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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全传-第1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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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阁臣的选任、机关缺补、官员晋退等等,神宗都一概极少过问,这有点像商贩心理,于我又没什么实际利益,管它干什么呢?万历十一年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缺官日益增加,偏是明朝又有个规矩,官员年老了便可辞官,年轻的遇着点原因也可随时辞官,辞官时,只要按规定写一份报告,不管准与不准,均可自行离去。这样一来,官员任缺不仅数量大,而且无法控制。
到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官员短缺现象已令人震惊。两京尚书缺13人,侍郎、科、道缺94人,巡抚缺3人,布政司、按祭司及监、司机构缺66人,全国有25个府缺知府。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大学士沈鲤、朱赓上疏万历,请求递补六部大员,说:“臣等整天同文武百官到文华门候驾,见二品官里,只有户部尚书赵世卿一人,其余的尚书、左右侍郎都缺很多。有政无官,必然生乱,这不是小事情,恳请皇上从报批的人中点用,以慰中外之望。”对这份奏疏,神宗却十分反感,照例不理睬。这一年,中央九卿要员中空缺一半,有的衙署竟无一人。连参与上疏的大学士朱赓,任职3年,还未见皇帝一面,而且以后有近一年时间,内阁中只有他一人。万历四十年时,内阁仅叶向高一人,六卿仅赵焕一人,都察院连续8年无正官,全国半数以上的府没有知府,而新科文武进士及教职数千人,却待命在京无人管。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万历四十五年二月,有一天早晨官员们入朝,见有100多人聚在长安门外,围成圈跪着嚎哭。大学士方从哲、吴道南等上前询问,回答说是镇抚司所管犯人的家属,问哭的原因,都说“衙门里没有主事的官,好长时间犯人不得判决,只在那里耗着,人都快死光了!”
明神宗就是这样,把个大明江山当作一片无需耕耘的田地,把臣民看成一群不用管理的牛羊,引得在北方窥视他的那个努尔哈赤惊讶不已,他佩服神宗拿国事当儿戏的勇气和本领。
三、横征暴敛肆意挥霍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皇宫朱红的大门里,走出一支由文武官员、术士、钦天监各色人等组成的不伦不类的队伍。队伍簇拥着一顶八人抬黄盖大轿直奔京郊天寿山明皇陵。在那山上,队伍停住。21岁的神宗皇帝,气宇轩昂地从轿中钻了出来,然后即率领众人寻找“吉壤”,开始筹划营建自己的陵墓。建造了后来称之为“定陵”的基地。
定陵的建造,前后用了大约6年的时间,建陵标准很高。所用杉木,一定要西南云、贵等地深山老林里的上好木材,迢迢数千里,光运费就相当可观;所用大砖,必定是千里之外的山东临清专门烧造;所用的巨大汉白玉石料,则是从百里以外的房山大石窝开采而来。浩大的工程,每天都动用工匠、民伕多达3万余人,不分酷暑严寒,日夜紧张施工。定陵竣工,神宗站在这耗费白银800多万两的豪华建筑上心满意足。但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它的花费相当于当时约两年的全国田赋收入总和,约折合当时1000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
自那以后神宗将注意力移向现实的享受。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在封建个体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已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更加繁华,市镇迅速兴起,物产日益丰富,贸易往来也急剧增加。这就给贪财好货、纵情酒色的万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切均极尽铺张浪费之能事。皇长子及其他皇子办冠、婚礼,他从国库支走白银934万两,外加袍服费用270多万两,挥霍一空。平时,他也很会挖空心思向朝廷各部门勒索钱财。生一个女儿,要户部、光禄寺各进奉白银10万两;公主出嫁,也要讨取数十万两银子作嫁妆费。万历中期,为了买到称心的珠宝,一次就花掉白银2400万两。在神宗的带动下,宫廷费用日益增大,每年仅脂粉费便高达白银40万两,织造龙袍的布料达15万匹。渐渐地,国库让神宗给掏空了。这时神宗记起了当年张居正开源节流的做法,“节流”当然没有必要,而“开源”则是个好办法。于是,他以空前的热情,开始了敛聚钱财的活动。
神宗最初想到的“开源”的点子,后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但当时却做得一本正经。他大力提倡官吏向他“进奉”,把进奉财物的多少,作为衡量官吏是否效忠皇上的标准。官员们迫于无奈,只好纷纷进奉。此外,他还想出一种更令人称奇的办法,平白无故地把太监拖来拷问,兜一阵圈子后,就要他们献金银珠宝。头脑灵活立即献上的,当即释放;执迷不悟的,加倍用劲杖打。像这样以武力和恫吓强行索取钱财的做法,以后也时有发生,但已不再是“开源”的主要手段了。神宗以后发现这样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也很难发什么大财。于是,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他借口乾清、坤宁两宫被烧需要大笔款子修缮,抽调大批太监,充当“矿监”、“税使”,分派到全国各地,搜刮民脂民膏。这就是十分有名的“采榷之祸”。采榷用太监,而不用士大夫,是煞费了神宗一番苦心的。太监大多不知法纪,又有些心理变态,可以尽搜刮之能事。为了这个特殊目的,神宗还特别授予矿监、税使们节制有司、专折密奏的权力。让他们充当耳目,监督地方,听其诬陷告密,甚至勾结当地流氓恶棍、土豪劣绅,大肆做恶。对于他们的劾奏,神宗十分重视和轻信,朝入夕传,不问青红皂白,就立即派人将被劾者逮捕下狱,严刑拷打,或削籍贬官,或干脆折磨处死。当时,各地都慑于矿监税使的淫威,好好侍奉,原想早日将“神”送走。谁知神宗却突然下令,在各地为他们设立了过去从未有过的“中使衙门”,让他们长住下去。这类衙门全国共有20处,专门奉行神宗的旨意,为他敛财。无怪有人惊叹,万历皇帝对钱财的奇贪,前无古人。
那时候,税使到处都是,遍及160多个州县。他们多设关卡,巧立名目,税收的数额自然就大。据说,最初他们倒是有过设想,征税主要在商人、土地所有者中进行。但后来觉得太累太麻烦,干脆“税不必商”,连官吏、农工等也都成了征税的对象,凡是涉及房屋、车船、米、麦、鸡、猪、牛、马等等,没有一样不纳税。这160多个州县,每年征税银数以千万计。有人形容那情景真似蝗灾,税使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
但是,若同矿监比起来,税使还显得有点心慈手软。矿监们最要命的是凶横。他们名为开矿增加税收,其实并不打算这么做。因为他们根本不搞什么勘探,也不组织力量开采,而是像指鹿为马那样,不论田园房屋,只要看好了可以敲榨一笔,就随心所欲地指地为矿。被指中的人家,于是灾祸临头,有金银珠玉献上的还罢,若是没有,矿监便指使卒役们强行拆房毁屋,掘地翻圃,抢掠家产,甚至借机侮辱妇女,胡乱杀人。有的借口找矿,到处挖掘坟墓,搜取金银陪葬品。这种明火执仗掠夺来的财宝,上缴充公的不足十分之一,只是肥了神宗和矿监们,所以神宗十分喜爱并偏袒他们。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二月。皇太子大婚典礼刚结束不久,神宗于劳顿之后,忽然感到满身不舒服,随即病状越来越重。荒淫无度的神宗感到自己有可能一病不起,突然想到应弥补前愆。慌忙召各府、部、院大臣和大学士沈一贯到启祥宫西暖阁。在安排了托孤之事后,又说:“矿税的事,是朕因为宫殿建筑迟迟未了,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现在起,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一起,都停了它,所派下去的内监都令其回京。关押的罪犯都放掉,因上疏而削职的官员也都官复原职,给事中、各衙门缺官的,一律补齐。”说完,就疲乏地躺下了。这个好消息来得太快、太出人意外了,当夜,阁臣和九卿都兴奋地留宿朝房,准备早朝一见圣旨立即执行。这喜讯也早早地就在朝廷内外传扬了开来。凌晨早朝时中使捧神宗手谕来到大臣们中间,果然如此,于是更是皆大欢喜。
但是人们发现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早朝刚开始不久,就又有中使气喘吁吁地赶来,说是奉命要收回前边的诏旨。沈一贯和其他大臣们都很诧异,细一打听,才知是天傍亮时,神宗的病竟奇迹般地好了。神宗头脑清爽了之后,他记起刚刚颁过的诏旨,后悔不迭。原来是感到必死无疑,才想死后捞个好名声,现在又死不成了,再停了矿税,断了财路,那不是用刀剜肉吗?于是就不顾金口玉牙说过的话,一遍一遍地派中使前往内阁索取前诏。当时,司礼太监王义正在万历身边,就劝谏道:“皇上说过的话岂可反悔!”劝他不要那么做。结果惹得万历大怒,口里嚷嚷着,一定要用刀砍死王义。同时派中使一拨接一拨,急如星火地来了20多拨,反复传达神宗的口谕,说是矿税万不能停,别的你们看着办吧!中使们还威胁说,惹火了皇帝要砍沈一贯的头。沈一贯被逼无奈,只好交出前诏。后来,王义见到沈一贯,第一句话就是埋怨说:“你要是再坚持一下,那矿税就撤了,你怕什么呢!”沈一贯万万没有料到,就因他这一下没有顶住,采榷之祸终万历一朝都没能废去。
四、立储纷争朝党火并
万历六年八月,神宗的第一个儿子降生,取名常洛,生母是恭妃王氏。当时为庆贺皇长子的出生,还特意颁诏全国,减免刑罚,并且让外交官通报有邦交关系的外国使臣。然而神宗心中并不高兴,因为他与王恭妃并没有什么感情。
常洛的出生十分偶然。王恭妃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宫女,在慈宁宫服侍皇太后。有一次,神宗到慈宁宫向生母请安,两人邂逅,万历就临幸了她,并且无意中使她怀上了孩子。此后,神宗便把与王恭妃发生关系这件事,忘了个一干二净。谁知皇太后在起居注中把这事给记了个清清楚楚。当这个还没有任何名号的宫女逐渐显出身孕时,她就把神宗叫来,要他承认此事。最初神宗矢口否认,太后无奈,只好命人从敬事房取出起居注来,把上面的记载指给他看。神宗惊诧万分地看着那个详细的记载,只好承认确曾有过此事,但反应冷淡。太后于是劝道:“这是件好事。我老了,还未有孙子。这次如果能生个皇子,是社稷的福分。你不要在乎她的名分,以为她是个宫女,不够体面,其实母以子贵,你可以加封她嘛!”神宗无奈,只好照太后的旨意,先将那个宫女封为才人,万历十年四月,又封为恭妃。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为皇长子,朱常洛的地位可想而知是不会太稳的。但是最初几年,却没有多大问题,因为按惯例,嫡子,即皇后所生的皇子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但如果皇后没有生养,则“无嫡立长”,由长子来继承皇位。朱常洛恰好处于“无嫡”的情况下,所以,从皇太后到诸臣,都认定他必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这其后,虽然又有一个皇次子,不过不到一年就夭亡了,所以,直到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包括神宗在内,没有人对朱常洛的名分、地位提出什么异议。
问题出在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后。常洵的生母,是最受神宗宠爱的郑氏。郑氏原为淑嫔,容貌艳丽在神宗所有的嫔妃之上,并且机智聪敏,爱读书、有志气、有谋略,入宫后很快得宠,万历十一年晋为贵妃。郑氏给了神宗无微不至的关怀,还鼓励神宗亲政,被神宗视为相见恨晚的知音,苦闷的心境获得极大慰藉。所以常洵一出生,神宗马上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皇贵妃是仅次于皇后的封号,在名分上要高出恭妃两级。郑贵妃的晋封,引得舆论大哗。人们纷纷猜测,认为皇上把郑贵妃封为皇贵妃,其实是为“废长立爱”作铺垫。根据明太祖洪武皇帝的规定,嫡子有继承皇位的优先权,可见皇子的地位取决于其母亲的地位,而出生早晚则是次要的。万历这一册封,使郑贵妃的地位与皇后相去不远,却比王恭妃高出许多,按照“子以母贵”的说法,常洵将来被立为太子就有了依据。这么一猜测,朝臣们立刻感到,现实的危险在于那被郑贵妃迷昏了头的皇上,极有可能不顾祖宗礼法,立皇三子为太子!事关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要坚决顶住!于是,就有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朝臣们屡屡上疏,要求早日确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实在不愿意,就采用各种借口一拖再拖。
这使守正的大臣、言官们更加紧了活动。他们千方百计突出皇长子,称其为“元子”、“元嗣”,想将其在事实上与其他皇子区别开来。万历二十年,诸臣又一起上疏,请教皇长子常洛为君之道。疏到神宗手中,气得他两眼发黑。太子还没立呢,教什么为君之道。于是,借口疏中有错字,将领头的官员贬官夺俸。经过这件事,神宗觉得如其这么被动地拖着,倒不如干脆找一个众人无奈的办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他亲笔写诏书给首辅的王锡爵,说他“想待嫡子”。神宗的意思是皇后还年轻,还有生子的可能,一旦生子,则不必为立储费心,假如数年后还不见皇后生育,那时再议也不迟,至于皇长子,还很年幼,可与其两弟常洵、常浩一起,先封为王。王锡爵立即尊诏拟旨,谁知谕旨颁下后,举朝哗然,守正的廷臣们纷纷上疏反对,并且连王锡爵也不放过,指责他参与了策划,将他包围在朝房里争论不休。王锡爵自知名声大损,于是上疏自劾,请求辞官。这一下,可真把神宗弄了个焦头烂额,站在他与郑贵妃一边的廷臣们也束手无策。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神宗不得不追回“待嫡”和“三王并封”的谕旨。万历二十二年,为皇长子举行了预教之典。至此,万历已料到事情不会有什么令他满意的结果。
真正使他在这件事上彻底绝望的是万历二十九年。这一年,首辅沈一贯按照廷臣的意见,再次提出立储之事。这时,皇长子已年满20,皇三子常洵年至16,都未冠婚。不仅神宗被持续15年的立储之事搞得心力交瘁,而且事情也确实不能再拖了。于是,神宗只好同意诸臣的请求,于十月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日,册封其他诸子为王。
万历朝因为建储的分歧等原因,朝臣逐步分成一些党派,并在十几年的建储之争中逐步公开化、尖锐化。那时,官僚集团内部至少有三股势力。一股是人数多,声势大的维护礼法、主张立皇长子为太子的守正群臣;另一股,是站在万历与郑贵妃一边,主张“废长立爱”的反对派;第三股是既不倒向哪一边,而又经常摇摆不定的握有权力的重臣。在第一股势力中,有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在朝期间,先是力主册立皇长子,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又极力推举因拥立皇长子而被解职的原首辅王家屏出任阁臣,连连忤逆万历旨意,因此被贬回原籍无锡。无锡城东有座后来闻名天下的“东林书院”,是宋代杨时讲学的地方,当时已经荒芜。顾宪成归家后,倡议出资修复,此后,便与同胞弟顾允成以及高攀龙、钱一本等一些意气相投的人在此讲学。每月一小会,每年一大会,逐渐吸引了许多官场失意、不满现状、看不惯世道、与当权者不合的退居林野的士大夫,鼎盛时,书院都容纳不下。他们不仅讲学,而且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讽议时政,评论人物,深得社会上一些持相同政见的地主、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甚至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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