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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识思想自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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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我们召开关于基督教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国际教会会议期间，更加保守的流派开始占了上风，到处可以发觉对权威与传统的爱好。 但是以天主教和新教为基础的最保守的派别和以东正教为基础的保守派别是有区别的。 所有的西方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尊重思想与文化，他们没有固有的蒙昧主义，而俄国东正教徒却固有这种特点。 在俄国人看来，最保守的英国人也是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他们全都热爱和尊重自由。但是，在西方基督教流派的面前，我完全感到自己是很“左”
的，是“现代主义者”
，我在西方基督教意识之前就提出新的问题，信奉自由与创造的宗教，而不是信奉权威与传统的宗教。 在国际基督教代表大会上我很尖锐地感到这点。 会上，新教徒占有优势，但这些新教徒有很多比作为东正教代表的我还要保守、传统、崇拜权威。 以至最后，我自己感到孤单，并且成了不被了解的和被误解的。 关于这些代表大会的性质，我不能认为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 在我的活动中有公开传授的和秘传的两个部分。 秘传的内容我仅在某些书和稳秘的谈话中表述。 只有外在地使用“现代主义者”和“左派”才是合适的，我故意使用它们，因为我不喜欢它们。 我秘传的东西是世界末日论的和神秘主义的基督教。 我根据自己的特点所公开传授的东西引起了最大的冲突。 基督教和新教的思想充满了对人道主义的反动、对新时代的反动。 这种反动在巴尔吉安派中表现得特别强，同时它也存在于托马斯主义中，尽管是以更复杂的形式存在。 我开始称我的学说为宗教的人道主义，令我最惊奇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和俄国的神人思想完全背道而驰。 比起正统的天主教和新教思想来，俄罗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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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接近于德国的神智学。 就基督教的社会反应来说，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是左倾的，是接近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远离社会的基督教。 我的基督教社会学、我的基督教要实现社会正义的要求，在西方得到了最大的支持。 为此，正如人们所爱说的，他们宽恕了我的诺斯替教的思想，我的哲学倾向，我的不大正统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创造的思想。 在英国，我关于基督教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得到了特别高的评价。 三年后，我们的国际教会的集会开始消失了，但是产生了其他的更加深化的交往方式。在这以后，正如我所感到的，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与天主教和新教联系的紧密性削弱了，我发起了另一种形式的会议——在我家里举行的会议。 这只是赖于雅克。 马利丹（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ａｒｉｔａｉｎ）
才得以实现。我与雅克。 马利丹是１９２５年我在巴黎时认识的。是通过孀居的列奥娜。 布伦认识的。我对布伦十分感兴趣，早就写了论述她的文章，这些文章在俄国第一次引起了对她的注意。 布伦由于我在信中向她描绘了莉季娅，引起了她对莉季娅的兴趣，很快便来到巴黎和我们相见。 孀居的布伦是出生于丹麦的新教徒，后又成了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地忠实于自己丈夫的思想，在女人中是很有才能的。 格一雅。 布伦是马利丹的朋友，布伦则是马利丹的美丽的神甫，出身是新教，又改宗天主教。 我读了马利丹的一些东西，我认为他是法国的托马斯主义的主要代表。 人们说，他在天主教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 格一雅。 布伦建议一起去马利丹那里。 有意思的是，马利丹是广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 成为天主教徒后，他开始捍卫十分正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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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获得了现代主义的敌人和猛烈的批判者的名声。 我有反对托马斯主义，反对天主教正统派，反对迫害现代派的成见，但是，马利丹却使我十分喜爱，当谈到天主教和托马斯主义的敌人时，与他的有时十分生硬的写作方式相反，也会出现很宽容的情况。但在他写到笛卡尔、路德和卢梭时，是很不公正的。我喜欢他，这对纯理性的我来说是不常见的。我想，他也同样喜欢我。 我们的关系是很奇怪的，因为他竟然宽恕我的和他敌对的、完全不正统的思想，而他却不会宽恕其他人。对此可以这样作部分解释：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法国人。在哲学上我一直和马利丹争论，我们有不同的哲学根源和不同的哲学世界观形式。 他完全被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 阿奎那所渗透。 德国哲学对他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我一直很奇怪，作为哲学家，他对德国语言的了解是那么差。但康德和德国哲学却是我作哲学思考的根据。马利丹是经院哲学家，而我这个哲学家却是存在主义的。 在这种情况下达成谅解是困难的。 不过，我们的所有交往还是富有成果的。 马利丹是神秘主义者，在精神的课题上与他交谈是很有意思的，他是一个很敏感和很易受时代的新学说感染的人。 但奇怪的是，这仿佛完全没能触动他的哲学。 他对于联系很紧的艺术领域、对神秘主义、对文化哲学和社会问题是敏感和易受感染的。马利丹第一次将托马斯主义引入文化，在我们交往的长时期里，马利丹有很大的变化，但他始终是个托马斯主义者，他使新的问题适应托马斯主义，也使托马斯主义适应新的问题。 他实际上是托马斯主义范围里的现代派。 当我认识马利丹的时候，他是“右派”。但在经历了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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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他成了“左派”
，甚至成了法国天主教中的“左派”领袖。 右的敌视他的天主教徒不止一次地写道，他受到我的有害的影响。 这在哲学上是不正确的，但在社会与政治问题上是部分正确的。 马利丹是出色的法国人，在他身上我没发现任何的民族主义特征。 他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越出封闭的拉丁文化的限制，使它对其他世界呈现出来。 他比热爱法国更热爱俄罗斯，马利丹有着与俄国知识分子类似的特点。 马利丹的房子与通常的法国房子不相似。在他的房子里有很多人，经常进行报告和讨论，最初马利丹那里举行的某些集会使我觉得很沉重，托马斯主义者的报告使我气闷，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 但马利丹本人还是挺好，他完全不是演说家，不是好争论的人，他是作家，而且是很好的作家。 在讨论中他并不是机智的；他不带头进行反驳，他的反驳只是在后来才进行。 为了参加讨论，他必须作笔记，并且按条子来读。 这与我有很大的区别。 我的思维流动得很快，我能很快地弄清楚问题，并且带头进行反驳，甚至当发言者刚来得及结束时我已经开始进行反驳了。 这与我的思想不是结论式的有关，此外，我有主动的和战斗的气质。 马利丹有时有一种美学上动人的孤立无援和口齿不清，他完全不像一个作家。 他的托马斯主义的排他性和躁狂性较少。 还是在我们的国际教会会议上他就和拉别托尼尔搞得很不愉快很冷漠（拉别托尼尔力求脱离正统的托马斯主义者，不能忍受托马斯主义）。
我喜欢与拉别托尼尔交谈，常常比同意马利丹更多地同意他，对他给予很高的评价。 但是，他敌视托马斯。 阿奎那，采取了几乎是狂躁的形式，而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去读他的作品。 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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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高兴，正像在我们的集会上和拉别托尼尔谈论多米尼加人日尔（他把自己描绘成教会大公）一样。我带头建议座谈更加隐秘性质的课题，这些课题与其说是神学的和教会的，不如说是与精神生活相联系的神秘主义的。 我建议马利丹在我那里进行这种讨论，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并且着手组织这种集会的法国部分，但他提出一个条件：没有新教徒参加。 这是隐秘的交谈，它展现出神秘主义者的研究，进行得很成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这些会议上出现了新的人，他们在过去的国际教会会议上没出现过。 首先应指出的是沙尔。 杜。 鲍斯和格布利尔。 马赛尔①，还有马西尼奥，神智学神秘主义专家；日尔松，著名的中世纪哲学专家。 讨论在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尽管意见并不一致。 我在关于神秘主义的报告中，讲了很多关于Ｊ。伯麦和安戈鲁斯。西列祖斯的话，这使我很难为情。参加会议的天主教神甫，天主教研究所的教授对自己的邻座说：“看来这里出现了异端。”
我感到我有时使马利丹难堪。他用我的某些见解来检验他对我的感觉。 有时作为主席的杜。 鲍斯一投入谈话就带出固有的浅薄。 不久前他还作为天主教徒出现。 他首先是个文学型的人，他通过文学并且在文学中提出精神的课题。 格布利尔。 马赛尔是新的Ｃｏｎｖｅｒｔｉ（改宗者）
，他是哲学家和剧作
①马赛尔（ＧａｂｒｉｅｌＨｏｎｏｒｅ
Ｍａｒｃｅｌ，１８９—１９７３）
，法国哲学家、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天主教存在主义的先驱。他把生活的真实世界（存在）
同“所有”的非真实世界相对立。 把“神秘”
（直观理解）同“问题”
（理性认识）相对立。 其剧作的基础是宗教和道德冲突（《四分五裂的世界》）
，１９３；《渴望》，１９３８；《罗马不再在罗马了》，１９５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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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但他的哲学比起马利丹来，完全是另一种类型。 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的代表。 在涉及到神学和教义问题时，他也感到自己是孤立无援的，后来在纯哲学集会上我高度评价了作为交谈者的他。经常出席我们集会的还有帕日。 杰伯爵、菲麦、捷尔曼根、穆尼叶（后来是《圣灵》的编辑）
，还有其他的思想界人物。 这些人是那个时代法国天主教的精英。 从一方面说，我一直保留着这些会议的美好记忆，同时我又为在３年之后这些会议的中断而痛心。 当我后来遇见会议的参加者时，他们也为会议的中断而遗憾。 但从另一方面说，在和他们的密切交往中，虽然他们对我很亲近，我却依然感到孤独。 所有的人都不能告诉人们：他们所领会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 在生活中我并不因我所主张的和所遵循的东西而自命不凡，然而我很希望人们能懂得我，能发现我的课题，并承认它的意义。 但要达到这点是困难的。 事情经常这样地发展：人们带着好感和关心接近我，力图与我建立友谊，后来他们很快就发现，我与他们是格格不入的，我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我没有立刻完全地暴露自己，或者只在与敌人斗争的直接形式中暴露自己，因此在我与人们或整个派别的交往中，一直都使我处于受折磨的状态，经常感到痛苦。 我不会使我的中心题目得到同情。 人们常常发现，我虽然一直准备着充实自己的知识，但仿佛不需要他们，甚至连谁都不需要。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需要和人们交往，希望和人们亲近。我是孤独的人，但并不想与世隔绝。我出席很多的国际代表大会，特别是大学生基督教联合会举办的代表大会，到处作报告，不举行代表大会时，在不同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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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作报告是常有的事。
作报告对我是很轻易的事，我能几乎作即兴创作。
我去过欧洲的很多国家，观察到不同民族的思潮和思维成果。 我在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荷兰、比利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作报告，这些国家中有几个在欧洲地图上已经不存在了。旅行，特别是从家里出来，对我一直是很费力的，我烦躁，尽管我从小就常常到国外去。在火车站上我几乎非常担心，就像在海关上一样，尽管我一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甚至何时都不顾行李。 同时，旅行一直激化我的生命感，在去国外时使我的感觉仿佛成了超验的。在国外的日子则更是意味着超验的。我不喜欢离开家，但是喜欢到达新的地方。 新的地方使我对习惯了的地方的依赖性减少了，并为我的理想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在观察欧洲不同的民族性时，我在所有国家都遇到了令人喜欢的人们。 不过令我惊奇、反感与愤概的是欧洲到处弥漫着民族主义，对自己所有民族性的自我吹嘘，并且赋予自己以中心的意义，我听到匈牙利人和爱沙尼亚人讲匈牙利和爱沙尼亚的伟大而独特的使命。民族的自我夸耀与吹嘘的反面则是对其他民族，特别是对邻居的敌视。 欧洲的状态是极不健康的，大千世界正为新的灾祸进行准备。 不过，民族主义之猖獗有其深刻的原因。 民族性暂时代替了上帝。 我对民族主义极为讨厌，因为它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愚蠢可笑的。 因为它是个体的自我中心主义。当索洛维约夫写作《俄罗斯的民族问题》时，我的思想与他的思想是相类似的，我把这种思想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意见溶合在一起。 有机的普遍主义是我所固有的，这种普遍主义和我的人格主义相关。 这种普遍主义是与爱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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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人民性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只有在我这里，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热烈的爱才发展起来。 我否定地对待国际主义这个词，如同对待任何以“”打头的词（如国际社会主‘ S K S M义）一样。 国际主义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它否定个体的阶段。 但是，从反对给欧洲以覆灭威胁的民族主义暴力的抗议精神出发，我甚至准备保卫国际主义。 在国际主义中存在着被扭曲了的普遍主义真理。 顺便说说，在历史的现在时刻，民族主义联盟几乎到处都变成自己国家的代表，变成右的国际主义，我属于这样一类比较少的人：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同样都是人，正如自己的同胞一样。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对所有的人的态度我不按民族性作任何区分。 对民族形式我可能有好感或没有好感，但这不决定我对个别的人的态度。 我讨厌的仅仅是民族的自命不凡，民族的排他性，最讨厌的是在俄国人身上。反犹太人运动引起我最强烈的反对①，
①在柏林，Ｈ。Ａ。（即尼。 亚。 别尔嘉耶夫——译注）
感到反犹太主义浪潮在升温，他写文章保护犹太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开始收到匿名信，信中充满了粗野的骂人的话，并且责问他从犹太人那里得到多少小银币。在巴黎，Ｈ。Ａ。（不记得精确的年代）
继续保护犹太人。大厅里挤满了人，在结束他的报告时，一个年轻人开始以粗野的和尖锐的方式反驳Ｈ。Ａ。，攻击犹太人，并且引证大约是《犹太复国主义先哲的手记》的思想，他的发言被和他的思想一致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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