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张居正-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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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看来，道德常常能弥补智慧的缺陷。可是，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就是你哪怕再没本事，但只要合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你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趾高气扬地生活。但就算是再有本事，再有贡献，只要你违反了通行的社会道德标准，大家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

我们常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却总习惯于少数服从多数。

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一员，张居正认为自己握住了真理之手，哪怕大多数人的唾沫星子果然可以淹没他，他那只握住真理之手的手也绝不放手，我以为，这，就是他能取得盖世功绩的最根本原因。

所以，据说那位引发了反夺情政治海啸的张瀚，在回乡之后经常郁郁寡欢。在他临死前的弥留之际，他口中仍不停地念叨着张居正的名字。

是不是直到这一刻，他才终于认识到自己当初挑起的反夺情浪潮，或者也可能是一个错误呢？





在这场夺情伦理风暴中，不论谁对谁错，作为风暴中心的张居正都已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奉旨夺情，坚守岗位，可工作风格却产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又会给万历新政带来怎样的影响？

请看下集：《国家利益至上》





第二十一讲　国家利益至上


决绝


一个有理想的人，往往会对理想本身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与憧憬。

而一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往往在一开始就对实现理想的艰辛做好了准备。

只对理想充满了幸福的期望与憧憬的人，这种理想往往到最后只是梦想。有句歌词叫“有梦想就会成功”，我觉得这话不对，梦想谁都有，但大多不成功，因为我们总是对梦想做好了准备，却没有对冰冷残酷的现实做好准备。

但能实现理想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一开始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他们每一步都坚实笃定，又都小心谨慎。他们从不期望会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直通到一个叫“理想”的地方。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

张居正比较喜欢禅学，所以他帮李太后崇佛，也并不完全是简单的附合。万历元年的时候，也就在张居正的政治“理想”——万历新政开始之初，他曾经写信给友人说：“前年冬，偶阅《华严》悲智偈，忽觉有省。即时发一弘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张太岳集　书牍》）

意思是说，前年冬天，因为读《华严经》中的偈语有感，当时就发了一个弘愿，这个弘愿就是“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于自身求利益。”

这里要注意，这个偈读ji不读jie，它在佛学中原来是专指发自真心的敬颂的语言，梵语读作“嘎萨”。偈本身就是发自真心的弘愿了，在读偈之后又发弘愿，那在佛学中可谓是舍身之语，是最纯洁、最纯净的心声，也是最不可违背的誓言。

那么，张居正这个最纯净的心声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尘刹”就是指这个现实的世界，佛祖的四大弟子，也就是观世音等几位菩萨都发过要历经尘刹、普渡众生的弘愿，所以像《楞严经》里就有一句叫“将此深心奉尘刹”，张居正“愿以深心奉尘刹”就是借用了这一句。在这句之后又加上一句“不于自身求利益”那意思就更明确了，就是但求为国为民之志，绝不吝惜自身。

要知道按张居正“前年冬”的说法，他写这话的时候还是隆庆五年，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副宰相，他要抒发报国之志，那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要如此毅然决然，还要在佛祖面前发下弘愿呢？

这说明他对实现人生理想的艰难早就有了心理准备。所以他在施行万历新政的过程中，一路上既雷厉风行，又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你看他在用人上，要份外考虑怎样安抚高拱原来的那些手下；即使面临着不小的非议，他也要适当地处理好与大太监冯保的关系；更不用说跟李太后了，既有两分尊重，又有两分暧昧，更有两分相互的依赖，还有两分知己之情。

我们读他的《张太岳集》，甚至会读到他在给许多部下的信中有许多苦口婆心的解释与劝导。

可以说，为了他的万历新政，张居正虽然大权在握了，但直到夺情事件之前，他还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

可张居正再有准备，大概也没准备到这一场有关“夺情”的伦理风暴。

因为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张居正和整个万历王朝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张居正是回家守三年孝，还是夺情留任内阁。

张居正作为一个政治家，他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所谓“政治与强权同在，权势与地位共存”。等你在家待了三年再回来，内阁里哪还有你的位置呢？况且嘉靖以来的政治形势，无一例外地都表现为落势的内阁首辅都不会有好下场，你看夏言倒台，被严嵩整死；严嵩倒台，被徐阶抄家；徐阶倒台，被高拱弄得两个儿子发配充军；而高拱倒台，冯保更是要借王大臣案置他于死地。现在张居正一旦交出大权，等待自己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的呢？

这一点张居正当然会担心。

还有一点更重要，那就是权力和光阴一样，失去了，轻易就回不了头。没有权力在手，他的改革蓝图、万历新政的理想又何以彻底实现呢？尤其是在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刚要进一步推行的关键时刻，张居正要是放弃了手上的权力，也就等于完全放弃了整个万历新政。

所以，在士大夫阶层纷纷攻击他的“夺情”就是贪恋权位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名言，他说：“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书牍十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况区区訾议非毁之间乎？”（《张太岳集卷六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

这就是林则徐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典故出处了。那意思就是为了国家，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还怕什么世人的非议呢？

张居正不是没有矛盾过，不是没有痛苦过，但当他为士大夫所谓的伦理道德所逼迫，在王锡爵面前屈膝长跪、引刀欲自刎之后，他算是横下了一条心。横下了什么心呢？他张居正作为堂堂内阁首辅，逼不得已，给人下跪，跪是跪过了，但再站起来，他就不是原来的那个张居正了。

原来的张居正虽然强势，但却讲策略，讲方法，人事上、工作上都小心谨慎沉稳得很。可跪过后再站起来的张居正，心中只有“苟利国家，生死以之”的强大信念，除此之外，他再不顾忌任何其他的东西，哪怕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非议，甚至是整个时代的非议。

从此以后，张居正的工作风格，甚至是生活作风也为之一变，他无所顾忌，充分集权，进而紧握强权，排除异己。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生活上日渐奢侈，工作上也再无情面可讲。这种变化集中地表现在两件事上。





排场


第一件，是张居正回乡葬父的排场。

在小万历和李太后反复下旨慰留之下，张居正终于下了夺情留任的决心，但也提出了五个条件：一是上班可以，但不拿工资；二是朝廷的祭祀活动、公共活动，一概都不参加；三是上班时要允许他穿青衣角带；四是他经手的公文上要加上“守制”两个字。这几条都是表示他作为一孝子的身份，这都说明张居正夺情留任是为国尽忠，而不是为了名利。

最后还有一条，那就是等明春小万历结婚大典完成之后，即回乡葬父，然后张居正要亲自把老母亲接到北京来住。

对于这些条件，小万历和李太后当然无条件答应，只是觉得张首辅是委屈了自己。

可张居正认为自己上不食公家俸禄，下不通四方交遗，一心为国，辞俸守制，这样就可以无愧于心了。

终于等到了第二年，小万历婚庆大典之后，虽然小万历、李太后感觉时刻都离不开这位张先生，但事先说好的，张居正要回乡葬父，小万历只得依依不舍地让张居正走了。

据说张居正走之前来跟小万历辞行，这位刚结了婚的十六岁少年千叮咛万嘱咐，嘱咐自己的张老师长途归乡，一定要保重身体，尤其到家安葬自己父亲的时候不要太悲伤。

张居正听了这话，感动不得了，当时跪拜在地上就失声痛哭起来，小万历走过来，扶起张居正，才说了一句“先生千万不要太悲痛”，自己也就哽咽着哭了起来。张居正怕小万历太伤感，所以赶紧叩头告辞，人还没走出大殿，只听见身后小万历在跟身边的侍从说：“我有好些话，想跟先生说，见他悲伤，我哽咽得都说不出来。”

你看，千古以来，有几个君臣之间可以有这样深厚且真挚的情谊呢？

因为张居正有丧在身，李太后虽不能亲自为他送行，但也派太监传来口谕，说“先生离开后，皇上无所倚托，先生也舍不得皇上，所以到家事毕后，千万早早归来。”

这可以看出来，皇帝和太后对张居正的依赖到了什么地步。在封建时代，皇帝那就是国家的象征，也就是说当时的国家、当时的大明王朝对张居正依赖到了什么地步！

带着这份依赖，张居正浩浩荡荡地上路了。在张居正的心中，有这份皇帝和太后的依赖和信任就有了一切，其他的一切就可以不在乎了。皇上不是交待他路上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嘛，这没问题，张居正以前在生活上还挺注意节俭的，现在想怎么就怎么，反正他又不缺豪华铺张的条件。

先是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听说张居正要回乡葬父，特意在全军挑选了最杰出的火枪手和弓箭手为张居正作亲兵卫队。到了河北真定的时候，真定知府钱普别出新裁地拍了个大马屁——为张居正特意定制了一座豪华的大轿子。

这个轿子首先是豪华，轿子里头绫罗绸缎、珠玉帷幔，整得象五星级宾馆。

那位可能会奇怪，一个轿子再折腾又能折腾到哪儿去？

这就要说到这个轿子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了。那就是：大。

这轿子太大了。我们平常说大轿子叫“八抬大轿”，要八个人才能抬得动，所以这是最大号的轿子。可八抬大轿比起这顶轿子那可就小巫见大巫了。这个轿子至少要三十二个膀大腰圆的轿夫才抬得起来，所以用专业术语说，它得叫“三十二抬大轿”。

那位说三十二个大汉，就算是房子也抬起来了，这怎么会是轿子呢？

你还别说，这个轿子其实它就是套房子。轿子里头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叫“重轩”，相当于办公室和书房，有童子服侍，张居正可以在里头处理公务。后半部分是卧室，有侍女服侍，是张居正休息的地方。整个轿子还有一圈走廊。你说这是不是一套活动的公寓、活动的房子？

说老实话，钱普这个钱花得可真是太不靠谱了，做这个轿子那等于买套商品房。但这个马屁可拍得太有创意了。搁着以前，依张居正的脾气，说不定钱普因为这个轿子要倒霉，因为这铺张得太不靠谱了嘛。可现在的张居正已经不在乎了，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都把他骂成那样了，他还有必要在勤俭节约上再作个什么榜样和表率吗？

况且，这轿子说实话太实用了，太舒服了，小皇帝不是交待过张老师路上一定不要劳顿和辛苦吗？正好，这顶轿子可以派上用场，这也算遵从了圣意。

于是，张居正毫不客气接受了这份厚礼。

于是，从北京到湖北的官道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幅旷世的奇观：

一顶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大轿子在缓缓蠕动，前面二十四个紧握当世最强火力的火枪手开道，后面二十四个当世箭法最为精准的弓箭手殿后，旁边还有无数的随从、护卫、仪式、旗仗，这个从北到南缓缓行驶的庞大队伍就是当时整个帝国的灵魂。

不仅往、行很豪华，吃也是这样。因为豪华与铺张一旦开了头，那就无止境了。

张居正开始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所以虽然沿途地方官都挖空心思地招待，可张居正还是不怎么下筷子。也是在河北地界儿，有一次张居正吃到一个无锡厨师烧的菜，觉得很合胃口，就多吃了些。这下可好，消息传开，沿途各府台衙门紧急征召无锡的厨师，弄得只要是无锡的厨师，当时都身价陡涨。

除了吃穿住行的铺张与豪华，张居正更为人注目的是他在礼节上排场。张居正回乡与回北京的这两趟，所有经过地方的大小官员，都要提前出来数十里来迎接，而且大都用跪拜迎接的方式，对于这些，张居正一概受之无愧。

更有甚者，当路过藩王的封地时，也就是朱元璋的那些封了王的子孙的地盘的时候，按朝廷的礼仪，就算是有公侯封爵的元老重臣，对这些藩王也得执臣下之礼，可并未有公侯头衔的张居正也只是拱拱手而已。然后这些藩王宴请张居正的时候，张居正也老实不客气地位居上座，这说明不论是在这些藩王的心中，还是在张居正自己心中，都认为张居正的地位是仅次于皇帝而已。

所以，后来明代的大学者沈德符在写《万历野获编》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亲王迎谒”，就是专门批评张居正僭越了礼仪，已经有点忘乎所以了。

连路上都这样，张居正回到湖北荆州后给父亲操办葬礼的排场那就可想而知了，在整个明代，要说葬礼的排场之大，我估计除了皇帝的葬礼，也就要算得上张居正他爹张文明的葬礼了。（至于到底大成什么样，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不用我再一一细说了。）

不过，张居正也有收敛的地方，唯一能让我们又看到以前的那个张居正的地方，是他走到河南新郑的时候，远远地透过轿帘看到远处跪着一大片当地大大小小的官员。当头跪着的是新郑的县令和一个六十多岁瘦骨嶙峋的老人。

张居正一看到这位老人，立刻嘱咐停轿，他老远就下了他的三十二抬大轿，快步走到这些人的面前，上前一步搀起这位老人，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下来了。

这个老人是谁呢？

他就是曾经与张居正香山盟誓，要一起振兴国家，后来又与冯保斗得你死我活，以至于把张居正也视为仇人的前首辅高拱。

高拱不是不知道张居正在王大臣案里从冯保手下救了他全家，但他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张居正才是始作俑者，后来只是迫于形势，才故作姿态罢了。尤其是张居正趁他和冯保的斗争接替了他内阁首辅的位置，这是高拱最不能接受的。但现在张居正位高权重，高拱又能怎么样呢？他只能随着着县令来跪接张居正罢了。

可张居正心中对高拱还是非常有感情的，他不是不知道高拱一直误解着他，可现在两人江湖相见，再有多少恩怨，也足以一笑泯恩仇了。所以张居正握着高拱的手，把高拱搀扶起来，根本不管当地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与高拱并榻而坐，促膝长谈。

后来张居正返程回京的时候，又特意来看望高拱，两个人又有一番长谈。至于谈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但后来高拱死后，因为小万历特别恨高拱，所以不许给他官葬，而张居正据理力争，终于为高拱争到了按政府高级官员举行官葬的正式礼仪。

见到高拱的张居正真情流露，毫无政府首辅的官场架子。可除此之外，张居正的回乡葬父可以说排场十足，架子十足，大概这时候的张居正已经不在乎了。在他心里，大概只要能为国尽忠，那些都算不了什么了。





操切


如果说回乡葬父的排场体现了张居正生活作风的变化，那么能体现张居正工作风格变化的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长定堡大捷的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