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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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誓。”党员书记站在党旗前，右手握拳，半举在空中。在党委书记身后，三名党员整整齐齐列成一排。每个人都如同党委书记一样举起右拳。
“我宣誓。”
“我宣誓。”
……
“服从党的领导。”
“服从党的领导。”
……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

入党仪式是完全格式化的，无论对谁都是一样。作为预备党员的时代，郑融很多次看过别人入党的仪式。那时候在他的心中，羡慕、嫉妒、反思，各种情绪混合成一种激动。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郑融却远没有看别人入党时候的激动。
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不容易激动。在这个正式党员数量300万，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份子数量1800万的时代，正式党员的素质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由这样的精英党员集结而成的共产党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并不太好解释。自从立法、行政、银行团三权分立之后，宪法赋予党的权力限定于人大和军队两方面。
军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让很多人猛烈抨击解放军的“党军”本质。对于主张“国防军”的家伙，党是绝对不可能对其有丝毫让步。党军保证了解放军人民军队的本质，从建国以来，各种自然灾难突然爆发的时候，军队作为应急力量，都是第一时间赶到人民需要援助的场所。除此之外，军队并不介入社会运作。对于人民来说，绿色军装就是保障。既然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有变质的迹象。那么这支军队在谁的控制下，并不是人民在意的问题。政治术语上有一个名词叫作“沉默的支持”。对于党绝对控制军队问题，除了“出声的反对”之外，剩下的无疑都是沉默的支持了。
除了人大和军队之外，党好像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公务员是完全的考试体系，公务员系统里面党员数量只有22％，银行团更不可能在选拔人员当中刻意选择党员出身的成员。在共和国的这两大巨头体系当中，党员比例仅有20％而已。
至于逐渐有了并立权力势头的司法系统，党员比例也没有超过30％。司法系统是文人最喜欢的体系，对于权力的渴望，让文人们对行政和司法系统有着近似病态的热衷。这两个系统又同样需要非常严格的考试才能够跻身其内，文人们最想控制的就是这两个体系。
只看表面的话，中国共产党在共和国远不是欧美宣传的那种一手遮天的强权。很多权力都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党外人士，甚至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士，云集在不被共产党绝对控制的领域，做着攻击共产党的努力。就共和国情报部门的了解，这些人士当中，不少都是领取来自海外的美元补贴。
太祖并非没有对这些人进行过“招降”，至少在19581960年，太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党外人士喊话，对知识份子喊话。不过效果相当有限，直到1960　年8月，太祖还在上海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这个逐渐成为西太平洋金融中心的城市，太祖在各界人士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八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一样，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开展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命从清朝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要不要参战，这都是辩论。帝国主义一刻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从1927年到1937年，十年之内，蒋介石政权就覆灭了。六七年之后，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过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一个时候即使分得清楚，可是这些报纸的领导人要把它办成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他们仇恨无产阶级报纸，仇恨社会主义报纸。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工商界还是把这些工商业者（大、中、小资本家）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怕这个改造，说改造就有那么一阵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应该说是自尊感，因为自己有觉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认为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认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改造的，当然，中间要经过踌躇、考虑、不断犹豫、摇摆的过程。越改造，他就越觉得要改造。共产党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三年一整，五年再整风，你说整了这一次风就不整了？难道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了二三年，他都忘记了，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期还要整。资产阶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需要整风？不要改造？你说不要改造，调个名字，叫整风也可以。现在各民主党派不在整风吗？整个社会整整风，为什么不好？现在民主党派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整得对了。共产党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作风问题。……

社会主义来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没有辩论。党内没有辩论，社会上也没有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基本上改了，但是没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大辩论。以前是大字报，现在有电脑了，有互联网了，大字报和互联网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

知识分子从旧社会中来，就是吃五张皮的饭。过去知识分子的毛，是附在这“五张皮”上面，帝国主义所有制，封建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有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小生产所有制。过去或者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现在是“皮之不存”皮没有了，帝国主义跑了，东西都拿过来了；封建主义打倒了，土地归农民，现在归公社了；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归国有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公私合营了，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了，小生产（农民、手工业者）所有制现在也改变了，变为集体所有制了。虽然现在还不巩固，还要几年，才能巩固下来。尤其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时间更长一些了，因为这五张皮影响着这些资本家，影响着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老是记着这些东西，做梦也记着。旧轨道过来的人，就是留恋那个旧生活习惯，这是人之常情。

现在知识分子附在什么皮上？就是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请的先生，可是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要教资本主义，让你吃饭拿薪水，那工人阶级是不干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社会经济基础，也就是那五张皮没有了，现在他除非着落在新皮上。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在天上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空中飞。五张皮没有了，老家回不去了，可是他又不甘心情愿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要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要有无产阶级思想，要跟无产阶级有点感情，要跟工人搞好，要拉朋友。可是他不干，他还想那个旧的东西。

我们现在劝他们，经过这一场大批评，我看他们多少会觉悟的。我们现在在劝中间形态的人，中间形态的人应该觉悟，尾巴不应该翘得太高。你的知识是有限的，是知识分子，又不是知识分子，叫半知识分子比较妥当。因为你的哪个知识只有那么多，讲起大道理来你就犯错误。你那么多知识，为什么犯错误？为什么动摇？“墙上一根草，风吹两面倒”，你为什么动摇？现在不去讲右派的知识分子，那是根本错误的。中间派知识分子也犯错误，他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头脑不清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农民里头的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他一看就知道孙大雨这一套东西，他一看就知道不对，只要谈三句话，就知道不对，用不着写这么长的文章。看谁的知识高？那个不识字的人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是听无产阶级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们这些人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他们不可，就非到各个地方跑一跑，跟他们谈一谈，看此事能行不能行，跟他们商量，以及跟他们接近的干部商量，就要到地方上来。北京是什么东西也不出的，他没有原料，原料都是工人、农民那里拿去的，都是地方拿去的。中共中央是一个加工厂。就是把这些原料制造好，制造不好就要犯错误。知识的源泉，是出于群众，归根到底是群众路线四个字。什么叫真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讲不要脱离群众的。象鱼跟水的关系，游泳者跟水的关系一样。

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孙大雨那些人怎么办？打他几棍子是必要的。攻得他想回头，切实地改，使得他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因为他们还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这样的人争取过来是有用处的，多少可以做点事情。而且这一回又帮了大忙，给我们当了“教员”，教育了人民。他是以反面的方法，从反面教育了我们。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去，还是要治病救人。

也许这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他不愿意过来那么也好，那就带到棺材里头去，孙大雨现在多少年纪？算他活一百岁，还有五十年他坚决不改，巩固得很，这个堡垒攻不破，也就算了。尽攻他，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气力，我们现在要办事，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了得。有那么一部分人不肯改，就让他带到棺材里面去见阎王，他可以跟阎王说：“我可是有骨气，我是‘五张皮’的坚持者。我跟这些王八蛋、共产党、中国人左翼、同广大群众作过斗争，要我检讨，我都抵抗过来了。”可是现在阴间的阎王也改了，阎王第一个是马克思，第二个是恩格斯，第三个是列宁。现在分两个地狱，资本主义世界地狱是老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地狱是新的，就是这些人当阎王。我看这些人到阎王那里也是要挨整的。

讲的多了，不讲了。谢谢你们听我这个讲话。”

无论党外人士有什么感受，至少包括郑融在内的新老党员们，都听出了这片讲话里面的决心和意志。
社会主义事业绝不容许颠覆和背叛。中国已经迈上的社会主义路线也绝对不允许动摇。

入党仪式是晚上进行的，倒不是党委故意要搞得很神秘，而是大家白天都有工作，没时间搞这个仪式。入党仪式结束之后，三名党员都很严肃的佩戴上了党徽。党员必须佩戴党徽，这意味着向群众证明你党员的身份，展现党员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风范，以及随时随地接受群众的监督。
成为党员是有很多特权的，作为代价，党员也成为标杆，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很多党员被开除出党的原因，很多预备党员不愿意成为正式党员，就是不能忍受这种时时刻刻被监督的感受。
党控制了人大，人大是需要选举的。以共产党员为绝对优势的人大代表，并非指派产生，而是必须实实在在的通过基层选举来完成。党员必须争夺群众，没有了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很快就会失去人大的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也必须时时刻刻保持与人民群众亲密的鱼水关系，并且得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年头，党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要说出身，郑融决不是什么“好出身”，他家祖上也是地主，土改的时候，翻身农民向地主清偿血债的时候，他家有好几名成员在批斗会上刚被宣判完死刑，就被愤怒的农民拖下来乱拳打死。郑家的土地债券又因为一系列不幸，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郑融的父母总算是当年上过私塾，在全国推行扫盲教育的时候，一顿狂补习，最后父亲通过学业考试，弄到了一个小学毕业的学历。而母亲则弄到了初中毕业的学历。夫妻两人在信阳鼓动进城工作的时候，逃离了农村，开始在信阳市的工厂上班。
对于共产党，郑融做电工的父亲是十分敌视的。倒是郑融做教师的母亲，对于共产党颇有好感。郑融的母亲也是地主家的子弟，不过按照老太太的说法，在解放前，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出嫁以后，日子都远没有现在好。信阳这地方比较穷困，就是地主家也没什么钱，女性地位也低，共产党算是把老太太给拯救了。
郑融的父亲虽然在家里面嘴上敌视共产党，但是还算是识趣，行动上从来不敢逾越雷池一步。或许是男孩子本性里面对父亲的逆反，以及对母亲的亲昵，郑融对共产党的印象是非常好的。郑融的母亲好歹也是人民教师，加上老太太上进，一面工作，一面进修，到郑融上初中的时候，也弄到了一个专科学历。老太太生养方面不太行，只生了郑融一个儿子。全家的心血都投注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郑融在母亲的悉心教育下，考上了河南大学。那年头大学生可是一个稀罕物件。加上郑融家人口少，三口之家，双职工。郑融也有钱上大学，而不用申请助学贷款。
进了位于开封的河南大学之后，郑融就开始询问如何入党。并且在全班第一个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作为入党积极份子的郑融，就得把课余时间投入到了党课里面。
那时候山南省刚开始兴建，以高工资玩命招收共和国的人员。郑融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自作主张给全家都报了名。熟练电工，专科学历的教师，以及刚毕业的财会审计专业大学生，这一家三口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两倍甚至三倍于国内的工资，让全家都比较满意。于是郑家阖家前往山南省开创新生活去了。
山南省现在是孟加拉湾的金融中心，共和国的优势比起历史上的中国，强了不止十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