱之后的事情。
汉，却是霸道的。
同样，汉也是开放的。长安城里住满了世界各国的商人和使者，离宫别馆旁也种满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须的外国人，在长安的街市上讨价还价，并坚持着女士优先的习俗，皇上看了却乐不可支。
汉武帝是不会画地为牢的。他也不会因为董仲舒的一席话，就皈依了孔门，并关上其他的窗户。
事实上武帝并不当真热衷儒术，他喜欢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样的“纯儒”（其实董仲舒也不纯），而是公孙弘那样的“杂儒”，以及张汤那样能用儒术装点门面的文吏。儒术与法术杂糅，王道与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汉武帝就没有留下祸胎吗？
当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帝国是怎样炼成的
汉武帝是十六岁登基的，上天也给了他足够长的寿命和时间：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这两项纪录不但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这可真是天之骄子。
武帝也不负天恩。在他治下，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达到鼎盛。疆域和势力范围，东邻韩国，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称超级大帝国。
文化方面同样灿烂辉煌。哲学家董仲舒，文学家司马相如，音乐家李延年，探险家张骞，农学家赵过，天文学家唐都、落下闳，便都出在这个时代。
当然还有司马迁。尽管汉武帝非常对不起这位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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