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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刀锋:剖解影响中国历史的11个关键人物-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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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异姓王侯，于刘邦来说，内心的感情肯定相当复杂。本没有多大才能的他，正是凭借着这些有功之臣的鼎力相助才有今日的荣耀。可是，在只能共患难不能共享受的传统基因的驱使下，刘邦不得不向过去的功臣与恩人们举起了屠刀。为了坐稳那曾经并不想坐的皇帝宝座，他的心在颤抖，他不得不一个劲地为自己的无赖与忘恩寻找理由并极力开脱，很有可能，当那一颗颗头颅落地的刹那间，他一边抹泪一边念叨道：“为了成全我，我再一次谢谢你们了，我那可亲可爱的战友……”
内部的隐患一旦消除，刘邦的视点又转向外部了。现在的他，可不同于从前了，过去只想着自己一人怎样过得快活自在一些，现在可要想着刘姓家族、想着全国人民过得快活自在一些了。可北边的匈奴总是不让咱们汉人过得痛快自在，总是身跨战马来去如风地偷袭、侵扰、抢掠。
匈奴为中原之患，由来已久。《尚书》称为“蛮夷猾夏”，《诗经》说成“戎狄是膺”，《春秋》则载“有道守在四夷”。秦始皇曾倾力派蒙恬率兵三十万对付匈奴，并修万里长城以求将其拒之“门”外。秦朝之覆灭，在某种程度上与匈奴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果没有匈奴的侵扰，就不必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筑长城，就不必大量征召民众服役戍边，也就不会有陈胜、吴广首先发难而成浩荡之势的农民起义；如果三十万大军没有进入遥远的北疆防守、征讨匈奴，而是及时地用于平叛，消灭各路义军肯定易如反掌。中国长期的边境之患，其实与皇家的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必然关联。
攘外必先安内。内部一统，刘邦决定将匈奴赶出中国地盘，并建立起汉朝对北部边界的控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刘邦抓住韩王信投降匈奴的机会，于公元前200年冬天，亲率一支三十万人马的大军发动了一场讨伐匈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两军交锋，冒顿单于佯败而逃。刘邦紧追不舍，恨不得一口气立即吞掉匈奴，以发泄长期积淤着的屈辱与愤怒。结果贸然轻进，中了单于奸诈之计，致使骑兵与步兵分为两处，无法照应。刘邦只有驻扎平城白登山，等待步兵前来救援。步兵未能等到，冒顿突率三十多万精兵回师反戈，将刘邦紧紧包围，困于白登。刘邦组织兵力多次突围不成，穷途末路之际，只得使出惯用的“流氓”绝招，采取阴柔手法，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的王后阏氏。阏氏收了汉朝暗中送去的厚礼，就对冒顿说匈奴就是占领了汉地，也无法长期统治，最好的方式就是骚扰抢劫；与其损兵折将地进攻，不如放弃围困算了；这样做，也算是让汉人知晓匈奴的利害，让他们长长见识。冒顿对阏氏爱得不行，自然言听计从，就对汉军网开一面。刘邦被围困了七天七夜之久，这才率兵突围而出。
回到都城长安，刘邦认识自己能力有限，一时无法用军事方式解决匈奴问题。然后，他们又总是出其不意地前来侵扰，弄得你防不胜防，总得想点什么遏制的办法才是。有什么好法子呢？刘邦脑子三转两转，他那骨子里的流氓习性不觉使他想出了个“流氓”主意——采取“和亲”政策，与匈奴结成亲家。
公元前198年，刘邦派遣刘敬出使匈奴与冒顿议和，双方终于达成了和亲协议。
刘邦的和亲协议，其实是中华外交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和亲协定包括四项条款，其主要内容就是汉朝派送一名公主前往匈奴与单于结婚，每年多次向匈奴送去丝绸、稻米及其他食物的大量礼品。
协议的约束主要是针对中国方面的，又是送女人，又是送礼品，可匈奴却没有实质性的回报。后来也有汉臣提出匈奴应将太子送往中国作为人质的要求，可匈奴连理都不予理睬。
刘邦的原意，一是想通过“和亲”协定，改变匈奴单于的血统，下一代的匈奴单于继承者，不就是汉人的外甥吗？既有汉人的血液，必在骨子里亲近中国；二是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使其不再南下侵扰中华。
然而，这都是刘邦的一厢情愿。匈奴从协议中得到了大量好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收敛了过去的抢掠行径；协议签订以后，冒顿更加小瞧中国了，他继续奉行扩张、蚕食中国领土的原则，对汉朝的态度越来越傲慢，对中国货物的欲望越来越难以满足。公元前192年，冒顿简直狂傲到了极点，他派使节送信给汉朝，提出了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
双方的交往，只有建立在实力与武力的基础之上才有平等可言。对待邪恶，往往只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才能达到遏制与消灭的目的。
刘邦想出的“和亲”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忍让、迁就、惧怕与退缩之策，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可后任者却不得不无可奈何地一而再、再而三地继续施行。刘邦遗留下来的这一民族性问题着实让他的后代伤透了脑筋。
尽管无法假设，我还是时常展开浪漫的翅膀想象不已：如果是项羽当上了皇帝，他的对外政策会是怎样？以他那能征惯战的勇武，肯定不会出现平城之围的屈辱与惨败，极有可能会长驱直入，将匈奴或斩尽杀绝，或赶到遥远的大漠深处；即使一时势弱，以他的贵族血性，断然不会想出“和亲”之类的策略。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也当是另一种全新的样式，而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及朝代的更替、的走向都将随之而全部改观。
流氓皇帝的烙印 六
刘邦自当了皇帝，又翦灭了异姓诸王，过去的那种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不觉消失殆尽，自我意识日渐膨胀，就真的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以为自己是赤帝之子下凡有神灵附体神灵保佑，颇有一股子藐视天下、不可一世的味道了。然而，“白登之围”撕破了他那件“神化”的外衣之一角。他提兵亲征，本不无炫耀武力之意，心头也只想着凯旋而回。没想到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怎么也突围不出，那个仗呀，打得真惨，敌人好几次迫近他都差点成为俘虏远押沙漠了；七日七夜，他提心吊胆，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睡过一回好觉；若不是买通阏氏，他现在还能回到都城长安稳稳地坐在宝座上吗？只要一回想，他都感到后怕不已。于是，刘邦再次从飘然的陶醉、从霓虹的云端回落现实。一旦回到现实，就想起了刚刚当上皇帝时与群臣的一段对话。他曾颇有自知之明地说道：“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是的，他并没有多么了不得的本事，只是会协调人际关系知人善用、有韧劲百折不挠，当然运气也相当地不错。一旦清醒，刘邦又开始注重眼前脚踏实地，讲求传统的实用主义，并将它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他抓住大好时光，充分地享受美好的人生。只要过去的流氓习性一露头，他就不加任何掩饰、无所顾忌、名正言顺地大耍一通。中国的皇帝，高高在上，全体人民仿佛就是为他一人而活，耍点小小的“流氓”，可真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农民出身的他也没有太多的欲望与奢望，他很知足。
在对生命的挥霍与享受中，刘邦一天天地衰老了。特别是他一生中最为突出的好色之癖，有时想做也有了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味道。
白登之围六年之后，公元前195年，刘邦过了一段长期安稳而舒适的生活，内心那不安分的“流氓”因素又开始涌动起来。正在这时，黥布起兵谋反，刘邦一时心血来潮，全然忘了白登之围的困窘与危险，又要提兵亲征。在激烈的战斗中，他被一支突然飞射过来的流箭射中。当时并没把它当回事，可在返回途中却病倒了，一病就病得相当沉重。吕后赶紧找来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良医诊断过后，刘邦问道：“你看我的病还能治好吗？”医生诚惶诚恐地回道：“能……能……”刘邦一瞧他那副畏畏缩缩、吞吞吐吐的样子就来气，不禁破口骂道：“我以一个布衣贫民的身份手提三尺利剑夺取天下，这难道不是天命吗？人的生死祸福、荣华富贵都是老天主宰，老天要我的命，就是神医扁鹊也无法医治；老天若是让我继续活下去，不用医药自然也会痊愈。”说完后就不肯治病，命人拿出五十斤黄金赐给良医让他走了。
就内心深处而言，刘邦并不惧怕死亡。这辈子，他在死亡的边缘行走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的绝处逢生使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还活在人间。这辈子，从一个布衣、一个流氓而贵为天子，金钱、美女、荣誉……该得的似乎都得到了，该享的福全都享受了，还有什么值得遗憾与流连的呢？要说有的话，恐怕就是太子一事最让他烦心、让他担忧了。平心而论，吕后对他的霸王之业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他对她也有感情。但是，女人年老自然色衰，色衰就会失宠。封为汉王那一年，刘邦在定陶遇见了他生平最为宠爱的戚夫人——就是那个被周昌撞见、一天到晚都恨不得抱在怀中的戚姬。他与戚夫人生了一个儿子刘如意，爱屋及乌，自然是欢喜得不行。而戚夫人也一天到晚地在刘邦耳边絮絮叨叨，希望他废掉现任太子刘盈改立刘如意。刘邦对刘盈的仁弱早就不满，也有废立之意。可是大臣们、特别是吕后极力反对，刘邦无法一意孤行，只好听从“民意”，退而求其次，立如意为赵王后。他对吕后的阴险与能耐、对皇位之争将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心里十分清楚，他似乎预见到了一旦他崩驾后，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儿子的悲惨结局。然而，他已病重在身，来日无多，加之吕后又一天到晚守候身旁，他无力改变、挽救戚夫人与刘如意的命运，只有无可奈何地听之任之了。
刘邦不肯医治，病是越来越沉重了。随从、部下们都知道皇上快不行了，吕后赶紧上前询问后事。临死前，刘邦虽然病疼难忍，但头脑相当清醒，他有条不紊地一一作答。此后好多年，汉朝的人事安排及有关方略都是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在执行、发展。
刘邦之死，与秦始皇、项羽也迥然有别。秦始皇一直怕死、忌讳死，不断地求仙寻药，他之大修陵墓其实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永生，对这种刻意求生的表现，广大民众一直不以为然；项羽不怕死，但他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却不可取，古人认为父母所赐之头发肌肤都不能随意对待，何况高贵的生命呢？唯有刘邦的死亡最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生死有命，既不要怕死刻意求生，也不能寻死有意自残自戕，应以一种顺应自然的方式对待生命。
不唯其死，就是刘邦的生存、生活方式，也为广大民众所普遍接受、认同、认可。
刘邦最近人情，他不刻意拔高自己，不故弄玄虚故作姿态。他当了皇帝，可骨子里还是一介布衣、一个平民，大家觉得他最为亲切。如果以我们今日的“市民化”概念作为类比，那么他就是古代典型的“农民化”。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这一性质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因此，刘邦的性格、观念、行为就是最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典型与代表。他仿佛就是普通百姓中的一员，五情六欲，从不掩饰。他时常跟着感觉走，想吃就吃，想睡就睡，充分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并不怎么苛刻自己，也不确立一个遥不可及的远大目标与远大志向。凭自己的能力与本事去做，达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相信天命，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高高在上、大言希声的老天，谁也无法与之抗争。但他有韧性——一种“狗皮膏药”般的粘劲，他不怕失败，跌倒了爬起来，将身上的灰尘拍拍，抬头望望天空，又百折不回地开步前行。
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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