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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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刘案可能涉及到情报机关的“内斗”，而且汪希苓也不会自作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蒋经国11月13日上午就接到总统府秘书长就“一清专案”提供的报告。这项报告指出，治安机关抓到一个帮派头子，此人声称是“国防部情报局”特务，而且出示文件表明身份，他更招认以此一身份，执行了剷除刘宜良的任务。蒋经国大为震怒，他说：“太不可思议了。依法办理！”　他指示大汪督办这件事。大汪、小汪显然起先都认为他们能成功地否认情报局与刘案有关连。后来，他们发现陈啟礼在美国留下录音带，详述策划暗杀行动的细节，显然就向蒋经国报告，情报局人员涉及刘案。他们是否透露大汪的角色，我们并不清楚。蒋经国训令“外交部”通知美国国务院，台湾当局已经逮捕一个涉嫌杀害刘宜良的黑道人物。可是“外交部”不得提到，陈啟礼声称是替情报局工作。这项掩饰行动持续了两个月，据蒋孝勇的说法，令美方非常生气。
12月中旬，联邦调查局告诉美国国务院，证据显示台湾的“国防部情报局”涉及刘案。国会众议员索拉茲（Steven　Solarz）宣佈要召开听证会，来决定在美国国内进行恐怖活动，是否构成美国可以停止对台军售。国务院要求把陈啟礼、吴敦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蒋经国拒绝，但是保证台北会配合，把本案侦查内容提供给华府。
为了凸显这件事的重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宋贺德（Harry　Thayer），把“总统府”秘书长由睡梦里叫醒，念给他听国务院电文里的十点指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台北方面负责与宋贺德打交道的高级外交官员章孝严，他的母亲42年前就谣传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八十年代》自己也发动调查，刊出文章指称官方涉及刘案。警备总部把整期杂志全部没收。不久，联邦调查局出示它掌握的证据，无可抵赖，蒋经国同意，承认陈虎门擅做主张，密谋这项兇杀案。华府说，主谋高过陈虎门。台北就承认汪希苓的副手胡仪敏涉案。但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都说不止于此，汪希苓也涉及刘案。
1月13日，联邦调查局从得州休斯顿一名竹联帮成员那里，取得陈啟礼留在美国的一卷录音带，它指出汪希苓亲自下令指使这桩谋杀案。蒋经国下令把汪希苓等三人免职，交付军事法庭审理谋害刘宜良的罪嫌。要到1月间，也就是汪希苓等免职后四天，才发表声明表示当局“非常震惊情报人员涉及本案”，当局已把汪希苓免除“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职务。又过了好几天，当局才真正扣押这位免了职的情报局局长，显示当局跟他谈判条件，要他一肩扛起责任。
蒋经国告诉一位部属，他对此事感觉“非常痛苦”，一再表示他实在不明白汪希苓怎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他叹息说，在刘宜良遇刺之前，台北与华府的关系一向良好。黑格下台之后，共和党政府对台湾的需求十分同情，现在刘案发生，台湾最近、乃至未来可能由美国收穫的成绩，恐怕全都断送了。蒋经国担心的是，里根个人对台湾的支持会起了变化，刘案对美国军售会起什么冲击（1984年美国对台军售金额已上升到7亿美元），尤其里根保证要提供台湾先进战斗机，不知会不会变卦。
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里说，帮派分子藉社交往来套住当局官员，他下令当局官员一概不得与黑道来往。他又指派汪敬煦、郝柏村、沉昌焕和蒋彦士四名高级官员成立专案小组，处理当前危机，并研商长期对策。台北新闻界开始出现由官方洩露的消息，指称蒋经国非常震怒官员涉及刘案，下令清查情治机关，任何人一旦涉案，不论阶级多高，一律逮捕究办。蒋经国同意美方的要求，准许大理市一名警探、联邦调查局两名探员到台北，跟被捕的陈啟礼、吴敦谈话，做测谎试验。他晓得美方志在查明台北方面应对刘案负责的层级究竟有多高，包括也想查明他本人事先是否知情。但是他没有准许美方跟汪希苓谈话。
此时，在美国的公关出现大问题。《华盛顿邮报》描绘台湾当局是“好朋友干下恶徒行径”。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同一个小组委员会曾经调查陈文成教授命案）第一天的听证会，就让台北灰头土脸。次日（2月8日），蒋经国改变主意，同意让美方也跟汪希苓谈话、做测谎。汪希苓接受测谎时，对下列两个问题都否认：他有没有明白下令杀害刘宜良？（他表示只建议陈啟礼“教训刘宜良”）；有没有上级同意此一杀人案？据在场的美国官员说，汪希苓对问题都明显“侷促不安”，测谎机指针显示明显说谎。
这个时候，如果蒋经国事先不知情，现在一定已瞭解，为什么一个“谨慎”、亲信的情报首长会涉及到这么一桩没有具体利益的危险妄举？许多间接证据显示，汪敬煦若没有下达命令安排兇杀案，至少也批准执行本案。12年之后，某位蒋经国的多年亲密同志说，汪希苓一定替某人掩饰。　几位国民党当时的高级官员相信，原本的点子出自蒋孝武，多年来王昇一直促使孝武跟情报机关增进关系。　蒋孝武涉及刘案的传言，出现在香港、美国，甚至台湾的媒体上。由于视力差，蒋经国此时依赖幕僚读报给他听。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年轻助手或资深干部——也有可能是孝勇本人——在1985年初，向他报告坊间传闻孝武涉及刘案。孝武极力否认此一传闻，坚称从来没见过陈啟礼，绝对跟刘案没有关系。
然而，蒋经国至少已经相信，孝武的生活习性、交友不慎、讲话不小心，起码间接导致刘案。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蒋经国本人并不晓得有杀害刘宜良的计划。
蒋经国1983年罢黜王升时，并没有利用此一机会管束已被放纵去威吓反对派人士的情报机关特务。蒋经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明确交代，搞秘密活动绝对不能从事政治暗杀，可是他并没有做到。最后，蒋经国也没有好好教导他这个言行怪异的儿子，或是他的情报首长。这一部分的国民党官员继续如化外之民，凭自己的意思一意孤行。
除了蒋经国之外，华府主持对台政策的里根政府官员，也希望刘宜良案早早结案，尽快忘却。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官员很清楚，黑格去职之后的里根政府新团队，“衷心不希望让蒋经国太为难”。　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局在助理国务卿伍佛维茨（Paul　Wolfowitz）领导下，推动里根政府批准一项计划，允许F16战斗机生产厂商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与台湾合作，在台湾产制所谓的“国造防御战斗机”（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简称IDF，译者按，后来命名“经国号”，战机成军）IDF大部分在台湾组装，是F16的改装机种，配备不同的引擎和电子设备，大幅降低航程，使它更符合防御性质。这就是里根兑现他对蒋经国私人担保——提供“可以接受的先进战斗机”的方案。
国务院一些外交官员声称，IDF违反了1982年美、台八一七公报。公报载明，美国对台湾军售的量与质都不增加，而且要逐步减低。案子送到舒尔茨国务卿面前裁示。刘宜良命案、索拉茲众议员召开听证会，在在都使得IDF案前途不乐观，但是由于里根对蒋经国有秘密承诺，回想起来，这个决定早已下达。
白宫希望刘宜良案尽早落幕，还有另一层原因。索拉茲众议员主持的听证会还在国会山庄进行之际，钱复透过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东亚事务主任席格尔（Gaston　Siegur）的安排，在他的华府办公室与诺斯（Oliver　North）中校会面。诺斯还带来尼加拉瓜反抗军（Contra）领袖卡迭罗（Adolfo　Caldero）。卡迭罗说明，尼加拉瓜反对桑定政权的游击队，被美国国会遗弃，处境危殆。卡迭罗问：台湾的“有钱人”能否捐助100万美元给游击队。
蒋经国此时是又气又恼，“国防部情报局”很可能在他儿子煽动下，僱用黑道到全世界最攸关台湾安危的国家，去执行冷血谋杀案。突然间，钱复报告，白宫要求国民党不得让美国国会知情，秘密捐款从事秘密行动，简直更不可思议。这时候，美国与台北仍与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事实上台北仍与左翼桑定政权有援助计划在进行中，最近也才展延一笔900万美元的低利贷款给桑定政权（美国政府此一违宪、非法的秘密活动，在尼加拉瓜造成数以百计的人命伤亡）。蒋经国对于诺斯有此请托大为高兴，为了安全起见，他下令向白宫查证此事是否有更高层授意？国家安全会议的答覆是：“里根总统会感谢（台北方面）赞同的反应”。
蒋经国指示“「国家安全局”透过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世界反共联盟”来回应美方的秘密请求。世盟主席乃是美国陆军退役将领辛格劳布少将（John　Singlaub）他立即到白宫拜会诺斯。蒋经国要确切掌握情势，再度查问——白宫会“十分满意”国民党捐款给尼加拉瓜反抗军吗？美方迅速给予正面答覆。
4月9日，普通法院经过9个小时庭讯之后，判决陈啟礼、吴敦谋害刘宜良罪名成立，各处无期徒刑。10天之后，军事法庭经过14小时庭讯，也判处汪希苓等三人罪名成立。汪希苓在庭上说出：“国民党过去在中国大陆，以及在台湾的早期，都搞过政治杀害活动，只是都根据谨慎规划的计划进行。过去十几二十年，使用暴力则是违反政府政策”。普通法院、军事法庭的检察官都没有深究，在汪希苓之上是否还有其他人可能涉案。汪希苓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多数观察家的看法都没有错，过了几年他就出狱了。在索拉茲主持的听证会上，国务院主管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蒲威廉（William　Brown）声明：“就证物而言，没有证据显示国民党有在美国针对其敌人骚扰或恐吓的一贯模式”。听证会得到同样的结论，因此国会像征性地做成一项决议，再度要求把涉案罪犯引渡到美国。台北方面也果如预期，再度拒绝。国务院接下来把联邦调查局能指认出来的台湾情报局驻美特务全部驱离美国。
六、七月间，台湾当局透过“世界反共联盟”把100万美元的秘密捐款（分成两期）第一期款，汇入诺斯在瑞士银行秘密账户。蒋经国的行事作风向来是对不相干的人保密到家，“行政院长”俞国华和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根本不知道有这些秘密款项。7月份，郝柏村向蒋经国报告，白宫已经批准IDF案子。蒋经国微笑地说：“这是我国军事外交的重要成就”。
除了情报局特务人员被驱逐出境之外，台湾没有因为刘宜良命案，在美、台关系方面付出其他代价。可是在台湾内部，刘宜良命案却产生深远、持久的冲击。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岁的自由派人士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投效国民党的初衷。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从此以后，扫除“文化污染”（意即公开抨击政府及领导人）的主张已经死了，再也没有人能信服。
刘宜良命案彻底摧毁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他首次改变情报机关的基本目标，下令“国防部情报局”和“国防部特殊情报局”（Special　Intelligence　Bureau）合併，指派一位从野战部队出身的将官（译者按：卢光义）出任新首长。这个新单位（译者按：改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此后只负责搜集军事情报。最重要的是，蒋经国禁止在美国从事任何秘密工作。他指示“国家安全局”集中力量从事情报搜集、分析及反情报工作，不搞秘密行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把汪敬煦调离“国家安全局”。
蒋经国晓得要改变情报人员的文化洵非易事。他曾经说过，奉派从事特务工作的人，等于是“跳火坑”。经国一反早年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现在他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他对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著他对创造出这样一个怪物充满无力感。蒋经国也下令切断跟泰、缅边境游击队的关系—自从1953年以来，他屡次向美方承诺要断绝关系，但一直没有真正切断。最后，他下令以后在台湾要逮捕重要的反对派人士及查封刊物，一定要检具事实，由他亲自批可。同一天，他告诉郝柏村，今后要加强拔擢本省籍将领。

第二十四章

建　立　共　识
1985年2月，蒋经国要求蒋彦士辞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蒋彦士比起30年代、40年代就开始追随蒋经国的人士，跟蒋经国的关系更加亲密。他的下台与全台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的倒闭有间接关系。十信案涉及到将近两亿美元的非法放款，其中部分借贷人是当局官员。贪瀆是国民党在大陆溃败的主因，现在继黑道被情报机关吸收、授意杀人，令台湾撼动之后，又爆发堪可比美孔祥熙、宋子文时代的大弊案！
蒋经国召见“财政部长”、“经济部长”（译者按：陆润康、徐立德）之后，两位部长立刻提出辞呈，这可是在大陆时期没见过的现象。十信弊案爆发后，银行和外汇制度趋于保守，也反映出蒋经国一向倾向管制的做法又告抬头。蒋彦士的垮台还有另一个说法。据一位与蒋经国接近的消息来源说，蒋经国拜託蒋彦士帮忙看管孝武，在刘宜良命案爆发后，他觉得蒋彦士没有尽到责任。
台湾驻日本的非正式“大使”马树礼以74岁之龄，回台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蒋经国告诉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他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通常这些小型、非正式的会议只有四五个人参加，针对特定的政治改革之正、负面效应，提出各种看法。严家淦答应出任召集人。与会人士包括中常委、高阶军官及情报官员，蒋经国信赖的核心干部、立法院及国民大会里年迈的保守派，乃至受人敬重的学界人士等。
蒋经国本人没有参加这些小组开会，而是偶尔邀一两个人到床边垂询意见。来宾到达官邸时，他就按钮把床调整为坐式，然后对姜必宁大夫说：“对不起，姜大夫，我们有些重要事情要商量”。所谓商量，往往是一面倒，蒋经国一直问话，问个不停。不论来宾持什么观点，能被总统邀请到卧榻之侧请教，总是令人觉得荣幸。
虽然“内政部”命令党外公政会解散，反对派领袖拒绝从命。国民党则持续研商，使得“党外”似乎多少有点合法性。刘宜良命案审判完结之后，警备总部恢复取缔反国民党刊物的大动作。5月至10月，警总没收的煽动性质刊物就高达976000份之多。尽管警察查禁、没收杂志，以譭谤官司箝制，台湾的反对派刊物以及香港各式各样媒体继续大量刊载刘宜良案、十信案的内幕，以及与孝武有关的种种传闻，大爆蒋家内幕的故事，如蒋方良的身世、蒋家财务的消息处处可见。刘宜良撰述的《蒋经国传》在台湾洛阳纸贵，席格瑞夫（Sterling　Seagrave）那本一面倒、尖锐抨击的《宋氏王朝》）也十分畅销。
蒋经国虽然忙著规划台湾政治改革，也相当密切注意中国大陆。6月，大陆一份杂志开始连载蒋经国旧部执笔，记述一些友善往事的文章。11月，李光耀首次公开到台湾访问。他由台北第三度进入中国大陆，回程时似乎又秘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