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斯大林1939-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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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皇就这样批准奏折，那么，按照“备考”的要求，对苏作战等重要权限将交给参谋总长，统帅权也将由参谋本部掌握，从而剥夺了天皇的权限。

这样重大的事情竟未写入正文，而放在“备考”之中，显然是想用障眼法骗取批准。

事后，宇垣感动地说：“陛下不予批准，真是英明。”

军队企图夺取天皇的统帅权，策动大规模战争，而天皇处事谨镇，没有勿忙批准，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

大本营命令日军从冲突地区撤退，而师团长尾高率领部分士兵固守不动，打算依据《军队内务令》独断专行。

七月二十九日，十名苏军士兵到张鼓蜂以北两公里处构筑工事，尾高下令进攻，苏军坦克随即出动。尾高不向大本营报告，擅自命令佐藤联队出击，攻占山岭地带，完全违背了天皇的旨意。

可是，天皇听到参谋次长多田骏的报告后，一反常态地命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望前线将士坚守边界，切忌越轨行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同苏联远东军的决战》，见《昭和秘史》）也就是说，天皇高兴地承认事态的发展，向多田表示满意日军的行动。

“事巳至此，无可奈何”，这是天皇自满洲事变以来的一贯态度，因为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日军。天皇既然违背了自己的方针，那么不管胜败，都无意恢复原状。如果事情进展顺利。虽然各国反对，但只要不使用武力，天皇就心满意足了。

这种态度助长了陆军的气焰，也养成不重视天皇的习惯。

由于上述原因，大本营承认了尾高的独断。

战斗进入第二阶段，苏军开始炮击，从八月二日起，又以坦克、重炮进行反击。

日军按照大本营的命令，未向苏联境内推进，全力坚守防线，伤亡惨重。

危险把戏的灾难落到了士兵的头上。

八月六日，苏联出动两个师大举反攻，日军伤亡超过一千四百人。

这是战败后公布的数字，陆军发表的数字比这个少得多。

军部惯用的伎俩是夸大敌方的损失，缩小自己的损失，以便蒙骗国民。

大本营甚至预感到整个师团将要覆灭，决定调关东军主力进驻“苏满边境”，牵制苏联。可是，这时正在中国进行着大规模的战争，无力扩大对苏作战。大本营最终放弃原来的打算，并在莫斯科签署了《停战协定》。

在这一事件中，日军对于苏军的方针即“如果国土遭到侵犯，将不断投入大量兵力”有了切身的体会，而且还取得经验，如果自己一方不投入大量兵力就会遭受重大损失，也就是说，若以儿戏般的兵力挑起战争，那就绝对不能取胜，而且损伤定会惨重。

但是，实际上日军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通过交战地区的停战谈判，日军将坚守过的山岭地带交还苏联，然后撤退。

早知如此，当初不打岂不更好。

应该说，为死守这一地带而白白死撑的士兵是最悲惨的。

附录：文献资料之二

附录：文献资料之二日本文献记载的“张鼓峰事件”

张鼓峰事件的爆发（日本陆军部战史研究室）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关东军监听获悉苏联波谢特地区警备队长给在哈巴罗夫斯克苏哥洛夫中将的电报，判断苏军企图占据张鼓烽东北十二公里的香山洞西方高地。当即通报朝鲜军（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珲春驻屯队和该地的特务机关。朝鲜军立即令第十九师团及珲春驻屯队等注意警备。

张鼓峰位于满洲国珲春县最南端、背向图们江与苏联沿海州的国境地带。珲春县当时被划入朝鲜军的防卫县城。

第十九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被称为积极敢于战斗的将军，属下各联队长也多刚强之士。至七月二十日，师团将士受中央对苏军非法越境以实力给予一击的思想影响，锐意进行夺回准备。

七月三十日下午，参谋本部收到朝鲜军参谋长北野宪造少将的急电如下：

二十九日晨，约十名苏军士兵出现于沙草峰南方一公里的高地，越境开始构筑工事。

古邑（古城）守备队以二十名士兵于十五时将其击退，以后该小队为了避免战斗，撤回到洋馆坪南方二公里的高地，正监视敌情。

于是，以参谋次长名义，向朝鲜军、关东军两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沙草峰事件，目前可由正在坚持实施不扩大方针的现地部队予以处理，希命其及时报告现地情况。

随后，收到报告称：第一线部队对沙草峰方面苏军的攻击前进以及非法挑衅，已断然给予反击。三十日夜，一举夺取张鼓峰，正确保该高地。

以后的经过表明，这是使第十九师团官兵处于极为困难的战局的原因。

三十一日，多田参谋次长就此新冲突的战况上奏天皇，八月一日下午，奉到如下的大命：

大陆命第163号命令一、朝鲜军司令官应暂时占据张鼓峰、沙草峰一带大致现已进入之一线附近，且对上述以外我军正面之满苏国境严加警戒。

二、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昭和13年（1938年）8月1日据此，参谋总长于同日发布了大陆指第215号指示：

一、于张鼓峰、沙草峰附近，只要苏军不进行挑战，军事行动不得超越目前范围。军队的配置及行动。除准备迎击敌军反击外，应维持现状。

二、除上述外，对军队正面的满苏国境方面应严加戒备，军队行动应注意勿刺激敌方。

三、军队的行动应全面保持慎重态度。

大本营在命令于张鼓峰、沙草峰一带现已进入的一线附近采取守势防御的同时，对于苏军以坦克、远射程饱、飞机向我反击，为了不扩大事态，对使用飞机加以控制。这样，装备本来劣于苏军的日军第十九师团，在缺少空军支援的状态下，完全陷于苏军优势火力攻击的险境中。

八月五日，朝鲜军参谋长向次长、次官、关东军参谋长发出如下电报：

敌似在拖延外交谈判，赢得时间，依靠轰炸及远射程炮击，企图使本身不受损失，逐次消耗我战力，最后一举全力夺回张鼓峰，从而便此次事件及一般外交取得有利进展。

果真如此，则我军在限定战面内，战术及地形上又无运用兵力之良策。同时，在使第一线攻击前进时，推进山炮、压制敌炮兵，即须越境。而且此次战斗，并非必须等待其他方面战局发展之持久战，谓为空守阵地继续忍受消耗，并非过言。

今日师团官兵士气虽顾旺盛，得无足虑，但如长此下去，恐终将影响士气。

当时，如爆发对苏战争，弹药的保有量不足15个师团一次会战之用。于是，8月5日批准了关于朝鲜军撤回原驻地的命令，并派遣桥本群第一部长前往现地，负责决定传达及实行的日期。

命令原文如下：

大陆命第172号一、朝鲜军司令官应将占据张鼓峰、沙草峰附近之兵力，伺机向图们江右岸地区集结，然后适时返回原驻地。

对军正面之满苏国境应严加警戒。

二、详细事项，由参谋总长指示。

在此期间，统帅部为了缓和第十九师团的战况，下达了第十九师团的临时动员令，并增加了重炮、高射炮、列车炮等兵力，命其对罗津要塞进行紧急战备。同时，为了牵制苏军及制止其恣意行动，于八月十日采取了受命待机于大连附近的大本营直辖第一百零四师团向珲春附近前进，以及关东军向绥芬河、东宁方面正面移动兵力等措施。

尚未传达的八月五日的第172号大陆命，是为避免全面战争不得已而使防御战斗中的军队后退的命令，这对造成优秀师团的战败感，给与敌方过敏反应，乃至对日苏今后的政局和国际均有极大影响。同时由于正在促进外交交涉，所以此项传达不能轻易决定，以致第十九师团陷于战力消耗殆尽的困境。

真是上天保佑，正当走投无路的最后关头，十日半夜莫斯科停战协定成立，按我方主张在八月十一日正午停战。原来苏方并无扩大此次战斗的积极意图。这样，由于莫斯科达成协议，得以不致蒙受败退之耻，保住了日本国家及军队的脸面。

八月十一日，以大陆命第179号下令：“应自现在起，停止与苏军在张鼓峰、沙草峰方面之战斗行动”，并传达了前记第172号大陆命。

据当事人回忆：由七月十日开始的一个月期间，正是汉口作战部队集中的高湖，惹起如此事件，中央统帅部一时极感不安。然而由此却得出威力侦察的结论：苏联并无大举出动之意，于是得以消除后顾之忧，实施对华作战。

以后苏军虽在张鼓峰建筑了坚固阵地，但我军并末企图夺回。苏方以张鼓蜂事件作为苏军的胜利，大肆宣传。

据判断，苏军于七月九日占据长期以来，有满鲜人来往的张鼓峰并坚决确保该地的意图，从全局观点非认真对日作战，而是为了牵制日军的华中作战。同时为了准备对日战争，对通往北朝鲜、东满的日军作战铁路施加威胁，并侦察日军的对苏作战准备。

此外，也可能由于不久前国家政治保安部长（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本书作者注）留希科夫大将（应为上将）逃亡满洲境内事件，为了挽回远东红军的威信而进行的示威运动。

八月十日左右，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认为，事件是由于现地日军的功名思想，以及受国内政治斗争刺激的远东红军的虚张声势造成的。

九月八日，大本营以大陆命第215号，将张鼓峰方面的防卫，由朝鲜军移交关东军：

一、解除朝鲜军司令官在珲春地区保护帝国臣民之任务，解除时间自十月八日起。

二、关东军司令官为防卫图们江下游方面之满洲地区，必要时得以一部军队配置于沿北朝鲜东部线地区。

（摘自《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编》）

附录：文献资料之三

附录：文献资料之三有关日本军国主义的公共文献摘编（一）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从其形成、确立到发展、演变的每个阶段，均有其相应的深刻的经济根源和社会经济基础。

日本军国主义从孕育、形成到完全确立阶段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带有过渡性的近代土地所有制，即具有日本特点的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和逐渐资本主义化、两重性表现较为突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

明治维新初期所进行的经济改革中，地税改革是一项根本性的改革。

通过地税改革，确立了近代土地税制度，最后从法律上废除了幕藩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但也正是通过地税改革在农村建立起寄生地主所有制，这种体现父系家长统治的宗法社会关系，逐渐发展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支柱。而且，在地税改革后，农民未能获得土地，陷于贫困破产境地，农村成为“国内殖民地”，使国内市场极为狭小，从而成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为在日本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制定了“殖产兴业”这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政策。其具体方针就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和动用国库资金，加紧推行资本原始积累，并以国营军工企业为主导，按照西方的样板，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产兴业”政策的实施，为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采取军国主义路线奠定了经济基础。

其中，明治初期的一批“政商”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的10年中，日本在“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下，从确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藩阀政府、建立军国主义经济基础、建立军国主义武装部队和警察，直到以西方为样板，迷信武力，扩充军备，对亚洲弱小邻国进行侵略扩张，日本军国主义开始孕育进而初步形成。

在日本军国主义体制完全确立阶段，明治政府继续贯彻“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并确立了近代天皇制。

随着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和近代日本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全面奠定，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亦完全确立。

从日本产业革命的实际进程可以看到，一方面，日本首先以军工生产为主建立近代的国营重工业，并同时带动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实现了工业化。这就造成了日本资本主义一开始便依靠国营工业（以军工生产为主）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局面，故而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带有军事性质。

另一方面，日本的产业革命是依靠对内残酷剥削压榨、对外侵略掠夺而不断推进的。

由此在日本近代史上出现的寄生地主又往往兼有资本家身份。

至于对中国、朝鲜的侵略和掠夺，既成为日本产业革命进展的条件，也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这就是说，日本政府采取了“以战争促发展”的战略。这样，日本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带有疯狂的侵略性和掠夺性，从而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社会经济基础。

综上所述，近代日本在弱肉强食、残酷竞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国内带有浓厚封建残余的经济体制中，后起的近代日本，只有用发展军事作为必需的补充，只有通过对外侵略扩张，不断发动战争来弥补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从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产生和确立提供土壤和条件。

在明治初期、中期形成和确立的日本军国主义，是以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极不成熟尚未充分发展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其社会经济基础的。

日本军国主义依托这一社会经济基础，从其形成和确立开始，便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并不断地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而与日本军国形成发展有不解之缘的近代日本经济，正是在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急速发展起来。

这种互动关系贯穿整个日本近代时期。

（二）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阶段（1894～1936年），在经济领域则是日本产业革命的发展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孕育和形成。

日本在确立军国主义体制后，很快就发动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日本正是通过这两次战争，使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并通过甲午战争从中国取得了大量权益。

甲午战后的十年，日本掀起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狂热lang潮，产业革命达到高潮。

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使日本资本家大发战争横财。

从战争后期开始，日本国内再次出现兴办企业和投资的高潮，日本产业革命基本完成。

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与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大体一致，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的完成过程大体上就是日本垄断资本形成的基本过程。

列宁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基本具备。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有着自己的特点，即是“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军国主义色彩，是靠对外实行野蛮的军事侵略发展起来的，并在连续不断的对外军事侵略中持续发展。

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明显的军事性和封建性。

军事封建的特点贯穿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整个历史，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发展密切结合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又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息息相关。

因此，可以说日本垄断资本的孕育、形成和发展，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

（三）日本军国主义发展演变到法西斯主义阶段后，其社会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资本。

日本军国主义的最后或最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