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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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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这番话给杨度很大启发。早在日本留学时代，梁启超就说过，一部二十四史，等于帝王将相的家谱，要不得，中国的历史应该重新写过。是的，现在有时间了，何不就来做做这件事呢？他从孙中山手里接过书稿，边翻边说：“我早就有写中国通史的念头了，经你这一提醒，我想是应该抓紧时间做了。”
孙中山说：“你先翻翻这部书稿，过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谁？”
孙中山微笑着伸出一个手指来：“一个极为优秀的革命家！”
孙中山说完上楼去了。宽敞的客厅里一时没有别的客人进来，杨度边喝茶边读《新疆游记》。
“皙子，我来向你介绍一下。”
杨度正读得起劲，孙中山陪着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身边。
“这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守常先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又是我党的重要干部。”
“久仰，久仰！”杨度习惯性地两手抱拳，说着客套话，注目看着这个被孙中山称作“优秀革命家”的李大钊：壮实的身躯，宽厚的肩膀，国字形脸上最突出的部分是上唇那一道浓密粗黑的胡须，细长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白边镜片，既宁静文雅，又锐气四射。
“杨先生，我对您心仪已久，今日能由孙先生的介绍认识您，真是荣幸。”李大钊的北方土音浑厚温和，显示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坚强的自信力。
“不敢当，不敢当。杨某乃负罪之人，蒙孙先生不弃，特从苏州来上海与老友叙叙旧。能在此见到守常先生，对杨某来说才是荣幸。”
李大钊和孙中山对视一眼，都哈哈大笑起来。
“坐吧，坐吧！”孙中山说，“你们都是豪杰之士，都是我的朋友兼战友，你们好好聊聊。我还有几封急信要写，暂时就不陪了，晚上都在我这里吃饭，吃西餐。”
李大钊说：“孙先生，您忙您的吧，我陪皙子先生说说话。”
说完一转脸对杨度说：“杨先生，您可能不知一道，我曾经做过您的部下，只不过您没有直接领导过我罢了。”
“什么，你做过我的部下？”
李大钊微笑着说：“杨先生曾经是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我曾经做过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不是干事长的部下吗？”
“原来这样！”杨度笑道，“守常先生哪年去的日本？”
“一九一三年。”李大钊扶了扶眼镜，说，“那时刚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很想出洋多见些世面，于是这年秋天去了日本，进的是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一九一六年回的国。您是我们留学生的前辈，我在日本，常听老留学生谈起您，还跟他们学会了您作词的《黄河歌》。”
李大钊这几句话很让杨度欣慰。他浅浅地笑了一下说：“在北京时，有朋友对我说，北大有个李教授常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发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影响很大，可惜我没有读过，想必这就是你了。”
李大钊说：“正是我。我读过不少杨先生的大作，知道您十多年前就对社会主义进行过研究。如果杨先生不嫌浅薄的话，回北京后，我给您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
“好哇，我一定好好拜读。”
“杨先生在北京的住址是……”李大钊边说边掏出自来水笔和小本子。
杨度心里想，这是个实在人。便说：“西城区槐安胡同五号。”
李大钊一迅速在小本子上写着，又问：“杨先生什么时候回北京？”
杨度想了一下说：“春末吧，在苏州过了冬天再回北京。”
“好！”李大钊收起小本子，说：“初夏时我来槐安胡同拜访您。”
“欢迎，欢迎！”杨度对李大钊已很有好感，他的欢迎出自真心。
“刚才孙先生告诉我，正是因为您的成功周旋，才使得陈炯明的狼子野心未能实现。孙先生说杨先生是个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我很敬佩杨先生这种光明磊落、说到做到的政治家品格。”
杨度说：“守常先生言重了，我算不上政治家，孙先生才是真正的政治家。”
“孙先生的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我们都很尊敬他。”李大钊面容凝重地说，“我不久也会到广州去，参加孙先生领导的改组国民党、筹办军官学校等事情。”
啊，杨度顿时明白了，原来孙中山说的，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都有一番大的举动，就是指的这个。他对革命事业的前途抱着极大的信心，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的缘故。瞬时间，杨度对眼前这个温文尔雅的学者革命家涌出了敬意。
为了寻求中国的出路，为了使中国早日强盛，今日的佛门居士曾为之进行了二十余年的艰辛探索。君宪救国之路诚然已走不通了，但共和救国之路也并没有出现坦途。推翻满人皇帝之后的短短十年间，光北京城里的大总统就走马灯似的换了五六个，至于主持国事的总理，更换之快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中央政府没有权威，二十多个省各自为政，国会成了议员们拉帮结派的场所，宪法则成为互相攻击的口实。连年战争的结果，不仅把国家的元气耗尽，害得人民痛苦不堪，更豢养了数以百计的大小军阀，而这些军阀又成了战争频仍的根源。共和十年来的中国，其政局之混乱，与历史上任何一段乱世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酿成这一切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中国还有希望吗？这个疑问，孙文学说似乎不能透彻回答，佛学禅理更没有具体说明，被孙先生寄与重望的这个优秀革命家，在这方面一定有令孙先生折服的高论，应该向他请教。
“守常先生，中国的现实，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满意的。然而，中国又不能让它这样由于自相残杀而被外人灭亡掉。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
透过薄薄的无色玳瑁片，李大钊用深邃睿智的目光将前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重新认真打量一眼，心里想：世人都说杨度颓废了，消沉了，看来不是这样。他的胸膛里跳动的仍是爱国的赤心，他的血管里流动的仍是救世的热血。孙先生委他为个人特使，的确是深切了解后的慎重决定。中国的革命事业仍需要杨度。要帮助他，要将他的思想从佛学内典中解脱出来。李大钊想到这里，异常郑重地对杨度说：“杨先生，您是我的前辈，从个人来说，我只能是您的学生，没有资格来对您侈谈这么重大的问题。”
“守常先生客气了。”杨度望着这个年轻的革命家，笑着说，“韩退之说得好：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李大钊说：“我之所以愿意回答您的问题，其原因就在这里。我这些年来得到了一些‘道’，但这不是我个人探索到的，是别人教给我的。您若有兴趣深入研究，以后回到北京，我会常来拜访您，送给您一些书籍，那时我们再作深谈。今天，我只简单地说几句。”
李大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正襟危坐，双目平视，不疾不徐地说：“孙先生是一个令人尊崇的革命家。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坦荡无私的政治家品德，令我们钦服不已。不过，孙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奋斗生涯中，忽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唤起民众。”
杨度的心震了一下。孙中山的学说包罗万象，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广泛持久，这个年轻的革命家居然能不假思索地指出其所忽视的一面，可见他对孙中山有深入的研究，同时也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他专注地听下去。
“长期来，孙先生比较多地在社会中上层进行革命活动。在武装方面，他又较多注目于旧式军队和江湖会党。当然，这些方面都不能放弃。但社会最基本、最重要、最广大的部分是民众。历来都认为是帝王将相，是英雄豪杰创造历史。其实不然，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
“历史是广大民众创造的”，李大钊这句话如同千钧棒槌重重地敲击着杨度。湘绮师的帝王之学，自己过去的君主立宪，究其本质，都可以说是英雄创造历史的观念。对面这位优秀的革命家的确凭借的是另一种崭新的理论，不可等闲视之！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我们进行的这场革命，必须要在扫荡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封建思想及一切封建余毒的基础上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前几年，北京的青年学生提出要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比较集中而形象地揭示了这一点。中国的中上层社会、旧式军队、江湖会党受封建陈旧一套影响最深，要在他们中间反封建反陈腐最为困难，而中国广大的民众受此毒害较少。所以中国革命要取得真正的完全的胜利，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联合民众，依靠民众，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康梁变法失败的关键就在这里，孙先生的革命未成功，其关健也在这里。这半年来，我向孙先生反反复复讲这个道理，孙先生终于明白过来，决定一旦回广州，即从宣传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入手，彻底改组国民党，打开大门，让广大民众进入这个政党，一洗官僚政客的腐败堕落。同时，重新组建一支来自民众的崭新军队。这个军队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全部由富有革命朝气的青年民众充任，一洗中国军营中的种种陈规陋习。有了新的政党和新的军队，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指日可待的。”
吐故纳新，弃旧图新，以釜底抽薪的办法彻底破除旧式观念旧式制度，走依靠广大民众的道路来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这或许是苦难深重的中国的真正出路。
杨度正在沉思着。突然，孙中山的秘书兴高采烈地走进客厅，扬起手中的一张纸说：“广州急电，陈炯明下野，洪兆麟宣告脱离，并欢迎孙先生回粤！”
李大钊和杨度一齐站起。孙中山从二楼书房出来，对着秘书高喊：“快去告诉夫人！”
孙中山飞快地跑下楼梯，李大钊快步走上前，孙、李紧紧拥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又转过脸对杨度说：“皙子先生，今晚我们好好欢聚一下，为两广革命的胜利干杯！”
七 江亭三题《百字令》：卅年一梦，江山人物俱老
孙中山于二月下旬回到广州，就任南方政府大元帅，并组建了一个全新的大元帅大本营。李大钊先期回到北京。初夏，杨度也从苏州回到北京，亦竹带着孩子们继续住在苏州。杨钧的夫人尹氏不服北方水土，杨度回京不久，他便带着全家迁回长沙去了。李大钊常给杨度寄来一些报刊杂志，也亲自来过槐安胡同几次。李大钊向杨度谈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杨度有的赞同，有的不赞同。对于“唤起民众，依靠民众”这一点，他是非常赞赏的，但他认为自己不适宜做这种事。他最合适做的，还是以曹锟的高等顾问的名义，往来于北京、保定、洛阳之间，为促成南北合作做一些事情，以不负中山特使的重任。
杨度一厢情愿地希望曹锟与孙中山合作，拥戴孙中山重做中华民国的总统，但直系军阀的这个大头领野心大得很，他要自己做总统，并不理睬他的高等顾问的一番苦心。
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在他的部属吴佩孚、冯玉祥等人的支持下，通过倒掉张绍曾内阁、逼走总统黎元洪等一系列步骤，又用五千银元一张选票的巨款贿赂了国会议员，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北京城里的大总统。曹锟高标价码，议员公开卖票，开创了民国成立以来总统选举中最为丑恶的纪录，成了中国政坛上最为肮脏的一笔交易。一时间，“贿选总统”、“猪仔议员”的骂声遍于全国各地。曹锟当选的第二天，孙中山便在广州通电全国声讨，并电告段祺瑞、张作霖，要他们响应南方政府的通电，一起讨伐这个公开以金钱嘲弄民主的贿选总统。
杨度对曹锟失望至极，也对五千银元便可卖身的猪仔议员们失望至极。他愤然辞去高等顾问之职，夏寿田也不再做秘书长了，从保定来到北京，重新住进槐安胡同。
曹锟以如此手段登上总统宝座，他在全国大小军阀面前如何能有威望？这样的中央政府，又如何能领导全国？中国的政局更加混乱了。
曹锟的内阁一如过去所有的内阁一样，变幻无常，一会儿是孙宝琦主阁，一会儿是顾维钧主阁，一会儿又换成颜惠庆主阁。乌烟瘴气的政坛，直让所有关心国事的中国人气沮。
杨度与夏寿田蛰居槐安胡同，过着礼佛参禅、读书著述的生活。
夏寿田向来长于词章，这时便全副心思潜于唐宋诗词之中，自己也时有所作，借以抒发他对国家的忧思，以及对他和叔姬之间纯洁情谊的深切怀念。夏寿田与叔姬这种特殊友情，杨度在二十多年前便已知端倪。这些年来，眼见叔姬与代懿长期分居，他甚至动过撮合夏庄结合的念头。但此事难度太大，牵涉面太广，各方面都没有谭嗣同那种冲决罗网的勇气，无可奈何，只有让他们这样相思下去吧！
夏寿田每有所作都给杨度看，一起斟酌吟咏，然后再端端正正地誊在水印花笺上，寄往南国，寄到同样魂牵梦绕于爱情理想王国的叔姬的手里。叔姬则总是在流着热泪读过十遍百遍后再和上一首两首。北京的槐安胡同与湘潭的石塘铺，就这样彼此“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为天地人间上下古今再添一段绵绵无穷的男女情憾！
杨度于读佛经外，又添了一桩事情，那就是开始为中国通史的写作收集资料，爬梳整理，思考研究。写作这本书，是孙中山交给他的使命。调和孙曹既不可实现，写好这本书应该是不难的。何况自己为帝王之学、君主立宪耗费了半生光阴，又出庄入佛，由佛悟禅，且负笈东瀛，涉猎欧美，更参预过朝政，游说过诸侯，真正可以说得上博通古今，出入百家，学贯中西，游历四方，写中国通史的资格，放眼天下，有谁能超得过自己！杨度决定用三五年的时间做这件事，以太史公为榜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自己一生的学问和阅历、探索和追求都写进这部皇皇巨著中去。恰好这时梁启超也彻底离开政坛进入学界，当起清华大学国学导师来。无论是对佛学，还是对史学，梁氏都堪称大师。于是，梁、杨这对亦敌亦友，在学术上又找到了共同点，常常在一起辨校史料，切磋学问。
绘画这门功课，杨度也没丢掉。夏寿田怀念岳霜，似乎有种继续亡妾事业的味道，他跟齐白石学画的心情比杨度还要炽烈。遇到合适的时候，梅兰芳常常会请他们去看他演的戏。梅兰芳禀赋过人，又谦和好学，对于齐白石、杨度、夏寿田，他总是当作良师来看待，时时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画学诗。在杨度的眼中，梅兰芳好比一只幺凤出现在京城梨园中。梅兰芳三十岁生日时，他和齐、夏前去祝贺。齐白石送了一幅《梅兰吐芳图》、夏寿田填了一阕《一剪梅》作为寿礼。杨度则为忘年之交谱了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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