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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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陈啟礼时告诉他，“保卫国家”需要借重竹联帮的“爱国精神”。情报局人员说：“现在反对党越来越大胆，找一些本省人帮会支持，利用他们打击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和党籍候选人。国家需要竹联帮来反击”。据报导，某些高阶情治官员反对吸收黑道，王昇也矢口否认知道有运用帮会搞秘密活动的决定。他坚称，如果真的有这种接触，一定是“国防部情报局”擅自作主，绝对没有得到上极核准。
但是要说“国防部情报局”或“国家安全局”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片面做出决定，也实在说不过去。很有可能是王昇以刘少康办公室的名义批准此一决策。王昇等人可能说服他，偶尔会需要借用非官方或“民间”的秘密工具执行不合法或见不得人的行动，以保护“国家安全”利益。
高雄事件8名被告的军事审判，始于3月18日，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国际特赦组织及其他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美国及其他非官方关系的外交官、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起先，当局想限制分配给台湾媒体旁听的席次，后来决定取消。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三页全版报导，因此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800万名读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陈述，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不停地侦讯（新闻界称之为“疲劳轰炸”）之下，才招供认罪。审讯过程虽然对外公开，量刑定罪其实早有定论。4月18日，军事法庭裁定所有8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担任总统，他“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
军事法庭判决，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其余名被告全部处有期徒刑12年（译者按：这6名被告是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林弘宣）。罪名重，刑期尚称温和，美国舆论却大哗。6月间，军事法庭以窝藏施明德罪名，判处长老教会总干事高俊明等9人最高6年的徒刑，美国负面的舆论反应更加激烈。国民党和当局原本在高雄事件上得到台湾民心支持，却一变而成为民主运动得胜。
长老会人员被捕判刑，让虔诚的教友台北市长李登辉极感痛苦。当时，李登辉独子也因患癌症去世，李的痛苦尤深，考虑到要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道。他把这个想法向朋友和教会牧师提出来请教。周联华等教会人士劝他，他只会是个平凡的传教士，但是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李登辉因而决定留在政界。
军法大审过后不久，国民党内、“立法院”及军、情机关的鹰派，向蒋经国抱怨，认为公开审判使国民党受到严重伤害。蒋经国召见中央文工会主任楚崧秋（他是推动公开审判，获得采纳的建言者之一），表示很满意在高雄事件及其后的处理中，没有人丧生。楚崧秋也认同事情发展平顺。
蒋经国提到党内对楚崧秋批评之声日盛。他说：“或许你该换换工作了”。　楚崧秋调任“中国电视公司”董事长，接替李焕。1977年中壢事件后即任“中视”董事长的李焕，转任高雄中山大学校长。
因台、美“断交”中止的选举，当局排定12月6日恢复举行，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策。新法令把开放改选的“立法委员”增加为70席，比起1978年的名额增加78％。由大陆选出的资深“立委”仍有300人左右，通常步履蹣跚出席开会者只有100人左右，“立委”大幅增额表示一个真正的代议机构至少已经可望、亦可及。

第二十二章

海　岛　与　大　陆
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宣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现在他要展现另一新貌。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乾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无法参与竞选，可是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掛上阵，成为候选人。同时温和派的反对人士也继续以他们的方式奋斗。《八十年代》被禁，康宁祥并不气馁，又申请发行《亚洲人》杂志。行政院新闻局和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准予发行。《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出任新刊物总编辑。他希望藉由《亚洲人》“投射出西方民主国家忠诚的反对党的形象……由于传统中国文化，把批评视同叛乱，这项任务很艰巨，不易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失败了，台湾人温和的反对就会死亡，取而代之的将是乐于诉诸暴力的激进派”。
江春男的话听在改革派（不论是青年学人或是蒋经国麾下的自由派大将）耳里，不啻是悦耳的音乐。可是警备总部不久就找到理由查禁《亚洲人》；康宁祥、江春男又申请办《暖流》，军方不久又把它查禁。黄信介的弟弟（译者按：黄天福）也申请办一份反当局的刊物《鐘鼓楼》（Political　Monitor），同样难逃警备总部查禁、停刊的命运。
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台独”、直接抨击蒋家最挑衅性质的题目之外，几乎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当局方面的回报是，阻止右翼团体及老兵组织扰乱党外候选人的集会和竞选活动。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立法院70名“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人士只当选7席，康宁祥是其中之一。
蒋经国与任何地方的聪明政客在选举年的做法无殊，藉由“立法”议程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尤其重视争取劳工和中产阶级的向心力。从1979年开始，当局提案，经由立法院通过范围相当广泛的自由派经济、社会法令。譬如增加新的国民福利、修订“公司法”，成立特别法庭处理劳资纠纷等。最低工资由每月67美元调升为84美元，劳工得享有从业单位年营利盈余的若干百分比作为红利，公司发行新股应提拨10％至15％由员工认购。其他的法案还有设置劳工购屋贷款专案；大幅增建国民住宅；提高对贫户的福利賑济等。最有意思的是一项台湾历史上、思想上，前所未有的立法——颁布实施“国家赔偿法”——人民个人权益、自由，若因可归咎于公务员或代表当局执行业务之公司的伤害，可以诉请当局赔偿损失。
里根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于这位共和党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承诺要和台北当局重新建立“官方关系”，他的胜选可以视为台湾的重大胜利。但是蒋经国明白华府的对华政策受战略事实的影响，美国的舆论反覆无常。他并不期待里根会有大幅更张。里根是他必须打交道的第七个美国总统。他其实也瞭解，如果里根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都会爆发重大危机，后果难料。台北必须又全面依赖美国，而最欢迎此一结果的恐怕非“台独”运动莫属。
美、台恢复“官方关系”的任何动作，也会使得业已在1980年初恢复的美国对台军售益加复杂。卡特政府在1980年已核准将近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卖给台北船舰空防用飞弹、1千托式反坦克飞弹及发射器等“防卫性”武器。可是台湾采购计划的争取重点是先进的美制喷射战斗机。如果要达成此一目标，就必须悄悄进行交涉，而且必须在美、中关系合理平稳的脉络中进行。这一点也是美国驻台北“非官方”代表葛乐士在和国民党当局官员谈话时一再强调的观点。
台北对于自己想买那一种先进或FX型军机，压到美国大选结束才做出决定。里根大胜之后，外交部次长钱复强制台北当局节制，不要对华府新政府有太多要求。　《远东经济评论》週刊请教蒋经国，他对里根政府有什么期望？蒋经国并没有提到里根在竞选期间声称要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这件事，只答说：“我们期待台湾关系法受到忠实履行”。
的确，台、美断交瞬即两年，台湾的孤立感已逐渐消散。台北当局继续其强劲、日益弹性的政策，加强与外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关系，必要时亦不惜接受所谓非官方或非外交关系的安排。这些关系数量上大增，在性质上亦开始加深、加广。
台湾的商业前景看好。台北企业界人士越来越乐观，认为中国大陆市场颇有可能开发成台湾机械工具、消费者产品的天然市场。有些人更预见到台湾制零组件和材料将会流入大陆刚出现的“经济特区”。受北京控制的香港《大公报》宣称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适合与台湾经济互补互利。中国政府对外经贸部宣佈，台湾产品可免关税。两岸透过香港的双边贸易金额虽小，但已在成长中。
同时台北当局在经国许可下，首度发出讯息，准许、甚至希望可以与大陆有某种人民对人民的接触往来。《联合报》报导，台湾的农业计划发展协会理事长宣佈，如果中共想要农业“台湾化”，该会乐意提供助臂，“以改善我们同胞的生活水准”。《联合报》还有一篇文章，引述一位台湾学界人士的话，在海外与大陆出来的人接触，可以有助于开啟他们的心智。同样在这一年，台北当局又大幅放宽规定，准许老百姓自由申请护照。头十个月就有15万人申请护照，许多人前往香港，再转入大陆老家探望。“三不政策”中的两不，迅速受到侵蚀。这项政策上的宁静革命，反映出蒋经国的信念。
1980年两岸间接贸易金额大约3亿美元。在福建省福州、厦门港口码头上，外国观察家经常可以看到堆著台湾制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品的纸箱。警备总部一再警告民众，这种交易行为违法，可是把这些物品直接运送到大陆港口的台湾渔民，根本不予理会。　康宁祥公开指责“三不”成了“僵硬的政策”，“违背台湾人民的利益”。他宣称：“台湾最终的生存，要依赖大陆的善意”。
虽然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0年就把台湾逐出会籍，台湾当局并不担心。台湾外汇存底70亿美元，外债则大约仅只35亿美元。工业研发费用增加约58％。台湾与东南亚、西欧，甚至东方集团之间的贸易亦蒸蒸日上。外国银行纷纷在台北开设分行。台湾的资本家首次在海外大幅投资。由于伊朗与美国冲突，引爆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台湾进口石油成本翻升一倍，可是台湾当局应变有方，立刻提高汽油价格，加速发展核能发电计划。经济繁荣有助于把阶级界限、族群分立（本省、外省之分）消弭。所有阶级的家庭都设法藉由同一策略——工作勤奋、受教育、储蓄来攀升社会阶梯。
台北市长李登辉定期出席“行政院院会”。他担任高级官员已近十年，虽然算不上蒋经国的圈内核心干部，他刻意利用每週两三次见到“总统”的机会，请益市政问题。李登辉得到蒋经国的指点，受惠良多，也藉请益的机会让“总统”注意到他用功任事。有一次，台北市几个学生因市政府过失淹死，蒋经国召见李登辉，强调需要展现痛悔及同情，李登辉立刻赶到死者家去拜访、致哀。
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学人从政，身材高大，温和有礼，基督徒，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　此外，他个人也和几位反对派领袖友好。　蒋彦士继续提携这位台湾籍后进，认为他是国民党未来的栋樑。　蒋彦士、王昇等人已经开始认真思考继承问题。72岁的蒋经国腿脚一直疼痛不已，晚上难以成眠，经常要服用镇定剂。
谈到下一代领导人，不由得就要提到蒋经国身边一群年轻、留美回国的才俊。1978年台北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马英九一篇文章。马英九当时在波士顿一家著名法律事务所担任律师。马英九这篇文章探讨共产主义为什么无可避免的必然溃败。他的论点是“共产主义难逃自然法则，迟早会覆亡”。经国读了大有所感。在80年代初期，这还是少有的奇异想法，但是蒋经国早已信服此一观念。马英九也在台北报章上发表若干文章，探讨台湾如何应付与美国断交的局势。1981年9月，蒋经国约见马英九，三个月之后，马英九被延揽出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
1981年11月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也相当平顺，没有传出暴力、作票或骚扰反对派候选人的事情，有些党外领袖对投开票作业的公正表示满意。各地议会799席，国民党赢得77％席次，党外推荐31名候选人，也当选了19位。全省19个县市长，党外当选四席。选举之后，“行政院长”孙运璇大幅更动“内阁”人事，新“阁员”平均年龄比旧“阁员”年轻了9岁。观察家认为新人反映出国民党改革派势力抬头。
台籍人士窜出来亦是一个明显跡象。陈守山成为第一个台湾本省籍的警备总司令由于陈守山是个“半山”，又受王昇提携，其实此一任命案的划时代意义没有那么大。前任警备总司令汪敬煦调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汪敬煦与王昇关系亦十分亲近。
1981年，邓小平加紧向蒋经国示好。北京先停止了纪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动。7月间，新上台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邀请蒋经国等国民党官员回老家瞧瞧。这还只是起头而已，　9月间，中国大陆发动全面和平攻势，发表中国统一的九条原则，包括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军队，充分自治，不干涉台湾内部事务，甚至可与台湾领导人一起来领导、治理中国本土。北京各种声明开始强调，国民党和共产党有共同的历史传承。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给溪口的党委，要他们修缮丰镐房，以及蒋经国母亲、祖母的坟墓。中国大陆也表示愿以优惠价格卖给台湾石油、煤和药物。
邓小平还就他的“一国两制”统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构。他指示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特殊地位。“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对它们现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权。北京单独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出现，可是台湾和香港将享有“相当的外交权处理一些涉外事务”。为了进一步改善气氛，人民解放军还由台海对岸的福建，撤走相当数量的部队。
文字上，台北的“三不”政策还继续存在，但是亲国民党的报纸开始出现文章，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大陆非常不可能“武力犯台”，和平、渐进与中国大陆统一是正确的道路，可以先从通邮、旅游和间接贸易做起。美国布朗大学教授高英茂是个台籍学者，发表一篇类似的文章，被蒋经国约见，听取他进一步阐明观点。在此后数年里蒋、高几度晤谈，蒋经国只问问题，高英茂只好一路说个不停。不过，蒋经国很显然同意高英茂的分析。
里根政府一上台，高华德（Barry　Goldwater）、赫姆斯（Jesse　Helms）等参议员要求政府批准出售先进战斗机给台湾。行政部门内部为此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白宫高级幕僚，包括国家安全顾问艾伦（Richard　Allen）在内，支持美国对华开放，但是也愿意强化美国对台关系的性质，不惜冒触犯北京的风险。里根竞选期间发表与台北恢复官方关系的声明，就是艾伦所起草的。可是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跟他的两位前任一样，把巩固对北京战略关系视为最高优先。起先黑格佔上风，白宫原本有意邀台北派代表出席里根总统就职典礼，经黑格力陈，打消邀请。北京在公开场合、私下场合都一再警告，出售FX或其他先进战斗机给台湾，将使中、美之间刚萌芽的战略关系终止。
1981年稍后，中央情报局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