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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上册)-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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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太妥当。 也许会是非太明而故作糊涂。说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 当然在正史上是没有这段记载的，只是一个笑话。 传说孔子周游列国，被困在陈蔡之间。有一天学生出主意，说大家太饿了，前面有一大户人家，去借点米来。最初是子路自告奋勇前去敲门。出来一位老头子，问起是孔子的学生来借米，于是写个字叫他认。 认出了，不必借，免费招待全体师生的食宿，如果认不出，一粒米都不借。 子路一想，我们跟夫子专门学文学，还有什么问题。 于是满口答应了这个条件。 老头子就写“真”这么一个上“直”下“八”的字让子路认。子路看了后说：“这是真字嘛。”
老头子听了，把门一关说：“你回去告诉你老师，不借。”子路纳闷地回来报告孔子，孔子听后对子路说：“我叫你不要去，你偏要去。 这个年头，饭都没得吃，你还‘认真’干嘛？”子夏听了，便自告奋勇再去借米。 到了那家，自我介绍是子路的同学，也是孔子的学生。 那个老头子还是写先前那个字给子夏认。子夏心想，刚才子路吃了瘪，于是答一个反义字，对老头子说：“这是‘假’字嘛！”老头子听了把门一关说：“你更不行。”子夏回来把经过一讲，孔子听了叹道：“你这个人真糟糕，作人有时候也要‘认真’的呀！”
这就是说两边都做得通，表面看来，就称为达者，谈到这里，同时又想到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也是“达”的一字范围。当时五斗米的数字很大，等于现在一万上下的月薪。 可是陶渊明不干，回家去了。 不过只有他才做得到。过去，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不干，不干，回家去吃老米饭！”折腰就是行个礼，鞠个躬嘛！
不是真把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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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断了，半斗米都干。 试看陶渊明《归去来辞》，他门前可以栽五柳，起码要五十多坪地，拿到现在可以盖栋四层楼，还可以发笔财。 我们现在在工业社会里做个小市民，房子是租来的，前面连一棵芭蕉都种不下，不要说五柳了。 他说“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过去在大陆上的人家，自己酿得起酒的，起码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了，他当然可以在家吃老米饭。“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试看他的房子，空地有多大，好像是台北市的新公园一样，竟有三条大路都荒芜了。 种竹卖笋也可卖他几千块钱一个月，他当然不为五斗米折腰。 由此可见，陶渊明是有资格作个通达的达人。所以孔子说子贡通达，但是达者不一定肯从政了。季康子再请教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说，冉求是才子、文学家。 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打高尔夫、跳现代舞都能来。 名士气味颇大，也不能从政。换句话说，如果把他们三个人凑合起来，不愧是大政治家的材料。 为什么呢？具有刚毅果敢的精神，这是子路的长处；但还要有宽大的胸襟，也就是所谓任劳任怨的气度，这就要子贡的达。 任怨尤其难；当一个计划、一个政策没有实施以前，如有人骂你混蛋时，只好低下头让他叫骂，等做出成果再说。当然，真做成混蛋就要命了。同时要见闻渊博，知识丰富，多才多艺。 这“果、达、艺”三个简单的字，包括了那么多，由此可见政治家还须兼备艺术家、诗人的修养才行。从另一面看，季康子问到这三位学生，孔子都不放行，也是因为季家当时在鲁国为权臣，气势嚣张跋扈，孔子不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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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学生去插上一脚。 当然在学生这方面也不会愿意去。 所以他故意推辞掉，虽然所讲的都是事实，但是如果说他们不能从政，却也不尽然。 子贡后来相卫，每次主政，国际局势就摆平了。 当时时代之乱，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子贡有这样的才具，而孔子为什么硬说他不行呢？实际上是孔子当时看这些学生都可以独当一面，无奈季康子这个老板不对路，所以连一个都不让他去。 说句老实话，在学问上讲，一个从政的人，对于这三种人的才具都需要。第一性情要养得通达，胸襟不可那么狭隘，不要有一点事就想不开，一句话就放不开，否则成就就太有限了。 其次要处事果决、刚毅，下了决心，又能坚定不移，才不会受环境的影响。 第三要多艺，样样都知道。 政治生涯很痛苦，生活枯燥无味，比科学家还痛苦。每天接触的，都是痛苦烦恼的事，都在是非中讨生活。这个对，那个不对，老张来说老杨，老杨又来说老李，几乎没有一件愉快的事。 所以自己要有艺，胸襟有超然的修养。 我有一个做医生的朋友，每天接触到的都是痛苦的病人，看到的是愁眉苦脸，听到的是痛苦的呻吟，乃至呼天抢地，喊爹叫妈的声音。 所以他一下班以后，回家就从事绘画，几十年下来，他那种半中不西的画，意境很高，许多名画家，都非常佩服。 想买他的，他不肯卖，于是向他要一张，他说送一张还可以，立即落款送一张。 这是讲艺的价值，所以从政还要有文学的修养、艺术的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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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禄不能移——闵子骞
上面说明了学问与从政的关系；下面则说到闵子骞不为费宰。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 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
季家找孔子第一流的学生从政，他们当然不会干。 于是他私底下来拉一个人——闵子骞，孔子的学生，名损。 是一个有名的孝子，二十四孝中就有他。 比孔子少十五岁，年纪比别的同学大一点。 季家请他去当“费”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 当时“宰”的官职，比之现代，讲小一点大约是县长、行政督察专员；讲大一点，就是请他当省主席了。 闵子骞听到了，就告诉传话的人说，您好好替我辞掉他，我不会做的。而且，如果有第二个人再来对我说这件事，对不住，那时候我出国去了——已经过了齐、鲁两国交界的汶水了。 也就是说如果一定再来逼我作这个官，我立刻就走，离开鲁国。从这一节记载，我们知道：第一，闵子骞是有名的孝子，他的人品德行非常好。 第二，当时他对官位、功名、富贵看得淡如浮云。 人家要他作官，反而会把他逼走了。 第三，当时鲁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对鲁国的权臣季家，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愿意做他的官，尤其是孔子这一些学生。 但是有一个人在那里做事，那是冉有。 有关季家的事，有时孔子就找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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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讲了这几段，老是讲这一类的事，未免太单调。 到此文章有了起伏，又由绚烂归平淡，下面编进了另外几个人的事，虽平凡，而意义深远。
伯牛有疾，子问之。 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的学生，姓冉，名耕。 他有病，孔子亲自去看他，孔子待学生有如自己的子女一样。 孔子在南面的窗子外，伸手拉住他的手，感叹说，他快要死了，真是命运，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这个人，为什么生这种病！重复了两句，无可奈何地走了。这节很简单。 但是伯牛究竟生的什么病？不知道。 到了后世及近代，有人特别指出这一段。 有一派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说是肺病，会传染，孔子怕传染，所以不进去，在窗子外握到他的手问病。 又有人讲不是肺病——十九世纪威胁人类的才是肺病；二十世纪威胁人类的是癌症；我想二十一世纪一定会是精神病。 这话是真的，精神病将来会越来越严重，现在已经开始了。 物质文明虽进步，给人类带来许多生活的方便，并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只是带给人类更多心灵上的痛苦。 这种痛苦的结果，将来又导致心理变态、精神分裂而至于现在已开始增加的精神病。这是闲话，顺便带过。又有些学者说伯牛得的是麻疯病，所以孔子不敢去碰他。 那么学生想办法，让孔子握了他一只手，在外面感叹，啊！为什么得了这个病呢？这是什么病呢？不知道嘛！当然没有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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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花柳病，因为在明朝以前，中国医书上的记载，没有这种病。 这是后来从外国进来，在古代中国医学称“广疮”
，因为这种花柳病是广东进口来的，而广东是与外国接触最早的通商口岸，由此证明花柳病是外国来的。这几种病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病呢？不知道。 那么这篇书，对于这种问学生的病，重复了两句，有什么了不起呢？战国时候，吴起在魏国为将，他的士兵屁股上生疮，吴起这位大将军、总司令，居然用嘴替他把脓吸出来。吴起如此作为是手段，孔子如此做，则出于仁慈。
李斯的老鼠哲学
讲到吴起，顺便讲一段儒家末流支派的插曲。我们都知道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心得报告《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心得报告《中庸》。子思则传道给孟子，孟子不错，写了不少论文。 至于荀子，也有一部著作传世，但到底有点掺水了。 而且他的学生出了几个半吊子，像李斯、吴起这些人便是例子。就李斯来说吧！我们如果讲政治哲学史，李斯的哲学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叫他是老鼠哲学。 什么是老鼠哲学呢？先要了解人类思想与历史演变有绝对关系，我们只要翻开《史记》一看《李斯传》，就可知道李斯的老鼠哲学了。 李斯少年时跟荀子念书，他当时很穷，时代到了孟子以后的战国末期，人都现实了。 世界越乱，人心越现实；国家社会安定了，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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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心、道德之行才比较常见。 李斯的思想，后来影响秦始皇，就是被现实所困而来。 他有一天上厕所，不是现在的抽水马桶，是古时农村社会的大粪坑。 又深又大，坑上放一块木板，人就蹲在板上大便，谓之蹬坑。 这种粪坑，更重迭远望如高楼。 坑深的，大便落坑，时间长，声音大，每把偷粪吃的老鼠惊吓逃散。 一天，李斯这个穷小子蹬坑，看到粪坑老鼠，又小又瘦，见人惊逃的仓皇样子，十分可怜。 后来又看到米仓中偷米吃的老鼠，又肥又大，看见人来，不但不走避，反而瞪瞪眼很神气的样子。 李斯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想，结果给他悟出一个现实的道理来了。 原来又瘦又小见人就逃的老鼠，是无所凭藉；而又肥又大见人不避的米仓老鼠，是有所凭藉的。分别在此而已。凭藉，就是有本事，有靠山，或有本钱之类。 李斯悟出道理以后，于是向老师荀子报告，不要读书了。荀子问他不读书要去干什么？
他说要去游说诸侯，求功名富贵。 荀子说，你还不行，学问还没有成就。 李斯说，人穷到饭都没得吃，还去讲什么学问道德？这像什么话！老师一听这种话就说，你这个学生这种思想真糟，你去吧！就这样把李斯开除了。 结果李斯碰到秦始皇这样一个混蛋，两个搞在一起，于是把一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鼠目寸光”
，只搞老鼠哲学注重现实，不知仁义道德为何物的结果，自秦始皇身死沙丘之后，李斯也自家难保。 所以在他父子临刑的时候，他对儿子说：“此时要想和你牵黄犬出东门也不可能了。”
李斯搞老鼠哲学，为什么会被他弄成功呢？这就要看当时的环境。 春秋战国三四百年动乱下来，民穷财尽，不止经济上贫困，人才也都完了。 真正人才的培养，总要百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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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定社会才行。 不谈别的，就说溥儒的画吧！
人家说真好，别无第二人。我说你认为溥儒的艺术好，但可知他成本多大？
满清以孤儿寡妇率领了两三百万人入关，三百年来称帝，在宫廷里就培养了这样一个艺术家。 你说成本多大？譬如李后主的词好。 当然好！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真好！
但成本多大？一个万乘之尊，玩掉了一个国家，才写出这样的词。 别人的确写不出，在气魄上，没当皇帝的人，硬写不出那种境界。 如果是个穷小子站在西门町的大街上，可能便写“车如流水马如龙，口袋太空空。”
所以说一个国家的人才，要几百年社会安定的文化才能培养得出来。 但战争一来，又都光了。 因此到了战国时代，只有苏秦、张仪这两个半吊子的同学，玩弄了天下。 他们是当时的骄子，如果把春秋时代的子贡、子路这班人才，来与苏秦、张仪相比，子贡、子路一定连正眼都不看他们。 可是到了战国末期，像苏秦、张仪等的人才，也过去了，如李斯这些人居然也出来旋乾转坤，大摆乌龙了。由此可见当时人才之荒的严重。历史是要这样看、这样读的。 不能光读故事，要把环境、地理，一切搞清楚才能了解。 到了汉高祖、项羽出来的时候，人家说汉高祖是流氓出身。 那时候，没有什么流氓不流氓，四百多年战争打下来，再给秦始皇、李斯两个家伙一搞以后，根本天下人各个都是如此，又岂只是汉高祖？
文化的重行建立，是在汉文帝、汉武帝的时候，其中有近百年空档，几乎可以说没有文化，所以汉文、汉武对于文化整建的功勋，的确是可圈可点的。吴起也是荀子的学生，同样是没有毕业的，都是书不要读了，追求现实名利的角色；这就看出当时文化演变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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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吴起后来当大将，有个士兵生疮，吴起用口替他吸出脓血。 这一来，士兵的母亲哭了，他说孩子的父亲当年生疮，吴大帅也是这样待他，所以为吴大帅卖了命；如今又对我儿子这样，这条命又要卖给吴大帅了。我们为什么说到这些，是因为这节书引起的。 我们现在再回到原文：找不出伯牛的病在什么地方，而孔子在伯牛临死之前，还来握握手，看他一下。看他一下这件平常的事，却慎重地把它记载下来，编在《论语》里。 可见平凡中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伯牛的病，是个很大的疑案。我们暂时把它保留在这里，等到以后再来讨论。 至少有一个字，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亡之，命矣夫！”的“亡”
，在古人的解释，认为孔子当时握着他的手，很悲伤地感叹，他得了绝症，这真是命！但是我的看法，古文中“亡”字往往与“无”字相通。 拿白话文来解释，是孔子很伤感的说，命真不可信吗？
真没有命运吗？
意思也是说像这样好的人，怎么会这样短命？
不在愁中即病中
我们在中国文学里，对于人生常有“贫病交加”的悲叹。现在上面说的是一个人的病，下面便要说到一个人的贫。 世界上贫病交迫的人太多了，这是我们应该用心致力的地方。所谓行仁道，就是要从社会整体的环境来均富。 拿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要达到全民的富强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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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朋友，过去地位很高，也是部长级的，现在有七八十岁了。 前两个月碰面，看他气色很好，相逢便问年，他很风趣的说：“我是望八之年”。他来个谐音答话，自我幽默一番。 这位朋友，现在蛮穷的，他常说人世上的两个字，自己只准有一个字，决不许同时拥有两字。 什么字呢？
“穷愁”
两字。 凡“穷”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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