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全传-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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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宗多次下令制止这样做。他一再强调，饥民流亡是迫于无奈，如果再到处驱赶，使之流离失所，则是“不仁之极”。有时，一些流民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并逐步有了家业，而这些地方的官府却常常驱逐他们返回原籍。对此，宣宗进行申戒。他认为，不管何处的土地都是国土，只要百姓能得以安生就行。正是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使得宣德年间的百姓比较安定。

宣德九年十二月，朱瞻基突然一病不起。宣德十年正月，这位常被后世称道的守成明君病逝于北京乾德宫，时年38岁。六月，朱瞻基被葬于景陵，谥为“孝章皇帝”，庙号“宣宗”，史书又称宣德帝。

第三百四十二章　英宗朱祁镇

一、宠信宦官土木惊变

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正月，宣宗皇帝朱瞻基去世了，大臣们一面料理着他的后事，一面期待着新君临位。几天后，9岁的太子登基，他就是大明朝又一位新皇帝——英宗朱祁镇。

朱祁镇虽然做了皇帝，但仍是一个顽童。宣宗也知道，9岁的儿子即便登上皇位，也没有能力行使皇权、管理国家，因而他在临终前留下了一道遗诏，命令大臣，凡是国家的一切大事，都必须请示他的母亲太后张氏。根据遗诏，有人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遭到了她的拒绝。但实际上，凡是朝廷大事，都要先告知张氏，再送往内阁议决实行。由于张氏的把持，再加上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一班仁、宣时期富有经验的老臣主持着政务，正统初期，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朝政在以往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宦官王振却在悄悄地窃取权力，干预朝政，并终于酿成大祸，导致英宗为北方的瓦剌所俘。

王振是山西蔚州（今山西蔚县）人。他非常善于逢迎，因而深得朱祁镇的欢心，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朱祁镇登上了皇位，便把王振提拔为司礼监太监。司礼监是明朝宫廷中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礼仪、刑事和各种杂役，更为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皇帝口述的命令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成诏谕颁发。野心勃勃的王振掌握了这样重要的部门，便处心积虑地加以利用，以图达到自己的目的。

明朝从朱元璋开国一直到宣宗，对宦官的管束都十分严厉，这一点王振十分清楚。因此，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一面讨好英宗，一面故作姿态，骗取阁臣的好感。王振每次到内阁传旨，都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但暗地里却拼命拉帮结派。朱祁镇当皇帝不久，太皇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阳门外阅兵。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与王振交往甚密，王振竟欺骗所有大臣，谎报纪广为骑射第一，并越级提拔他为都督佥事。

随着权势的增大，渐渐地，王振便有些放肆了。太皇太后常派他到内阁问事。有几次杨士奇尚未决断，王振便自作主张，杨士奇甚为恼怒，一连3日不上朝。太皇太后张氏知道后，立即召人到便殿，指着5个大臣对英宗说：“他们都是历经几朝的重臣、忠臣，所有的政策法令都必须与他们商议，如非五人赞成，便不可实行。”她又命人传来了王振，历数了他的种种不规行为，下令赐死。话还没落音，几个女官的刀已经搁在了王振的脖子上。王振立刻面如土灰，浑身发颤。英宗也没见过这样的阵势，他又惊又怕又怜，赶忙跪下为王振求情。5位大臣虽然对王振的所作所为不满，但知道王振得宠于幼帝，为了取悦于皇帝、为了自己的后路，也都跪了下去。太后经众人求情才缓和了脸色，沉痛地说，皇帝年少，决不可用这样的人祸国，今天看在你们的面上先饶了他。从此，每隔几天，张太后都要派人到内阁查问王振有没有不通过内阁而自作主张的行为，一旦发现，即加痛责。

英宗并不把张太后的话放在心上，对王振更加宠信。朝内外的一些人见此情景，或畏服于王振，或趋炎附势，投靠他的门下，使得王振权势日重。

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病故。宣宗皇后、英宗之母孙氏无从管教，而在这之前，杨荣也已去世，杨士奇则因为受儿子杀人连累，早已不理朝事。“三杨”中只剩下一个杨溥，但已年老势孤。王振再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

明初，朱元璋见历代都有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的晋例，便对宦官立了许多规矩，诸如不许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不许超过四品等等，并在宫门挂了一块铁匾，上写“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每当看见这块铁牌，总觉得后背冷嗖嗖的。张太后一死，王振便立即打着英宗的旗号摘去了这块牌子，破了明朝的戒律，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张太后死后英宗也更加无拘无束了。他在王振的怂恿下只管游玩享乐，哪里还管什么铁牌、什么祖宗训戒，朝事全交给了王振。一旦大权独揽，王振便明目张胆地广植私党，打击异己。他的两个侄子，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一个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凡是触犯他、不尊奉他的，就横加迫害。御史李铎碰到王振不跪，被贬谪铁岭。驸马都尉石璟仅仅因为骂了自己家里的阉人，王振便恨他伤害自己的同类，把他逮入狱中。在王振的淫威之下，公侯勋戚常呼王振为翁父，畏惧灾祸的也都争相攀附于他。有的甚至将胡须剃去，拜王振为父，并发誓要学王振终身不蓄胡须。而王振这时不过30多岁。

王振的专横、擅权，英宗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认为王振忠心耿耿，是难得的人才，于是对他宠眷益深。正统十一年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珍宝等物品，作为对他的奖励，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为王振唱了一曲赞歌。

英宗的昏庸终于酿成了一场大祸。

就在王振弄权的同时，北方蒙古瓦剌部逐渐强盛起来，正统四年首领脱欢死去，其子也先嗣位，执掌了瓦剌的实权，开始扩张势力。他先是向西北方向发展，到正统九年设置了甘肃行省。第二年又率兵攻打明朝所封的忠顺王倒瓦塔失里，并逐步控制了西域要道哈密。与此同时，他又向东发展，攻击兀良哈三卫。面对这一系列的扩张、侵扰，英宗和王振不但不谴责、反击，就是遇到求救也从不派兵。渐渐地也先的势力向东扩展到了辽东地区，向西伸展到今天的新疆、青海等地，从而构成了对明王朝的威胁。对此，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向英宗上疏，提醒他警惕瓦剌的崛起。正统八年，侍讲学士刘球针对当时的弊政提出了10件应该改革的事，其中第一件就是防范瓦刺。然而，王振看后，认为这是对他的谴责，竟将刘球逮捕，并私自派锦衣卫指挥马顺将其杀害在狱中。从正统四年以后，瓦剌每年都向明朝进贡。也许这也是英宗放松警惕的一个原因。瓦刺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一般都在2000人左右，但常常虚报人数，冒领赏赐。王振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加以庇护。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也先再次向明朝进贡马匹，像往常一样实派贡使2000却谎称3000。不知为什么，王振突然心血来潮，一面让礼部按实有贡使人数给予赏赐，一面自作主张将马价减去了五分之四。贡使回到瓦剌，也先勃然大怒，以明朝曾答应将公主嫁给他的儿子又失信为借口，于这年七月起兵，分四路向内地进攻。

由于多年战备荒废，塞外明军不堪一击，城堡很快一一陷落，只剩下一座大同城，孤零零地被也先围了个水泄不通。前线战败、告急的报告频频传到北京，有时一天多达数十次。英宗顿时慌了手脚，他先是匆忙派驸马都尉井源等4将率兵万人前去迎敌。但很快全军覆灭。英宗不得不又找来王振和群臣商量对策。

贪鄙的王振为了讨功邀宠，极力劝说英宗亲率兵马抗击也先。英宗仍像过去一样，只要王振说了话，他就谁的话也不再听信了。他当即传下命令，让太监金英辅佐成王朱祁钰留守京城，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文武官员扈驾随征。

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英宗和王振却视若儿戏，仅通过两三天的筹备，就于七月十六日仓促率领50万大军，踏上了艰难的征程。随征的文武大臣只不过是为英宗壮威的摆设，一切军政事务均由王振一人专断。

也先得知英宗亲征便佯装败退，诱使明军深入。

英宗率领大军并未遇到什么抵抗。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初一，英宗率领部队进入大同。他还想继续北进，追击也先。这时，王振的同党，因藏在草丛里捡了一条命的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前线惨败的真情密告了王振。英宗和王振又吓得异常慌恐，不知所措，便匆匆决定班师回京。开始，他们准备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撤退，这样就可经过王振的老家蔚州，从不放过耀武扬威的机会的王振，更想借机邀请皇帝“临幸”他的家乡以光宗耀祖。然而走着走着，他忽然想到，如此众多的兵马经过蔚州一定会将家乡田里的庄稼踏坏，因而遭到乡人的唾骂。这时大军已走了40多里，王振却让英宗下令改变行军路线，掉头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得知这一情况，建议英宗仍按原定路线走，这样可确保安全撤回，可英宗没有采纳。

也先闻知英宗退兵，立即派大队骑兵日夜追袭。明军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从容撤退，但由于改变行军路线耽误了时间，很快就被瓦剌骑兵追上。明军殿后部队虽一再力战，但难以抗敌，很快便溃散。

十三日，英宗在明军且战且退的护卫下来到土木堡。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正确的指挥应当赶紧进城里驻守。王振却因为自己的千余部辎重车辆未到而让英宗在土木堡扎营等候。兵部尚书邝野一再上奏要英宗立即疾驰入居庸关，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王振却将奏章截留不报。眼见形势十分危急，邝野直接闯进行殿力请英宗迅速入关。王振大声斥骂说：“腐儒哪里懂得军事，再敢胡说就砍掉你的脑袋！”喝令士兵把邝野架了出去。英宗无动于衷，听凭王振施威。就这样，英宗坐失了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天，土木堡就被赶上的瓦剌大军重重包围了。

土木堡地势高，无水源，士兵下挖二丈多仍见不到一点水。一连两天人马没有喝上水，士兵一个个饥渴难耐。十五日，也先设计，先是假意派人讲和，并指挥军队诈退。在这种情况下，讲和是英宗求之不得的，他立即派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者去也先营中议和。王振见瓦剌退兵信以为真，立即下令移营取水。干渴极了的明军一听移营命令立即蜂拥而奔，马上乱了队形，这时已预有准备的瓦剌骑兵像是从天而降，从四面八方向明军冲来。早已疲困不堪而又完全放松了警惕的明军溃不成军，争相逃窜。

英宗亲带亲兵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眼看突围无望，索性下马面南盘膝而坐。一个瓦剌士兵抓住了他要剥他的衣甲，但看到他衣着与众不同，就推搡着他去见也先的弟弟赛利王。堂堂的明朝皇帝就这样窝窝囊囊地做了俘虏。

英宗被俘后，护卫将军樊忠把怒火集中到了王振身上，他猛喊一声：“我为天下诛此贼”，用铁锤猛击王振，王振一声惨叫摔死在马下。

这一仗，随英宗出征的大臣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50多位高级官员全部战死。英宗所率50万军队，几乎是明朝的全部精锐，也差不多完全被葬送。

这次事变就是明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它成为明王朝的转折点。

二、被俘受辱南归复辟

英宗被俘后，瓦剌士兵开始只是看他的穿戴非同一般，并没有想到抓到了明朝的皇帝。英宗先是被送到了赛利王的营地。赛利王盘问他是什么人，他却反问对方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赛利王。赛利王听他说话的口气很大，非常吃惊，便立即告诉也先说：“我的部下俘获了一人非常奇异，莫非是大明的天子？”也先听后马上让还留在瓦剌营中的明朝议和使者前去辨认，果然是英宗本人。也先欣喜若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能抓到明朝的皇帝，于是认为谋求大元复统天下的时机到了。他把英宗关押起来，准备用他向明朝政府要挟。

英宗被俘使明朝上下一度出现混乱，但太皇太后孙氏和大臣于谦等人顶住了朝中一部分人的逃跑主张，紧张而有序地建起了新的运行机制。他们先立了英宗年仅两岁的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让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不久清除了王振的死党，加强了北京的保卫，迅速做好迎击瓦剌的准备。接着，为了弱化英宗在瓦剌手中的作用，文武百官又联名上书太皇太后，请立郕王为皇帝。九月六日，朱祁钰登基做了皇帝，并改年号为景泰。为了照顾英宗的面子，遥尊他为太上皇。

这一招果然使也先感到失望，但他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月，也就是土木之变后的3个月，瓦剌经过充分准备，挟持英宗，以送英宗回京为名，大军直逼北京。十月十一日，瓦剌军队列阵西直门外，英宗则被放在了德胜门外的一座空房内。

与此同时，明军在于谦的率领下，英勇出击，经过7天的激烈战斗，也先被迫于十五日拔营北遁。英宗也被裹挟而去，不得不继续留在瓦剌，过着俘虏的生活。

也先本想抓获英宗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达到霸取中原的目的。但现在明朝已立新君，他手上的这张王牌已失去了价值。这时瓦剌内部也产生矛盾，可汗脱脱不花私下派使者向明朝献马议和。同时连年的征战也使瓦剌的人民死伤惨重不得安生，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先提出与明朝讲和。

英宗的弟弟、已经做了景帝的朱祁钰已不愿放弃皇位，因而内心很不愿哥哥回来。朝议时，于谦劝景帝说天位已定，派使者前往瓦剌迎回上皇，有利于消除边患。景帝听到皇位不会再改动才放了心，随即决定升礼科都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任正使，升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任副使，率领随行人员于七月一日出发前去瓦剌议和。

英宗见到明朝使者，迫不及待地说，你们回去上复当今皇帝和内外大臣，赶快派人来迎。并表示回去后愿看守祖宗陵寝，或者就做一名普通百姓。

李实回到北京后，也先又两次派使者到北京，双方经过反复谈判，明王朝在经济上做出许多让步后，也先终于决定放归英宗，十五日，英宗到达北京，景帝与百官集结在东安门迎接，兄弟二人相见，执手相泣，寒暄了一番后，英宗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由做也先的俘虏，变为被弟弟幽禁的“囚徒”。

被软禁起来的英宗在南宫一住就是将近8年，这期间，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太子朱见深被景帝的儿子所取代，看着弟弟的皇位日益巩固，只有哀叹的份儿。他心想这一生只能这样度过了。但谁曾想，世事无常，一夜之间，他忽然又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原来，景帝在景泰三年废除了原来的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然而只过了一年多，朱见济就夭折了。景帝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又不愿传位给英宗的儿子。因而对立太子一事一直不露声色。这时他才20多岁，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