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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酒话太宗-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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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中就是——“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汉文帝因为沾了文景之治，名气还稍微大点，后两位估计80％的中国人都没听说过。而即便是汉文帝，在绝大多数国人心中，恐怕也很难挤进前十，更遑论三大圣君了。这其实是现代人考量贤主的标准发生了嬗变，现代人看历史，只记得秦皇汉武并吞天下的卓越武功，只记得万卷战史中鲜血书就的胜利篇章，只记得苍茫荒原上白骨铸造的功勋铭台，却不知自古的人民（包括自己）要的不是这些，而是相对宽松的生活。更何况，要成就秦皇汉武的伟业，难道真是靠一两个皇帝的雄才大略？还是靠厚实的国力基础？而国力当然不会是雄主们自己雄出来的，大多是前代仁君给他们积累的。
从儒家传统审美观而言，汉文帝是一个相当标准的仁君——仁慈、节俭、勤政、爱好和平、轻徭薄赋；而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而言，也堪称治世能人。
首先，中国人最讲究自上而下的表率，皇帝身为国家元首，个人德行自然会成为全天下的表率，这方面汉文帝堪称无懈可击。
汉朝以孝治天下，认为孝道是人类最基本的伦常，只有孝行天下，才能使每个家庭太平，每个家庭太平了，天下才能太平。所以除太祖高皇帝和世祖光武皇帝（刘秀）外，汉朝每位皇帝的谥号都加了一个“孝”字，以视对孝道的高度重视。汉文帝不仅是汉朝皇帝孝道的典范，还是后世所有皇帝的楷模，是唯一一位被收录进《二十四孝》的皇帝。该书记载，有一次薄太后生病，汉文帝亲自服侍，目不交睫，衣不解带（眼睛不闭，衣服不脱，通宵服侍），所有汤药必须亲自尝过后才给老娘吃。久病床前无孝子，一般人服侍老人，短时间还行，时间长了就很难坚持，但汉文帝整整服侍了三年！更何况他还是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皇帝啊！
其实在孝道问题上，汉朝有一个重大的先天缺陷——刘邦在建国前曾与项羽鏖战，其父刘太公不幸被项羽所擒。项羽把刘太公绑在大锅上威胁刘邦，刘邦却从容道：“我们是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爸爸，就最好给我分一杯羹。”且先不论刘邦这种言行是否为军情所迫，不代表真实情感，总之汉朝的高帝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这非常不利于推行以孝治天下的基本国策。但汉文帝以他真诚的孝心感动了天下，甚至感动了素以铁面无情著称的中国史官，感动了从此以后每一位读史的后人。他不但以身作则，成功塑造了汉朝仁孝的民风，更使孝道观念深刻融入中国社会的文化血脉，使这种美德成为中华民族传承万世的精神瑰宝。
既然说到孝道，就顺便提一下汉文帝的私人感情。汉文帝的姻缘可谓是上错花轿嫁对郎，吕后这个当妈的很开放，曾一口气给每个儿子辈的诸侯王送了五个姬妾！清河郡（今河北清河）一位佳人窦氏海选入围，关于具体送给哪位诸侯，她本人填的志愿是离家很近的赵国，结果不幸被工作人员错送给了代王刘恒。刚开始窦美人肯定很郁闷，所幸代王特别喜欢她，要真送给赵王还就未必。但她并不知道这仅仅是好运的开端，不久，原来的代王后病薨，窦姬幸运晋级为王后。按说这已经赚大了，但好运还没结束，代王后来幸运地当上皇帝，窦王后又晋级为皇后。别急，更可怕的好运还在后头，众所周知，后妈和发妻的嫡子之间的关系相当难处，更涉及到皇位继承的难题。但幸运之神实在是太眷顾窦美人了，继用自然法则解决掉她的情敌后，又用同样方式打包解决了情敌的四个儿子！为了给未来的窦太后让路，四个健康活泼的皇子自动消失。窦姐，你是不是开了作弊器？
除了皇后，正史和野史都鲜有提及汉文帝的其余后妃，倒是提到他是一个双性恋。汉朝皇帝公开宠爱男人的很多。汉哀帝刘欣有一次与男宠董贤同眠，到了上朝时董贤还在酣睡，他倒是不用去上朝，但他压到了汉哀帝的袖子。汉哀帝又不忍叫醒熟睡中的美人，于是取刀割断袖子方才离去，演绎了一曲“断袖之恋”，成为同性恋千古绝唱。其实就连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刘彻也是双性恋，他的男宠有的在后宫为他舒缓繁忙工作带来的疲劳和压力；有的还既爱红装又爱武装，披挂上阵痛杀匈奴；还有的孤胆万里出使西域，使大汉天威传布四海。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时代，真不愧为汉武雄风，连男人都这么……
汉文帝用良好的德行树立了仁君的形象，然后就整顿法制，使全国上下令行禁止。汉文帝启用张释之为廷尉，掌管最高司法。张释之是个相当正直的官员，曾任公车令。公车令不是管公交车的，而是掌管宫门警卫和礼仪。张释之上任不久，就遇到太子和楚王进宫，按礼仪该在司马门下车，但这哥俩图方便，坐着车就进去了。因为是太子，所以没人敢管，可张释之就要管。他立即冲上去把他们揪住，弹劾他们不守礼仪。太子大吃一惊，居然还有人敢管老子！但薄太后和汉文帝闻奏后，非常恭敬地免冠来见，承认教子不严，然后下特赦令才让太子进宫。汉文帝看到张释之正直，于是提拔他为廷尉。
不久汉文帝出行，路过渭桥。有个人从桥下飞驰而过，汉文帝的马受惊差点摔下来把贤主变成先主。警卫当然去把这人抓起来，扭送至廷尉处理。张释之按律判处那个人罚金。汉文帝勃然大怒：“这家伙惊了我的马！所幸御马温和，不然摔都摔死了，你才判他罚金？”皇帝是真动怒了，如果是个奴才官，估计就顺着皇帝的意思改判重刑了。但张释之不为所动：“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规定就该这么判，如要改判重刑，就是法律不能取信于民。如果当时您就派兵把那人杀了，也就算了，但既然发到廷尉这里，就必须按法律办！廷尉掌管着天下的公平，一旦出现偏差，人民还不手足无措？”汉文帝沉思良久，答道：“廷尉确应如此。”
惊马案还只算是张释之在司法界小试身手，接下来又遇到一桩更严重的案子——有人盗窃了汉高帝长陵中的玉环。这下好脾气的汉文帝也被气得跳脚了，立即列为挂牌大案，很快破获，把窃贼交至廷尉重处。张释之按律判死，汉文帝咬牙切齿：“连高帝的陵庙都敢偷，还有没有人道？你才判个死刑？这次我把他送到廷尉就是要诛他全族！张大人，你现在这么做咱们可对不起汉室宗庙啊！”张释之也知道严重性，免冠顿首，郑重道：“法律规定盗窃宗庙该判死刑，现在已经够了，不能以您的喜怒增加判罚。如果盗窃宗庙就要诛族，那要是有人取了长陵的一抔土，又怎么加刑呢？”两人争辩许久，直到汉文帝渐渐息了怒，才同意依法判处死刑。
显然，汉文帝这个仁君也不是没脾气，人在盛怒时很容易不理智，只是受制于法律，才避免了冲动。可皇帝没有上级权力制约，一旦盛怒，如果身边的人都顺从，就会照办，造成很多冤案。只有张释之这样正直的人身居高位，不盲目服从皇权，才能监督皇帝，度过暂时的盛怒，回归理智。当然，圣君与贤臣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是个暴君，并且为所欲为，张释之自己都已经死了n次了，哪里还能主持司法公正。所以，汉文帝和张释之、宋仁宗和包拯、明孝宗和李东阳，他们总是在史书中联袂出演，并非偶然！
汉文帝又废除先秦以来的各种酷刑，如割鼻、挖膝、肉笞等，更重要的是废除了罪犯终身为奴和罪犯连坐全家没入官府为奴的法律，进一步扫清了先秦遗留的社会人身依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封建社会的进步。
而在礼法方面，汉朝的先天缺陷也很大，这个号称与罗马帝国在东西方交相辉映的中华帝国，其实是刘邦这位亭长从乡下带出来的草台班子。刘亭长当了皇帝后还往大儒帽子里撒尿，出行坐的马车四匹马颜色都不一样。而直到汉文帝时，周勃这种斗大的字也只能勉强识一箩筐的大老粗还能当丞相，可见素质教育状况堪忧。
汉初大家都是粗人，还可以互相忍受一下，但到了大文豪贾谊，他就不太好忍了。贾谊的《治安策》和另一篇更著名的《过秦论》都恳切地谈到礼法建设工作，提出汉朝最起码应该重新确定德性和主色调，不能一直跟着秦朝尚黑。“德性”这个概念大家千万别以为是口语里“瞧你那副德性”的“德性”，而是阴阳家的“五德始终”说。所谓五德和阴阳五行相对应，每个王朝对应五行中的一种，还蕴藏了王朝兴替的神秘内在联系。虽然中国人也不是很信这类东西，但能装酷也是一种功能，聊胜于无。比如周属火德，色尚红；而水克火，所以秦就属水德，色尚黑；汉朝刚建立时没有立即确定德性，服色礼仪继承了秦朝的尚黑传统，上朝时黑压压的一片。贾谊则提出土克水，所以汉朝应属土，色尚黄。这个问题汉朝争论了很久，因为各种理由改过很多次，直到东汉才确定下来——我大汉属火（被秦朝克）。
而关于治国的基础思想，中国自古都不提倡一元论，也从未进入宗教社会，但官方总会有一个倾向。秦朝是明确的法家统治，但深受后世诟病。汉初儒家和道家都极力想站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汉高帝虽然对叔孙通、陆贾等大儒不甚恭敬，但还是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努力推广儒式思想体系。而汉文帝却似乎更倾向于道家，他认为春秋战国数百年，人民受尽苦难，秦朝虽结束战乱，实则对人民压榨更加严酷，现在人民要的是休养生息，于是决定以德治国，与民生息。与民生息其实不难，只要国家不要好大喜功，不要四处征战、进行重大工程，行政机构不要乱花钱——总之就是不要，国家不要做这些事情，人民自然就得到了休息，这便是道家“无为而自治”的思想。
汉初推崇“无为”思想的最佳注脚其实还不是出现在汉文帝身上，而是前代的汉惠帝。萧何是汉初第一名相，制定了汉朝的行政体系框架，将朝政打理得井井有条，社会欣欣向荣。汉惠帝根据萧何临终的推荐任命曹参为丞相，但曹参整天喝得大醉，基本不理朝政。汉惠帝刚开始认为是暂时现象，可曹参日复一日，汉惠帝实在忍不住了，前往请教曹丞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曹丞相醉醺醺地说：“皇帝小朋友，你没事干了怎么就来打搅曹叔叔喝酒？”汉惠帝压住火：“当初萧何推荐曹先生为相，我也任命了，但先生现在这样是不是有点辜负我们的信任？”曹参笑道：“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当皇帝的水平比高帝如何？”汉惠帝连忙道：“那我是不如的！”曹参又道：“那你又觉得我当丞相的水平比萧何如何？”汉惠帝小心道：“据说也要差那么一点点。”曹参哈哈大笑：“那不就对了！你不如高帝，我又不如萧何，那他们定下的规制我们又何必要去改动呢？”汉惠帝恍然大悟，不再过问，曹参也继续大醉。朝政根据萧何的设计继续良好运转，这就是著名的“萧规曹随”，被誉为管理学的一层极高境界，也是道家思想的一次绝佳范例。
当然，完全不改也不可能，不然就成了故步自封，皇帝、丞相什么都不管也略显夸张，“萧规曹随”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告诫后世的公共管理者不要像太甲反伊尹那样，为了彰显自己的存在而把国家折腾来折腾去。历史上汉惠帝、曹参、汉文帝的名气不如汉高帝、萧何，但他们没有为了超越前辈而故意折腾，而是甘于寂寞，默默继续执行既定国策，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而汉武帝一改汉初“无为”思想，改用儒家“大有为”思想，成就一世伟业，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称，功业之巨在太祖高皇帝之上。然武帝一朝使中国十室九空，人口减半，文景之治的百年积蓄一扫而空。所以，每当后人景仰汉武大帝的赫赫声威时，切莫忘记其背后还有亿万子民的艰难呻吟，更莫忘这种瞬间的厚积薄发离不开前代的默默积累。
确定了好的思想、文化和法律基础，汉文帝这才开始大力整顿财政经济，在这方面，文景之治是后世王朝一致称赞的标杆。在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下，汉文帝包括其子汉景帝坚持轻徭薄赋，与民生息，农税从十分之一降到十五分之一，后来又降到三十分之一。汉文帝十三年（前167），汉廷下诏全部免去田赋。汉朝和后来主要靠工商业收入的宋朝完全不同，田赋是财政收入的大头。汉文帝勇敢地免去田赋，带头节衣缩食，还亲自参与耕耘，正是他这种仁君气度，受到时人和后世的景仰。
贾谊的《论积贮疏》指出：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只有生产力发达，人民才能幸福安定。但汉代没有袁隆平，也买不到金坷垃，更不搞转基因食品，农业靠天吃饭，难免会有收成不好的年份，一旦打个仗，军粮的缺口就很大，所以国家必须要有积贮，这就必须以农为本。贾谊还着力强调农业才是社会的根本，从事农业的人是“自食其力”，从事工商业的人是“末技游食”，要让这些人力资源尽量回归到农业这条主线上来。
贾谊的观点无疑是当时把握国民经济命脉、支撑社会生产力基础的至理名言，农业当然是当时最根本的产业，也是支撑中国——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基石。不过最后一句略显偏激，而且太有勇气了。贾谊说只有农业是自食其力，其他人是吃闲饭的，他自己显然不是农民，那他算什么？不过，这里我们不是想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实现原理来批判两千多年前的贾谊，恰恰相反，是要批判那些批判古人的现代人。
有些现代人说贾谊以农为本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落后局限性，甚至上升到中华民族农耕意识的层面，而贾谊那句对工商业人士不那么推崇的评价，更成为许多人认定中国不能从农耕文明转型为工业文明的著名论据。
只能说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堪称奇葩。
在汉代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当然要鼓励人力资源向这个最根本的产业聚集。工商业自然有其重大意义，但至少在当时并不值得挪用发展农业的稀缺资源去发展它。这就好比一个人在读小学时就该集中精力，勤练四则混合运算，而不应该好高骛远地去学高次方程。当然，如果他到三十岁还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那确实是他初中没学好。但初中没学好又岂能怪小学学得太好？汉初定下重视农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当时生产力发展背景的。何况也从来没人说过要永远保持下去不进步。事实上，到宋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已经不是农税而是工商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中国开始走出农业社会，渐渐进入工商业社会，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也作出许多适宜的调整和尝试。
即便是汉文帝本身，在狠抓农业中心工作的同时，也大力促进商业。汉文帝开山泽之禁，允许百姓到原来专属国家的山川河海开采矿产渔盐，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汉文帝还废除关传制度。传是由国家签发的一种过关凭证，凭传才能通过各种关卡。汉文帝废除此制，民间资本可以在全国市场自由流通，有效消除了地方保护和贸易壁垒，“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
最后必须提到汉文帝的货币金融体系。我们现在经常在古装戏里看到男主角一出手就摸出几十两银子，或者皇帝大笑一阵，豪迈道：“赏你黄金万两！”然后，一个老太监笑眯眯地捧着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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