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坑-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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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反应不过如此而已，新闻里面也只是简单通告，前教育部长，作家周树人因病去世。仅仅是一个针对共产党政府官员的最后致意。但是在共和国右派那里，反响则大得多。
胡适现在是国家图书馆馆长，此时他的家里面，就聚集了不少人。五四闯将们已经凋零的差不多了，加上一些去了海外，能够聚集在这里的以他们年轻的弟子居多。
老闯将之间矛盾重重，周树人在闯将当中还算是地位颇高的一位。至少也做到了教育部长。而且周树人为人聪明得很，自建国初得到了教育部长的职位之后，除了公文之外，一个字也不再写，只是专心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总算是得到了善终。周树人自教育部长位置退下来以后，继任者是他弟弟周作人这在当时还引发了一小点震动，其他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到胡适家里聚集的众人当中，最有名的当算是瞿秋白。现在瞿秋白在政协任职，算是和平养老。得知老友去世，他就和胡适联系，准备一起给周树人开一个追悼会。


胡适和瞿秋白作为会议主导，主要是讨论追悼会的安排。周树人52年从教育部长位置上退休之后，在北大当了中文系一位教授。
从就任教育部部长之后，周树人就与母亲和两位夫人一起居住。鲁老夫人1950年去世，1959年，大夫人朱安去世，两年后，周树人也去世了。
追悼会对于这些搞文科的人来说，很容易安排。胡适与瞿秋白大概确定了追悼会的步骤，把具体工作交给年轻人去处理。两位老先生以去周家吊唁为名一同乘车离开了。
然而等汽车开到海淀区一处公园旁，胡适却让司机停下汽车，他和瞿秋白一起下车进了公园。
“适之，我的意思是，追悼会干脆就让政府按照规定召开算了。我们只露个面，学校还有这些朋友们聚一次就好。千万不要弄出没有必要的事情来。”瞿秋白说道。
“你的意思我知道，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只怕总要有些人用这事做点文章出来。”胡适叹息道。
“南方报业的那些人啊……”瞿秋白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秋白，不知道中央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意思。现在表面上看相安无事，可我总觉得现在很不安心。像是要出什么大事。”胡适忍不住问道。
“据我所知，现在党内正在为按劳分配这个问题讨论。牵扯甚广，听说还有不少分歧。这个分歧或者一两年内就会有结果。一旦这个问题定了案，那么接下来肯定是场大运动。”瞿秋白声音里面满是遗憾。
这些年，各种运动的苗头可谓层出不穷。却总是欲言又止的味道。党内总有人在运动走向开始前，就采用各种手段给强行拦住。但是，这也是有极限的。其实党内的意见正在逐渐统一，这首先得益于农民阶级的消亡。农业正在变成一个产业，作为小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农民正在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公社。工业的兴盛带动了城市化，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当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这个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大运动并不合时宜。
到了60年代初，第一轮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社会结构趋于稳定，各方面出现的问题也趋于一致。而不是以前那种纷乱的矛盾。党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也迅速集中在几个矛盾焦点上。
第一就是按劳分配的问题。对于公民的收入应该如何界定，如何分配。这成了一个矛盾的焦点。社会收入差距之大，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时候。那些最富有的阶层，或者说银行团高级职位的收入每年三百万以上，普通工人收入也不过是两千多元。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有上千倍之多。加上地方性报纸的鼓吹，人民对此事的看法自然是可想而知。
偏偏党内对此却拿不出一个共同态度出来，不少政治局委员对此的看法是，一刀切的规定工资水平，只会有害无益。
固然银行团收入颇丰，但是社会上同样有一个事实，就是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如果仅从收入上看，凡是资本放开的领域，都有人收入很高。例如餐饮业，一直没有进行过公有化，其结果就是很多饭店老板年收入十几万，几十万。那些国家干部的收入和这些人一比，也是绝对望尘莫及的。
现在的矛盾焦点说白了就是“资本到底归谁所有”的问题。
凡是资本归个人所有的，那么必然会产生出收入的极大差距。可是你真的能说这些资本经营者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么？貌似也不能这么说。
银行团的奖金比例远比其他行业来的低，而餐饮业的资本所有者，大多数也是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完成的财富积累。如果仅仅以收入高低作为新分配制度的依据，明显是有欠妥当。所以党内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
中国工业制度的确立，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趋于稳定。各个利益阶层都在寻找自己的新定位。党内争论固然激烈，但是党至少还是作为一个对外统一的集团。在党外，原本就存在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同样在这样迅猛发展的经济当中重新获得了养分，开始壮大起来。
中国最大的资本掌握者——中国共产党，是绝不可能对这些中小资产阶级的蠢动视而不见的。现在没有动手，不等于以后就不动手。
作为中小资产阶级的媒体代言者，南方报业集团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南方报业集团背后的那群人和共产党渊源极深。新兴的中小资产阶级几乎就可以看成是共产党的某个支派。他们大多数都是曾经试图入党，但是止步于党校教育之后的一群人。他们接受了党员教育之后，发现自己的理念是要为自己服务，并非为人民服务。所以这些人最终放弃了入党的意愿。
共和国当中的有钱人数量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这些前入党积极份子和前有钱人的结合，催生出了新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和旧社会的中小资产阶级完全就是不同的两群人。他们同样支持工业化，至少表面上认同了共产党的强势存在。而且共产党高官的子女亲友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因为共产党严格的管理，对于自己能和长辈一样在政治上呼风唤雨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纷纷投身私营行业，为自己的口袋奋斗着。
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小资产阶级当中的一部分人，却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入手，去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这些人也绝非深谋远虑的想成为大资本，他们顺应了自己的阶级本质，更加灵活，也更加没有立场。他们追求的就是财富和权力的结合。
这些人一直努力与文人搞好关系，胡适和瞿秋白都很清楚，今天前来的文人弟子们当中，不少人和这些中小资本家关系莫逆。这也让两位老者忧心忡忡。



“我已经这个年纪，在世的老朋友屈指可数。所以我是不想眼看着那些年轻人跟我一样路途坎坷……”胡适说道。
刚说到这里，瞿秋白就打断了胡适的话，“适之兄，我把话说明白。年轻人只要不做什么非分之想，做个逍遥派是毫无问题的。那些年轻人能做到么？”
胡适当时就沉默了。能做到么？当然是做不到。人的欲望是无法克制的，更不要说是在这个时代。工业化极大的扩展了人们的视野，让社会信息交流变得更加容易。　1961年的中国，比起1937年的中国，财富总量增加了几十倍，还有无限的机会摆在大家面前。面对这些，谁能心静如水？谁能没有想法？
斟酌了一番，胡适这才问道：“我看了毛公的新讲话，猛批阶级斗争熄灭论。马前卒马公的讲话里面，虽然认为新的阶级矛盾已经不能归于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仍然是尖锐的对抗。那些孩子们有几个能看懂这些讲话的？但是运动一起，玉石俱焚，我实在是不想看着他们自取其祸。”
“那就出国吧，这也是个选择。”瞿秋白的声音已经变得冷酷起来，“要是不想让他们在国内倒霉，就让他们出国吧。据我所知，党内一部分人还是主张让那些异议份子出国去。凡是留在国内的，该怎么斗争，怎么斗争。选择出国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让他们回国，但至少不会阻止他们。”
“秋白，这次真的不给这些年轻人一点机会不成？”胡适还有些幻想。
“不是党不给年轻人机会，而是那些年轻人会不会给不给党展现宽容的机会。适之兄，你也知道现在党已经一再容忍。可是那些年轻人不少鬼迷心窍，对党横加指责。若是和以前一样，还是在批评右派，那政局还不至于失控。只要政治风向有反左的迹象。那么右派注定在劫难逃。”瞿秋白下了如此的定语。
“为何？”胡适有些奇怪。
“左倾无论如何都是共产党内的一派，只能说是过于激进冒险。而右派哪个不是想推翻党现在的政策，甚至是想彻底推翻党的。所以，运动一起，必然是以反左为开头。毛公喜爱阳谋，他冠冕堂皇的开始反左，右派有几个能够把持的住，能不去胡说八道？能把持的住的，无非是些左派或者纯粹无派别的技术人员。那些搞技术的，要得是资金的支持，左派或者右派对他们来说毫无疑义。他们一般只谈具体问题，不谈政治问题。党怎么都不会拿他们怎么样。所以说，不存非分之想，就可以安然无恙。”瞿秋白只解释到此。
“如果攻击了党……”胡适还想对此作一个确定。
“年轻时候，我还信过言论自由。现在我就觉得那就是个伪命题。你可以自由发言，当然也要为说的话负责任。问题在于，适之兄中意的那些弟子，哪一个真的肯为自己的言论负责的？共产党为何在民间一言九鼎？适之兄看看共产党说了什么无法实现的话么？”瞿秋白还是想劝说胡适看清楚形势。
“适之兄，现在根本不是共产党要把那些右派如何，而是那些右派自己已经忍不住了。其实从37年开始，右派已经被逐出统治阶层。树人还有适之兄你都识时务。既然给共产党干，一句不必要的话都没有。所以树人能安然从教育部长上卸任，而且安然度过晚年。适之兄你则是稳坐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位置。不过适之兄，我想劝你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早些年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是舶来品。其本质都是靠着资本。在国外，资本都是凌驾在政府之上。在国内，党凌驾在一切资本之上。现在的右派明知掌握不了这样的权力，自然就会鼓吹和外国一样，他们想要的是资本凌驾政府的模式。我得明白得告诉你，谁这么搞，在接下来的运动里面等着死无葬身之地好了。适之兄，你劝不了他们。还是安稳的过自己的日子好了。”说到这里，瞿秋白刻意加重了语气，“适之兄你现在把这些人当做弟子，可他们真的把你当做老师么？你不知道他们多妒忌你的地位，以及共产党对你的器重么？”
胡适听完这些话，良久不语，最后只能够长长的叹口气。
“树人兄与我关系莫逆，多次帮了我的大忙。所以我决不会允许有人借着他的名号，在他死后胡作非为。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适之兄帮我。”瞿秋白说出了自己为何热心周树人身后事的原因。
“但愿能够如此。”胡适说完之后，连自己都不信。



在胡适与瞿秋白讨论的时候，沈茂也在家召开家庭会议。与会者有沈茂的母亲，沈茂，沈茂的夫人，以及沈茂的三个孩子。长女沈大多今年25岁，正在北京理工学院电子专业读研究生。长子沈克己23岁，清华大学数学系大四学生。次子沈从礼21岁，他没有上大学，初中毕业之后直接去了技校，现在在天津造船厂工作，已经是6级技工。在工厂里面普遍被认会是一名前途无量的工艺师。
家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未来几年内的“禁口令”。
“我要反复强调的只有一点，实事求是。绝对不要把任何问题大而化之。工作就是工作，技术就是技术，这些和政治无关。你们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对政治有任何评论。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如果别人要你们表态，你们的表态只能是，服从领导安排。”沈茂完全拿出了当年从军时候对下属发表命令的态度。声音不大，但是里面包含着绝不允许反对的意志。
“这是为何？”次子沈从礼率先问道。
“打草惊蛇听说过么？”沈茂问道。
“听说过。”沈从礼答道。
“蛇再弱，它也有毒牙。躲在洞里，你根本不知道会怎么样。时时提防，代价太大。打草惊蛇之后，蛇就变成了明处，处理起来十分轻松。”沈茂做了解释。
“那就不怕误伤，万一蹦出来的不是蛇呢？”沈从礼看来已经完全明白了父亲的态度。不过他明显对父亲所预言的政治运动很好奇。
“打了草之后，他们就蹦出来。这说明他们还是想蹦。只要想蹦的，就得被收拾。无论什么目的都一样。”沈茂做着深入的解释。
“我要不要劝劝那些想蹦出来的同学和朋友呢？”长女沈大多问。
沈茂听完之后忍不住笑起来，“看看，还没轮到大型的社会运动呢。我这在家里面刚一打草，你们就蹦出来了。不管什么怎么蹦，你们都是在蹦。往草外面蹦是蹦，往草里面钻也是蹦。你们老老实实的在原地呆着，什么都不吭，什么都不动。这才是正确应对打草的办法。我把话说头里，你们要是觉得自己忍不住要蹦，我允许你们现在回家。老老实实在家待着，没事上上网，看看电影，看看书，睡睡觉，锻炼身体。在家很安全。如果你们觉得还是想继续上学工作，那就专心的给我上学工作，学生就是要好好学习，工人就是要认真工作。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钟撞好，别管和你无关的闲事。越俎代庖，都学过吧。不要参与不是自己专业的活动。”
“爸爸，您这要求也太高了吧？”沈大多作为女孩子，忍不住向父亲撒娇了。“非礼勿思，这得多高境界。周围一片乱糟糟，我们怕是把持不住。”
“把持不住也得把持住。实在把持不住，可以回家歇着。”沈茂答道。
“我是学数学的，数学不要什么实验条件。我对回家没意见了。”长子沈克己表了态。
沈茂满意的点点头，“你需要什么资料，我可以帮你找。你只要能够真的想深造，可以去苏联继续留学深造。这都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在以后，你们绝对不要参与到政治里面去。”
“爸爸，想不参与就可以不参与么？政治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沈从礼说道。
“你这话根本就是还想参与。要真的不想参与，政治运动与你何干？热情参与与刻意避开，都是对政治有兴趣的表现。”沈茂立刻打断了二儿子的话，“我还是那话，不要当那一打草就蹦出来的小蛇。你们还嫩着呢。”
三个孩子互相对视，他们不能说不理解，也不能说理解。作为父亲的沈茂，工作再忙也没有疏忽对孩子的教育。所以孩子们大概能够知道父亲对他们的要求。不太清楚的则是父亲的要求有什么深刻的意义而已。
“你们都不从政，所以我就是告诉你们很多事，你们也了解不了。何必呢？我之所以这样要求你们，是要你们能够先保障自己的安全。多看，多想，什么都别说。等到我告诉你们可以说化的时候，你们自己就能够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沈茂认真地说道，“有什么不明白的，回来问我，什么都不要对别人说。”
“知道了。父亲。”沈克己率先说道。他的姐姐和弟弟听到沈克己表了态，这才有点不甘心的表了态。
会议结束之后，沈茂和母亲私下开了一个小会。
“我现在担心的是克己这孩子。”沈茂遗憾地说道。
“轻易许诺，自以为是。他和你爹一个样子。”老太太说道。
“不行的话，我现在就赶紧行动，把他送到苏联去。”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