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三千年-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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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4＇　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日后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惊讶的居民家的厨房地板下出现。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最令人窒息的发现上自希律圣殿的基石，下至马卡比、罗马、拜占庭和倭玛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也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进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5＇　这些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作为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两位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因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
＇6＇　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联系，破坏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了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
＇7＇　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培养出的独裁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庸俗的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值的”。
＇8＇　这个家族在耶路撒冷仍然很重要。费萨尔·侯赛尼死后，阿拉法特任命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瓦吉赫的表亲）担任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但是在他反对自杀式爆炸之后，阿拉法特将他解职。作为圣城大学的建立者，努赛贝依然是受双方尊敬的耶路撒冷的知识精英。当前，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的代表是阿德南·侯赛尼，侯赛尼家族另一位成员拉菲克·侯赛尼博士是阿巴斯主席的顾问。至于哈立迪家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专业的爱德华·赛义德教授拉希德·哈立迪则出任了奥巴马总统的顾问。
＇9＇　1992年，爱德华·赛义德死前最后一次造访耶路撒冷，他将圣墓大教堂称为“陌生的、破旧的、不吸引人的地方，满是衣着寒酸，在衰朽、昏暗的地方乱转的中年游客，科普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其他基督教派的信徒照看着他们毫不吸引人的基督教会花园，有时他们之间也公开争斗”。最著名的公开争斗的象征物是圣墓大教堂正面右手边阳台上一个属于亚美尼亚人的小梯子，导游宣称这个梯子永远不得移动，除非另一个教会占有它。事实上，这个梯子通往亚美尼亚主教的阳台，在那里有他的花园，他经常与朋友们喝咖啡。梯子放在那里只是为了便于清理阳台。
附录
马卡比家族：国王与大祭司
160BC37BC
统治者以粗字体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希律家族
37BCAD100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这张族谱只列出希律家族的统治者。希律家族时常近亲通婚，如果要列出完整的族谱将会十分困难。
先知穆罕默德及伊斯兰哈里发与王朝
居统治地位的哈里发以粗体表示。
本家谱并不完整，主要是用来说明先知与伊斯兰王朝的关系。
阿里与法蒂玛的子孙被称作“谢里夫派（阿什拉夫）”与“赛义德家族”
耶路撒冷十字军诸王
10991291
居统治地位的国王与女王以粗体字表示；
因联姻而领有头衔但无实权的国王加底线表示哈希姆（谢里夫）王朝
1916
统治者以粗体字表示；年份指统治时期
致谢
在本书的写作工程中，我得到过许多学者的热诚帮助，他们都是不同领域的专家。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与建议，感谢他们对本书的阅读和雅正。
在《圣经》考古部分，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诸位的校阅：罗尼·赖克（Ronny　Reich）教授；耶路撒冷前首席考古学家丹·巴哈特（Dan　Bahat）教授，他为我详细指点了耶路撒冷的考察路线；拉斐尔·格林伯格（Raphael　Greenberg）博士，他带我到多处遗址访察；还有罗斯玛丽·埃谢尔（Rosemary　Eshel）。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和建议：大英博物馆古代伊拉克和巫术医学文献部专家助理欧文·芬克尔（Irving　Finkel）；剑桥大学历史和哲学系古代中东学讲师埃莉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博士，她帮助校改了书中有关亚述—巴比伦—波斯的内容；尼古拉·施赖伯（Nicola　Schreiber）博士帮助我依据陶器上的寓意来确定米吉多城的修建年代；以色列考古局考古发掘和调查部主任吉德翁·阿夫尼（Gideon　Avni）；埃利·舒克朗（Eli　Shukron）博士经常参与大卫城的发掘工作；西蒙·吉布森（Shimon　Gibson）博士；有关希律城堡的内容，则多赖勒妮·西旺（Renee　Sivan）博士帮忙。特别感谢谢里夫圣地考古部主任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始终提供帮助，且安排我去参观谢里夫圣地那些不对外开放的尊贵的禁地，并让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与我同行。本书中关于希律—罗马—拜占庭时代的内容，我要感谢牛津大学马丁·古德曼（Martin　Goodman）教授和阿德里安·戈兹沃西（Adrian　Goldsworthy）博士的精心指导。
关于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马木鲁克的内容，特别感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休·肯尼迪（Hugh　Kennedy）的建议、指点和细心改正，感谢纳兹米·朱贝博士、优素福·纳特谢（Yusuf　alNatsheh）博士和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有关玛米拉墓地的内容，我要感谢陶菲克·德阿德尔（Taufik　De’adel）。
十字军东征部分，感谢剑桥大学教会史教授乔纳森·赖利·史密斯（Jonathan　RileySmith）、剑桥大学地中海史教授戴维·阿布拉菲亚（David　Abulafia），他们都审校过本书。
关于从法蒂玛王朝到奥斯曼人期间的犹太历史，感谢阿布拉菲亚（Abulafia）教授，他向我提供了他的著作《伟大之海：地中海人类史》（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的原稿；感谢海法大学的明纳·罗森（Minna　Rozen）；感谢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他慨允我阅读《以实玛利的房里》（In　Ishmael’s　House）的原稿。
有关奥斯曼时期和巴勒斯坦诸家族的内容，感谢阿德尔·曼纳（Adel　Manna）教授，他校阅了书中有关16、17和18世纪的内容。
有关19世纪—帝国主义—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时期的内容，感谢耶霍舒亚·本阿里耶（Yehoshoa　BenArieh）、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爵士、图德·帕菲特（Tudor　Parfitt）教授、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阿比盖尔·格林（Abigail　Green）博士给我看了他的《摩西·蒙蒂菲奥里：犹太解放者、皇家英雄》（Moses　Montefiore：　Jewish　Liberator，　Imperial　Hero）的书稿；贝希尔·巴拉卡特（Bashir　Barakat）个人研究过耶路撒冷诸家族；柯尔斯滕·埃利斯（Kirsten　Ellis）慨允我阅读他未出版的《晨星》（Star　of　the　Morning）的部分章节；克莱尔·穆拉迪安（Clare　Mouradian）博士给我许多建议和资料；明纳·罗森教授与我分享了她对迪斯累利的研究以及其他论文。有关俄国的问题，要感谢西蒙·狄克逊（Simon　Dixon）教授和莫斯科的加利纳·巴布科娃（Galina　Babkova）。有关亚美尼亚人的内容，感谢乔治·欣特里安（Gee　Hintlian）和伊戈尔·多尔夫曼拉扎列夫（Igor　DorfmannLazarev）博士。
有关犹太复国运动时期、20世纪和末尾部分，我要感谢查塔姆研究所中东研究项目副研究员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科林·欣德勒（Colin　Shindler）教授，二位通读雅正了全书；感谢《经济学家》杂志的戴维和《国土报》的杰基·兰多（Jackie　Landau）对本书的斧正；感谢雅克·戈蒂埃（Jacques　Gautier）博士、阿尔伯特·阿加扎里恩（Albert　Aghazarian）博士；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跟我有过往来，感谢他提出的意见；胡达·伊马姆（Huda　Imam）带我参观约旦河西岸的隔离墙，雅各布·洛波（Yakvo　Loupo）对极端正统派的研究也使我颇受启发。
非常感谢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约翰·凯西（John　Casey），他豪爽而又不留情面地对全书做过修正；还有乔治·辛特里安（Gee　Hintlian），他是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历史学家，1975年至1995年任亚美尼亚主教干事。特别感谢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将阿拉伯语资料译成英文。
感谢以下诸位的建议，在家族史研究方面，耶路撒冷诸家族的成员们或接受采访，或提供咨询，他们分别是：穆罕默德·阿拉米（Muhammad　alAlami）、纳萨尔丁·纳沙希比（Nasseredin　alNashashibi）、贾迈勒·努赛贝（Jamal　alNusseibeh）、扎基·努赛贝（Zaki　alNusseibeh）、瓦吉赫·努赛贝（Wajeeh　alNusseibeh）、赛义达·努赛贝（Saida　alNusseibeh）、马哈茂德·加拉拉（Mahmoud　alJarallah）、耶路撒冷研究所的胡达·伊马姆（Huda　Imam）、海法·哈立迪（Haifa　alKhalidi）、卡迪尔·谢哈比（Khader　alShihabi）、赛义德·侯赛尼（Said　alHusseini）、易卜拉欣·侯赛尼（Ibrahim　alHusseini）、奥马尔·达贾尼（Omar　alDajani）、阿迪德·朱达（Aded　alJudeh）、马拉尔·阿明·库提恩内（Maral　Amin　Quttieneh）、拉贾伊·M．达贾尼（Rajai　M．alDajani）博士、拉努·达贾尼（Ranu　alDajani）、阿德卜·安萨里（Adeb　alAnsari）、纳吉·卡扎兹（Naji　Qazaz），亚西尔·舒基·托哈（Yasser　Shuki　Toha）是我最喜欢的阿布·舒凯里饭店的店主，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感谢西墙和圣地的拉比什穆埃尔·拉宾诺维茨（Shmuel　Rabinowitz）、天主教神父阿萨内修斯·马科拉（Athanasius　Macora）、圣墓大教堂的亚美尼亚大主教塞缪尔·阿格霍扬（Samuel　Aghoyan）神父、科普特教派神父阿夫拉伊姆·埃罗拉沙米里（Afrayem　Elorashamily）、叙利亚主教塞维鲁（Severius）、叙利亚神父马尔克·莫拉特（Malke　Morat）。
我还要感谢以色列国总统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魏登菲尔德（Weidenfeld）勋爵，他们向我讲述了一些往事，提出了一些想法；约旦公主菲娅（Princess　Firyal）回忆了约旦管辖耶路撒冷时的历史；塔拉勒·本·穆罕默德（Talal　bin　Muhammad）王储夫妇讲述了他们对约旦过往的回忆。
感谢爱丁堡公爵殿下的建议，他查阅了书中有关他的母亲希腊安德鲁王妃（Princess　Andrew　of　Greece）和王妃的姨妈埃拉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la）的部分；感谢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殿下。我要特别感谢莫利伯爵（Earl　of　Morley），他允许我查阅其私人家族档案馆中的有关资料；感谢奈杰尔·帕克（Nigel　Parker）夫妇的热情招待。
伊扎克·雅各布（Yitzhak　Yaacovy）是介绍我去耶路撒冷的人，他是奥斯维辛幸存者，参与了1948年的独立战争。雅各布是个学者，也曾是本古里安办公室的年轻副官，在特迪·科勒克（Teddy　Kollek）任市长期间长期担任东耶路撒冷开发公司董事长。
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使节们极为慷慨地拨出时间，向我讲述他们的见解，为我提供信息，还与我进行了交谈。感谢以色列驻英国大使罗恩·普罗瑟（Ron　Prosor），以色列外交部的拉尼·吉多（Rani　Gidor）、沙龙·汉诺伊（Sharon　Hannoy）、罗伯特·本·多尔（Ronit　Ben　Dor），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驻英国大使曼纽尔·哈桑希安（Manuel　Hassassian）教授。
威廉·达尔林普尔（William　Dalrymple）和查尔斯·格拉斯（Charles　Glass）多次与我交流观点，为我提供资料和阅读书目。感谢耶路撒冷基金会的鲁思·凯辛（Ruth　Chesin）、尼里·戈登（Nurit　Gordon）、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与和平居所主任乌里·德罗米（Uri　Dromi）。在学术研究以及其他方面，没有人比约翰·利维（John　Levy）为我提供的帮助更多，他是以色列教育基金会和学术研究团体的资助者。雷·布鲁斯（Ray　Bruce）是个资深电视制片人。
感谢彼得·塞巴格蒙蒂菲奥里（SebagMontefiore）和他的女儿路易丝·阿斯皮诺尔（Louise　Aspinall），他们让我查阅杰弗里·塞巴格蒙蒂菲奥里（Geoffrey　SebagMontefiore）的文件；感谢凯特·塞巴格蒙蒂菲奥里（Kate　SebagMontefiore）对威廉·塞巴格蒙蒂菲奥里（WilliamSebagMontefiore）冒险事业的研究。
感谢以下诸位的帮助、建议和鼓励：阿莫斯·奥兹（Amos　Oz）和尼吕·奥兹（Nily　Oz），美国侨民区酒店主席芒特·法赫米（Munter　Fahmi），美国侨民区档案馆的档案保管员菲利普·温莎奥布里（Philip　WindsorAubrey），戴维·黑尔（David　Hare），戴维·克罗扬科（David　Kroyanker），汉娜·凯达尔（Hannah　Kedar），弗雷德·伊斯曼（Fred　Iseman），莱亚·卡彭特·布罗考（Lea　Carpenter　Brokaw），丹纳·哈曼（Danna　Harman），多萝西·哈曼（Dorothy　Harman）和戴维·哈曼（David　Harman），卡罗琳·芬克尔（Caroline　Finkel），洛伦扎·史密斯（Lorenza　Smith），本杰明·凯达尔（Benjamin　Kedar）教授，亚奥夫·法里（Yaov　Farhi），迪亚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