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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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乱让艾森豪痛心疾首，可是华府对国民党当局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脉络上都有强烈承诺，因而只好刻意淡化处理。美国反应温和，让经国及其父亲确信台北当局对强大的美国的确也有可以著力影响的地位。
“5。24”事件的起始是“救国团”成员不满雷诺杀人无罪的判决，寻求准予在美国“大使馆”前集会抗议。申请案送到经国本人桌上。回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爱国热情，本身对美国军事法庭的裁决也的确气愤不过，经国批准示威集会，但是指示必须和平抗议。可是群众受到外来者蛊惑，失去控制。
20年后，面临另一场危机，经国告诉李焕，只要他当权，部队就不应向台湾街头民众开枪。　自从他在1949年底接掌情报安全工作以来，他督导大规模的逮捕、拘禁行动，早期也有数千人遭到枪决，但是这段期间国民党军队或警察从来没有对群众示威集会开过枪。80年代的一位高级副手当年是“救国团”团员，他表示蒋经国认为美国人有钱，可以再盖一座新的“大使馆”：“让他们新盖个大使馆，总比让警察以经国先生名义开枪射杀街头民众要好”。
可是这场暴动让美国人对蒋经国疑虑更为深重。1958年，若干共和党籍资深参议员、众议员向国务院高声抗议，也亲自向艾森豪总统表示反对蒋经国前来美国访问。这群议员的发言代表指蒋经国“完全亲共”，他的“救国团”协助煽动“5。24”砸毁美国“大使馆”事件。福Э松�（Everett　Dirksen　）参议员私下评说：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罗伯森是个“伟大的反共人士，可是他的盲点就是蒋经国”。
美方接受道歉、赔偿之后，修复“大使馆”，买了新保险箱，也预备迎接新“大使”到任。新任大使庄莱德（Everett　Drumright）和蓝钦一样是职业外交官，他秉持美国官方政策立场——“中华民国政府”的力量、安全和声望攸关美国重大利益。几乎在所有的事务上，他比蓝钦还更同情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观点。庄莱德打交道的对象是叶公超，在特殊状况下也直接与蒋介石本人沟通，但是和蒋经国业务交往不深，这一部分是中央情报局不想让别人分享的连繫关系。
1958年早春，克莱恩（Ray　S。　Cline）也到台北担任中央情报局站长。中情局在台北的薄纱掩护名称，已经由西方公司改为“海军辅助通讯中心”（Naval　Auxiliary　munication　Center）。克莱恩是个和蔼、亲切、真诚的读书人。此后四年他和蒋经国建立起来的公、私情谊，在中情局与外国情报首长交往史上，都可谓空前融洽。蒋家与克家也走动得很勤。经国的儿子称呼这位中情局站长“雷叔叔”，经国还请克莱恩太太玛久莉（Marjories）替他补习英文，一星期上好几次课。后来，经国1937年刚由苏联回国在溪口奉父命写下的留苏回忆录，要出英文版时的序文，还由她协助修润。
蒋经国夫妇也出席中情局同仁的晚会活动。他们穿指定的化妆服装，如牛仔衬衫，跟大家一起跳舞嬉闹。有一天夜里，经国还披上侍者上衣，在臂上掛块餐巾，参加“理髮师合唱团”上台献唱。据克莱恩的说法，人人认为经国跟大家一样，是个平易近人的人。有时候，这两个相貌神似的中年情报头子，还结伴出去寻乐子。
快乐的吉他手——生活中的蒋经国很会自娱自乐在克莱恩的推荐下，美国提供几架U2间谍飞机给国民党当局，训练飞行员驾驶这种高空飞机。台湾空军负责维修、驾驶高空侦察机，但是所有的飞行任务则由中央情报局紧紧握住。U2侦察飞行成为在台湾最成功、最重要的合作搜集情报活动。在这段期间，蒋介石一再要求美方多提供先进的军事科技。1958年1月他提出八项特别大胆的要求。过了40年，国务院还没有公佈与这些要求相关的文件。然而，可能是疏忽，　1998年解密的一份备忘录却透露，华府批驳蒋介石的一项要求——请美方提供核子武器和导向飞弹。
1958年初，印尼一群文武官员在中部的苏门答腊和东部的苏拉维西（Sulawesi）发动反苏加诺（Sukarno）总统的叛变。3月间，蒋介石在台北接见杜勒斯国务卿时表示，如果左倾的苏加诺敉平乱事，将大大增强共产党在印尼的地位，杜勒斯同意他的观察，克莱恩和蒋经国随即拟出一项计划，提供战术空中支持以及武器、补给品给这支反苏加诺的叛军。如果不能推翻苏加诺，这项联合行动的第二个目标是，让印尼共和国分裂——他们的构想假设前提是，苏加诺有意把印尼带进共产阵营。
这项行动立刻就出了紕漏。印尼部队击落中央情报局一架飞机，活捉美籍驾驶员帕比。这一来使得印尼共产党振振有词，指责在国际关系上净讲法理、秩序的美国，却秘密支持以武力分化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勾当。苏联在美国秘密支援叛军消息曝光后，也急急供应米格16战斗机给苏加诺。
华府旋即拋弃叛军，政策丕变，转为以强化印尼军队做为反共屏障的政策。这时却发生一个奇特情形。蒋经国底下由中情局支援的B26轰炸机出动任务支持叛军，可是美国却开始运送武器给雅加达当局，让他们可以用来敉平叛军。华府已经重新思考，或许还可以挽回苏加诺。9月间，杜勒斯私底下跟朋友提到：“苏加诺不像蒋介石那样狂热…是个工于心计、手腕灵活的政客”。其实杜勒斯太低估蒋介石，他可比苏加诺更把美国人玩弄在掌中。
苏拉维西起事是偶发的意外，而平时蒋经国的特种作战部队其实并不得閒。美军顾问团培训3000名国民党军队官兵为特种作战部队，但是在1955年大陈撤退之后，中央情报局和美军顾问团已经金盆洗手，停止涉及对中国的渗透突击。最后，华府当局注意到中共在防患未然方面相当成功，遂正式指令驻台北美国机构，制止美国盟友从事这类活动。
但是蒋介石父子既争取到庄莱德和克莱恩的撑腰，开始推动升高秘密活动。克莱恩到任后不久，经国和他讨论一项方案——美国替台北代训、装备30000名伞兵，一旦大陆爆发大动乱，立可空降进入敌后。庄莱德大力支持这个构想。国务院答覆说，固然不妨小心地与蒋介石讨论这个构想，但是过去这类动作可全都失败！蒋介石父子另外又提出一个必然会遭拒的姿态——提议以国民党军队兵力组织一支快速部署部队，可以扮演“保护自由世界在亚洲利益”的救火队。美国联合参谋本部答说，亚洲绝大部分国家不会欢迎这样一支快速部署队伍，使用它将使共产党中国介入事端。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和平共存是“基本原则”，不是战术伎俩。这项重大宣佈引起听众注意，可是其震撼力远远不及他接下来的话——他严词抨击斯大林的罪行（邓小平代表中共列席这项会议）。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自己也发动一个自由化运动——百花齐放运动，鼓励政治讨论与批评。
8月，苏联试射第一枚洲际飞弹，六星期之后，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　译者按，苏文“人造卫星”之意）也进入地球轨道。包括毛泽东在内，全世界为之震动。人造卫星升空一个月之后，苏联和中国签订一项秘密协定，苏联承诺提供科学、技术援助，让中国也能自制核子武器。毛泽东受到鼓舞，开始又有惊天动地、掀起革命的雄心壮志。毛泽东11月7日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40週年。从苏联一回来，他就开始计划中国农、工业生产要搞“大跃进”。
1958年5月，大跃进正式开始。这项激进计划对中共党内政治、毛泽东本身、中苏关系，乃至60年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形成，都产生深刻影响。它也对1958年的金门危机产生触媒作用。大跃进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政治领域里的人造卫星——他要把人类社会来个旋乾转坤的革命改造。
赫鲁晓夫在1958年7月秘密抵达北京，带来一项他认为可以强化双边伙伴关系的宏大计划——中、苏合组一支太平洋舰队。可是赫鲁晓夫来访前，毛泽东已经接到全国各地传来阵阵好消息，他的农村大改革计划一发动，全国风起云涌响应，情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志得意满，对联合舰队之议，提出赫鲁晓夫不可能答应的条件。赫鲁晓夫提醒毛泽东，处理台湾问题千万小心，不可孟浪。这类劝说反而使毛泽东不悦，证实他原本的疑心——苏联即使没跟美国串谋搞“两个中国”，至少是默许美国放手推动“两个中国”。
8月23日，大陆岸炮在两小时内朝金门发射5万发炮弹接下来五天，弹如雨下，把金门炸翻了。毛泽东私底下对他的医生李志绥说，这“纯粹是演戏”。他并不想拿下金马，因为它们是中国对台湾享有主权的一个连接点，何况“这两个外岛就像两根指挥棒，让赫鲁晓夫和艾森豪跟著跳舞”。这就是毛泽东版的杜勒斯边缘政策，他意图威胁，但是不要侵佔金门和马祖。
8月间，艾森豪在国家安全会议开会时大为光火，美国“由于某个人（蒋介石）的冥顽不化，被捲进我们不认为该做的事（保卫金马外岛）”。但是他不能、或是不曾反驳联合参谋本部及杜勒斯的论据：由于蒋介石不顾华府强力反对，仍在金门部署10万名部队，金门已经是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现在必须介入，必要时还得动用核子武器保卫它。9月4日，杜勒斯公开宣佈，美国将派兵保卫金门。虽然莫斯科就像华府，并不赞同盟友在金门的行动，却觉得必须跳出来讲话，警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的好朋友、盟国和邻居，攻击它，就是攻击苏联”。
五角大楼专家一致认为，如果大陆继续炮轰下去，惟有核子武器才能打破它的封锁包围。杜勒斯和联合参谋本部秘密讨论必要时，需动用那一型的核子武器。美国急急把可以发射核子弹的八英吋口径榴弹炮送到金门。美国大规模海、空部队向西太平洋集结，要去防卫一个美国领导人认为不应固守的小岛。蒋介石部队持续利用金门为基地，对大陆进行滋扰突击，这个事实使得美国现在要出兵保卫金门，似乎有几分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杜勒斯在一次会议中都不禁说出：“如果这些小岛被用作对付大陆的敌意行动的基地，美国怎能期待共产党节制，不去攻打它？”
金门危机期间，蒋介石、陈诚频频与庄莱德会晤，经国与克莱恩则是天天碰头。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的威胁表示忧虑；对于和北京谈判势必徒劳无功，反增危险，提出警告；又重申一旦金门弃守，后果堪忧，力促美国采取坚强行动，打破封锁包围，并争取美国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克莱恩在呈送华府的报告中，应和蒋经国的观点——绝对必要在金门抵抗大陆的威胁。经国在炮轰最激烈期间，几度飞往金门前线视察，有一次还带回来一片穿甲炮弹命中一座碉堡后炸开的弹壳铜片，送给克莱恩当纪念品。
蒋经国在金门
蒋介石父子既需要让美国人相信国民党政权是强大、稳定的盟友，同时还得坚称，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立足不易，万一金门外岛弃守，它也会垮台。当然金门对于蒋介石的重要性，就跟毛泽东之重视它，出于相同理由。如果国民党军队退出外岛，“两个中国”，甚至“台湾独立”，就远比四年前、或八年前，更像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毛泽东制造外岛危机，蒋介石父子也很技巧地玩把戏。金门危机的直接结果是，在原来已经排定的大量军援之外，美国又赶运给台湾价值35000万美元的先进大炮、飞机、坦克、两栖舰艇及其他物资。其中有最新的空对空响尾蛇飞弹，使台湾空军对大陆的米格机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可是蒋介石将因为让华府陷于它并不想要的战争边缘而付出代价。
艾森豪坚持，美国一方面为保卫金门做出备战部署，一方面也要在这个议题上展现有意愿“修好、谈判”。他促成美、中大使级对话在日内瓦重新恢复。第一次对话在9月15日举行。突然间，在毛泽东指示下，北京宣佈停止炮轰金门。大约同一时间，艾森豪和杜勒斯收到美国针对金门局势动用核子武器方案的全面评估报告，赶紧悬崖勒马。
10月21日，杜勒斯飞到台北，面交给蒋介石一份清单：如果他要防止国民党当局被“清算”，就必须照单办理。这项清单包括：台北“政府”当做与大陆政权已经停火必须做的动作；表现愿意与北京“成立停火协议”；强调国民党当局不会企图用武力回到大陆。杜勒斯坚持，台湾必须保证避免突击行动及类似的挑衅行为；接受外岛问题的任何解决方案，不过这些方案保证不让一般百姓交给共产党统治或离开家乡；检讨“国民党军队建制的特性，甚或规模，以便达成更大的机动能力……或许亦能减轻台湾人民的负担”。
蒋介石大为震惊。杜勒斯要求蒋介石摒退所有随员，只留下刚宣佈为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当译员。杜勒斯提出警告，国际间视国民党当局“好战偏好惹起世界大战”，而且“寿命有限”。杜勒斯又说，“美国是否能够在现有状况下长久保护‘台湾当局’，都大有疑问”。
蒋、杜会谈后几个小时，新任“外交部长”黄少谷紧急召见庄莱德“大使”。黄少谷抗议，杜勒斯提出的“建议，具有几乎撼动‘台湾当局’基础的性质”。它们等于是要求台北当局公开接受“两个中国”的想法。
当天夜里，蒋、杜二次会谈。蒋介石隻字不提上午杜勒斯的“建议”，反而热切说明为什么需要加强金门防务，反制大陆炮击。大陆炮击已经让守军快顶不住了。杜勒斯答覆说，传统武器没有办法摧毁厦门港附近的共产党军队炮阵地，“这就好比以卵击石墙”。他宣称，只有核子武器才有用。请问蒋介石要“美国用核子武器”对付共产党中国吗？蒋介石大为意外，答说：“或许可以考虑用战术原子武器吧！”
杜勒斯9月初和联合参谋本部开会以来已经掌握若干状况，开始对蒋介石说明个中问题。要摧毁威胁金门的共产党军队炮阵地，需要相当于广岛或长崎所用的威力之核子武器，可是这种武器在空中爆炸，对共产党军队炮阵地并不会有影响，可是在地面或地底引爆核子弹，会造成两千万中国人丧生，包括金门军民统统不能倖免。最后，“动用核子武器就会涉及到台湾，如果用到（苏联）核子武器攻击台湾，台湾也全毁了”。
蒋介石早先接受配备核武器的美国空军飞机，在美方控管之下进驻台湾，可以说在1958年金门危机以前就默认美国有可能动用核子武器对付中国大陆。至少美方有一份情报报告（其内容细节还未解密）在1958年9月报告，国民党当局想让“美国对中国动用核武器”。但是诚如驻台湾美军协防司令日后所说，蒋介石父子对核子战一直“非常无知”。总之，蒋介石根本没办法和杜勒斯争辩，只能訥訥地说：“如果（在金门危机中）使用核武器会掀起世界大战，或是将美国捲进大规模冲突，我不会希望用到核子武器”。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他事先为什么没有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杜勒斯和美国的联合参谋首长在9月间就已经很縝密思考过，使用小型核武器在空中爆炸来剷除大陆的炮阵地。
毕竟美国曾经成功的应用核子威胁结束韩战，在越南获取暂时和解。这些成绩使得美国政府初步思考，威胁要在金门危机这个战术情况不利，政治及道义层面有颇有可能酿成大难的状况中，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