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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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止，他就抚下頷。　他处理国民党中常会的方式也一样。由21位中常委组成的中常会，其中有五位大保守派，针对台湾在国际社会越来越孤立的情势，这些保守派只会更紧抱著党的正统。可是经国从来不跟他们争辩。
他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警察开始到上述场所检查，查对客人身份证；几个公务员因为办了奢华铺张的婚礼，遭到免职处分。蒋经国尤其严惩受贿、瀆职的公务员。调查局逮捕了50多名涉及走私的公务员，其中好几位在警备总部受营造厂大额贿款的弊案。王正谊是蒋经国的表弟，曾任蒋介石机要秘书。蒋经国亲自批准逮捕王正谊及判处无期徒刑，有位税捐处副处长更处以死刑。
经国昭示“内阁阁员”，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受到做官的傲慢对待，简化官僚作风惟一的方法就是一切公开化。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　《大学杂志》在1973年6月号宣佈，蒋院长执政第一年“是‘政府’迁台以来最有成就的一年”。
蒋“院长”继续以刚柔并济的方法对付党外在野势力。1972年12月选举将届，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某饭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政界新秀康宁祥和“小钢炮”郭雨新、黄信介是会议的主导人物。康宁祥曾经干过加油站加油工，现在是台北市“议员”，将是未来台湾民主政治转型期的重要角色。在选举将届之际，康宁祥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监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表会。他两度被警告，违反了“动员戡乱”基本“国策”，竞选期间，蒋经国不断接到报告，详述党外候选人挑拨性质的集会的言行，并建议他应该办几个人，包括把康宁祥抓起来。王昇还说，康宁祥是“匪谍”。经国不理会这些报告。
开票结果，蒋经国非常满意。选民投票率逾七成，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率高达97％，囊括全部的县、市长。由于有些席次礼让无党籍人士，国民党未提名候选人，因此党外当选比例高出3％。
虽然康宁祥日后被认为是相当保守的反对党人士，早年他可是“体制内”政客中比较激进的一员。他在“立法院”的质询，包括针对“政府首长”的发问很尖锐，但并不争论不休。蒋经国问部属，为什么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后来，他邀请康宁祥喝茶，两人讨论起“立法”议程上的一些议题。
除了一些大保守派仍然喃喃抱怨之外，国民党内多数高级官员接受经国的决定，允许“立法院”内出现嘈杂的反对党声音。本省籍党外人士只是一小撮人，似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构成威胁。包括军方及情报单位在内的若干强硬派，认为反对派发洩发洩并无大碍，还可向美国人表示台湾的自由开放有了进步。的确有些美国学者就撰文表示台湾民主政治前景“颇为鼓舞”。
但是知识分子遭受到来自不同源头的压力。几位被扣的学者获释之后，台湾大学校长（译者按：阎振兴）把哲学系14位最活跃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统统解聘，箝制了1971年以来台大校园常有的论政集会。　1973年12月，《大学杂志》刊登一篇文章，要求国民党开放“党禁”、准许成立反对党之后，总编辑杨国枢受到压力，辞去总编辑职位。《大学杂志》内部本省人、外省人之间的歧异浮上台面。在蒋经国主动延揽下，与《大学杂志》有关连的几位年轻学者，大部分是外省人，受邀进入政界及党部工作，保证他们可在体制内促进改革。许多人接受延揽。　在官方许可的政治体制之外的异议运动，陷入低潮。校园内具有改革意识的外省籍教授，继续扮演忠诚的反对党角色，主张稳健扩大民主结束戒严。
尼克松震撼使得“台独”声浪降下去，也使台湾反对运动暂时失去动力，它也使得外省人永久掌控政权的前景动摇。1973年8月，蒋经国告诉马康卫大使，要加强团结，台湾必须要有“更开放的社会”，而面对北京来势汹汹的统一运动，台湾非加强团结不可。他认为，台湾这样一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高下立判，必然得到人民支持。
劳务密集的产品，如玩具、衣饰、鞋类等等的出口，是台湾1961年以后经济大幅成长的基础。70年代，在蒋经国和他的技术官僚领导下，工业逐步转向生产制造高科技产品。经济部在1970年合併好几个应用工业研究机构，成立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以促进此一“国家目标”。台湾到美国留学，得有科学、工程方面高等学位的人才，首次大批回流，回到岛内服务。
但是公营事业继续佔有台湾经济极大比重。蒋“院长”的第一道经济对策涉及到当局大量投资，他下令推出十大建设计划，包括兴建东岸铁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园国际机场、几个新港口，以及铁路电气化工程；另外还有开闢资本密集工业以生产石化、钢铁、铅、铜等产品。这些公、民营合作计划在这位前马克思主义派的工程师心目中，相当重要。
蒋经国视察建设工地
十大建设初步估计成本高达50亿美元。实际支出则超过此一估算的两倍以上。有些观察家说，适逢全球经济大危机，台湾没有力量完成这些宏伟计划。蒋经国的答覆是：“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军方将领担心“国防”预算会有下降的压力，可是台湾储蓄提供了六成需要的经费，官方债信良好，又向国外借贷筹足其他经费，“国防”支出不减反增。　第一代的技术官僚李国鼎等人受到蒋“院长”热诚的号召，支持绝大部分的十大建设项目。有一天同车前往开会，讨论南北高速公路建设计划，财政部次长王绍堉问李国鼎，财源哪里来？李国鼎答说：“放心，我们先开始做，再想办法筹钱”。
蒋经国是在世界能源危机，全球经济走疲的大环境下，推出此一雄伟的建设开发计划。台湾的出口占台湾生产毛额的53％，可以说是在国际经济危殆下，特别脆弱。1974年，台湾遇上巨额贸易逆差赤字，国民生产毛额年增率只有1。1％。行政院只好加税，并大幅提高利率、电费以及瓦斯、石油等的售价。蒋经国并不满意静待自由市场对这些措施发生反应，他下令官方以低价供应黄豆、小麦，并对若干商品定下价格上限。
尽管物价腾升，全球经济不景气，蒋经国下令十大建设照原定时程推动。官方扩大公共支出，刺激了经济，在台湾没有经济衰退而走出石油危机的能力上，扮演相当重要角色。事实上，1974年台湾国民平均所得还增加到465美元。十大建设创造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基本建设，可支持下一波的高科技产业。　蒋经国又推动农业改革，取消强制性的稻米肥料交易制度、降低农村税率、订定保证收购之粮价，修订农地买卖条例以鼓励大型化机械耕作。　他还寻求分散台湾的出口市场，以免过度依赖美国及日本，同时加速核能发电。
尽管全球经济不景气，蒋经国下令的十十建设仍按部就班地进行蒋经国参加建设研究会毛泽东已经卧病很长一段时候，现在讲话都很困难，“身体稍微动一动，就呼吸困难”。可是头脑神智仍很清楚。他的老敌人蒋介石比他大6岁。毛泽东不像蒋介石，此时他还当家做主。医疗检查发现周恩来得了癌症，毛泽东却不准医生动手术，深怕周恩来有个三长两短，集结在毛妻江青身边的激进派，就没人可以制服。突然间，他又在周恩来的举荐下，让邓小平复出。
1973年3月，邓小平又回到中共中央，周恩来把大部分涉外事务交给他。邓小平立刻宣佈北京准备好可以跟台北直接谈判统一的问题。他说，在现阶段，“优先考虑和平方式……（统一）”。滞留大陆、依附中共的老国民党人透过公开、私下管道，向蒋家父子招手。但是经国不予理会。他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有那么愚蠢”。
蒋经国认为，在台湾只要出现疑虑，认为他与大陆秘密接触，寻求和解，甚至在当时考虑放宽人员接触，不仅在台湾人当中，甚至在外国投资人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强烈、甚至动乱的反应。他针对台湾在国际间的孤立地位，有三项基本对策，其中的两项——经济快速成长，以渐进、稳健方式推动“全民共识政府”——将因为这些猜疑，受到伤害。
蒋经国拒绝和北京秘密谈判，很自然就推演到，不管中美关系如何改善，台北都得尽最大努力与美国强化双边关系。基辛格在对华交涉上的挥洒空间，比起水门事件以及尼克松1974年辞职之前，可以说小了许多。福特总统新政府照会蒋经国，虽然美方仍将继续与北京推动关系正常化，但是“现有的关系形式符合我方需要”。即使是这么说，华府的下一步——把外交承认由台北转向北京，已经很明显，只是时间早晚罢了。因此蒋经国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美国国内对台湾的同情，并针对中共在美国华侨社会及留美学生中影响力日增的现象，采取反制行动。做法之一就是一切公开、开放。“外交部”和“新闻局”增加许多经费做公关、推广工作。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各界人士受邀到台湾参观，台北也撒下大笔经费在“自由中国协会”（Free　Chinese　Association）等社团、中文报刊，以及美国的游说及公关公司上面。经国也扩大采购美国军事设备，它强化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国防工业者对台利益。然而，更重要的是，台美民间贸易往来有爆炸性的成长。
1971至1978年之间，台、美进出口贸易总额由13亿美元，激增至74亿美元，台湾享有大幅顺差。　蒋经国派出好几个“赴美采购团”到全美各州采购物资。美国政府在强化双边经贸关系上亦予以配合，鼓励民间投资并提供担保。十大建设有数十亿美元是来自美国方面。不过，美国企业界同时也看到中国大陆商机无穷，不想破坏商机。
蒋经国争取美国民心支持，还有另一面。据报道，国民党当局情报机关甚至建议在美国制造暴乱，如邮寄炸弹给亲北京的美国学者等等。但是我们没有证据显示，经国曾经认真考虑类似计划，甚至早先传说台湾计划谋杀周恩来，恐怕也是不可靠的传闻。　不过，他的确批准在华府的“中华民国大使馆”增派30名情报官员（译者按，此系夸大说法），也在美国各城市增设好几个“总领事馆”。　1975年，“国家安全局”计划向美国某“黑社会”组织购买20枚先进鱼雷，经国批准；不料，供货人是联邦调查局地下人员。就在联邦调查局即将收网，就本案抓人时，白宫下令透过私下管道向蒋经国提出严正交涉。驻台北“大使”安克志（Leonard　Unger）向蒋经国提出措词强硬的抗议，经国把涉及本案的驻美官员召回台湾。
蒋经国为了这件购买鱼雷案，非常难堪。但是就跟他从前经历的情报工作失利（包括台北当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手的许多计划在内）一样，这件事并没让国民党当局付出太大代价。重新派到华府“中华民国大使馆”的情报头子汪希苓，比起前任负责人还更像“牛仔”。汪希苓曾跟随在蒋介石身边，担任了五年的海军侍从副官，也认识蒋经国。上级给他的命令显然并没有要求他降低在美国的秘密活动，只指示他要更加谨慎。他一到职，就积极吸收华裔美国人提供来自联邦调查局等美国政府机关的机密文件与资料。他也设法吸收赴中国大陆的华裔美国人，在大陆搜集情报。他还增加预算，资助反中共的示威活动，并在美国校园渗透中国大陆人、台湾人学生团体。据说汪希苓还是“中央情报局长期重要资产”，换句话说，就是未经上级批准，把自己“政府”的事报告给中央情报局——也或许是他得到上级许可，只是中情局认为他没有！　他极有可能是后面的状况，因此台湾当局才会选派他到华府担任情报头子。
蒋经国也命令加快发展核武器的秘密计划。到了1973年，利用购自南非的铀和购自加拿大的一座4000万瓦反应炉，台湾的科学家已经取得进展。华府成功阻挡了台湾向法国及英国公司购买提炼设施及服务的交涉，不过台湾已早先一步得到若干重要零组件。1974年9月，中央情报局宣称台湾“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有能力制造核子武器。蒋经国这项秘密计划成了中情局驻台人员挖空心思要搜集资讯的对象。　中情局潜伏在中山科学院核能所里的特务张宪义（此时已晋陞为上校），定期与中情局人员在台北密会，传递消息。
1975年，蒋孝文全家搬到阳明山住。在副官及护士随侍下，他可以走动，也能讲话，不过据一位朋友说，他经常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由于和父亲不能沟通，友梅和祖父变得格外亲近，即使只有10岁，她可以坐在祖父书房里，和他一聊好几个小时。
小儿子孝勇还住在七海新村。由陆军官校退训后，他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此时仍无意从政。由于父亲不准子女在民间机关任职，孝勇进入党营事业中兴电工公司，并于1973年与方智怡结婚。小两口在七海新村住了几年，直到有了小孩才搬出来。1974年，宋美龄到美国，诊断出得了乳癌。她没有告诉年迈卧病的丈夫，先做放射线治疗，后来同意接受乳房切割手术。
次子孝武和媳妇汪长诗先后在1971年生下女儿友兰、1972年生下儿子友松。宋美龄给友兰取英文名字亚莉桑德拉（Alexandra），给友松也取了英文名字江纳生（Jonathan）。孝武在外头有女人，夫妻俩不断吵架，有时在家里也大吵，让经国非常苦恼，父子关系变得很紧张。有时候，蒋经国接到儿子在外头胡作妄为的报告，气得全身发抖，痛斥孝武。有时候，蒋经国还把他关在七海新村，指示侍卫不准他出去。后来，汪长诗和孝武离异，回到欧洲，但是依照中国人习惯，把子女留在台湾。
孝武由“中国文化学院中美关系研究所”拿到硕士学位，到“辅导会”担任参事。1976年，他似乎稍微节制住酗酒习惯，进入由国民党及官方掌握的广播界工作，很快就升任党营的中央广播电台主任（译者按，另外还在“辅导会”设立的华欣文化事业中心掛主任衔）。由于憧憬著父亲与国家敌人从事秘密斗争的事跡，他与情报机关高阶官员发展出交情。
70年代中期，孝严、孝慈这对双胞胎兄弟已经30岁出头，在各自事业领域小有成绩。经国告诉王昇，等他和方良百年之后，他要他们“认祖归宗”。孝严派在华府“大使馆”工作，并在乔治城大学修课，得到国际关系硕士。在华府任职期间，他和黄美伦又生了一个女儿，经国取名蕙筠。1977年，孝严调回台北，先在“外交部北美司”担任科长，后升为副司长。孝慈在美国苦读6年，课余兼在餐厅当跑堂、干安全警卫，终于先后得到南美以美大学政治学硕士、杜兰大学法学博士。孝慈回到台北后，在母校东吴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孝慈娶赵申德为妻，育有一女一子。

第十九章

老　成　凋　零
1975年1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掌管党的日常事务。他给政府订下方针，要走理性、彻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