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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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闹�作带有漫画式的性质。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说：“同志们，单靠一个自由是很难生活的。（齐声赞同，鼓掌。）为了能生活得好，生活得愉快，除了政治自由的福利以外，还必须要有物质福利。我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它不仅给了人民自由，而且给了人民物质福利，给了人民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生活得很愉快，而斯达汉诺夫运动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紓紡矠对这种斯达汉诺夫运动产生的根源的“论据”，用不着作什么补充说明。这种庸俗和肤浅的东西长期地向人们的意识中灌输，我们有时还不清楚，这种“搞乱”人们思想的做法究竟带来了多么严重、多么长久的后果。　　　　
　　　　２０年代，在选择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方法时，党的领导者们也在积极开展理论工作。在《真理报》上，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经常刊登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加里宁、雅罗斯拉夫斯基和党的其他活动家的文章，他们想观察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和前景。其中一些人在发表自己的著作方面是颇有成绩的。比如，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十年当中出版了２１卷书。１９２４年１２月４日《真理报》报道，国家出版社列宁格勒分社开始出版季诺维也夫的２２卷本的文集。文集出版委员会把这部文集评价为一种“工人百科全书”。《真理报》还报道了《十月革命：列宁、布哈林、斯大林文选》一书的出版消息。在这期间，布哈林所写的材料出版得特别多，如《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等文章。　　　　
　　　　斯大林也“不甘落后”。但是，他在２０年代发表的大部分文章，与其说是普及列宁主义，不如说是同各种集团、反对派以及各种派别的领导人进行论战。在这方面斯大林感到自己如鱼得水。看来，由于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由于对自己昨天的同伴进行坚决的厉声的批评，他才成为了一位“理论家”。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书中提到，斯大林是靠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才成为“理论家”的。在论战中，在无数次的搏斗和“揭露”中磨炼了斯大林的思想。他在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很强硬的、坚决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调和的，虽然斯大林有时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也作了一些宽容的“松动”。例如，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１日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缓和党内斗争的措施》的报告。这些“缓和措施”归结为五点最后通牒，反对派的首领如果想留在中央，就必须接受这五点要求。紓紣矠　　　　
　　　　在与思想上的论敌进行论战时，斯大林完全变了样子：他开始善于雄辩，并使用了尖锐的语言，有时还带有个人侮辱的性质。斯大林常常一点也不难为情地说对方是“饶舌者”、“造谣者”、“糊涂虫”、“不学无术”、“夸夸其谈”、“应声虫”。总书记在为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争取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一个粗暴的但不调和的战士的名声，他对此甚至感到自豪。我们记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作总结发言时，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索柯里尼柯夫。斯大林仿佛是要把粗暴的权利作为总书记的标志攫为己有，他在代表们一片赞同的笑声中说：“是的，同志们，我是一个直率而粗暴的人，这是事实，我并不否认这一点。”　　　　
　　　　我重复说一遍，这种“直率而粗暴”简直常常带有侮辱人的性质。波克罗夫斯基曾试图弄清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方面的立场，总书记在给他的回信中一开头便称这位律师是“自命不凡的无耻之徒”。在回信的末尾也用的是同样的调子，他写道：“你对于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是一窍不通的，简直是一窍不通的，紓紤矠结论是：需要具备不学无术者的厚颜无耻和鼠目寸光的见风使舵者的自满自足，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事情搞到头脚颠倒的地步”斯大林就是用这种方式和语言进行批评的。斯大林在反对论敌时使用的一些严肃的论据，常常要衬托上一些粗鲁的形容语。总书记总是信心十足地断定说：这里是真理，那里是谬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也没有这样做过。否则就会出现像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所说的那种情况：　　　　
　　　　　　　 　我们在错误面前关上了大门。　　　　
　　　　真理慌乱不安地说：我将如何进去？　　　　
　　　　


第一部第三章　把列宁主义“通俗化”的人（3）

　　　　随着自己威信的确立和总书记职位的政治重要性的提高，斯大林越来越喜欢使用自己的话作为论据。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就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但越到后来斯大林就越是很少察觉到这点。例如，在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课时对列宁主义下了定义之后，斯大林便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一著作中实际上把这一定义吹捧为完美无缺和包罗万象的。接着他又多次大量引用自己的东西，并且总是附加上这样一类的评语：“这都是正确的，因为这完全来源于列宁主义”，等等。有时真是令人震惊，总书记竟然把自己的结论抬得那么高，评价得那么高。后来这竟成了一种惯例：让读者们去参阅他自己的文章和著作。例如，在回答波科耶夫同志《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时，斯大林不仅闭口不谈这一思想完全属于列宁，而且还硬说正是他斯大林提出了这一思想。总书记没有用什么特别的论据来麻烦自己，他在文章的附言中直截了当地说：“您拿来《布尔什维克》杂志（莫斯科出版的）第３期看看我写的一篇文章。这会便于您的工作的。”至于对波科耶夫的回答本身，除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之外，斯大林特别强调一个思想：“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结成联盟，就能彻底打败（这里和下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本书作者注）我国资本家”，“反对派却说，我们不能彻底打败本国资本家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我们不打算彻底打败我国的资本家我们夺取政权是多余的”。紓紥矠这里强调的是在１９２６年“彻底击溃”剥削阶级的残余，这是非常明显的。看来在当时这并不是主要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彻底击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错误的论点：越是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打击”和“彻底击溃”很快就成为斯大林几乎最主要的工作了。　　　　
　　　　尽管斯大林理论概括的水平极为平常和一般，他却十分喜欢下定义。可以举出以下一些广为人知的定义：关于列宁主义的实质、关于民族的实质、关于政治上的战略和策略、关于倾向的实质等等定义。这些定义可能在普及列宁主义基础方面起过某种作用。但斯大林是一个极其愿意进行教条式思维的人，他简直把定义奉为了教规，他可以用整篇讲话来证明某个反对派对某个问题的不理解。　　　　
　　　　不过，看来斯大林理论“创作”中最消极的东西要算是他实际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实质，逐渐地“论证了”——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牺牲的社会主义”。总书记的这种世界观慢慢地使得他无所顾忌地实行了罕见的大规模的镇压，把暴力手段作为建设新社会的主要社会方法来广泛使用。事实上，把斯大林的理论观点，特别是把这些观点具体化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总书记逐渐脱离了列宁主义。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斯大林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最终并没有成为列宁主义者！这是党的领导人！在许多种社会主义，如空想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兵营式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中，斯大林创造了某种自己的东西，即官僚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既包含教条社会主义的特点，也包含兵营式社会主义的特点。总之，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千百万人建立起来的这一社会主义的活的机体组织中，他不能、不可能也没有来得及使一切变形。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还不能把一个只有高度社会化程度、集体的东西高于个人的东西、一切完全由“上面”来计划的社会称作社会主义社会。列宁所预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那样一种社会主义，处在它的中心位置的是人。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是民主，是人道主义，是人，是社会公平。这种立场永远也不会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不会与权力脱离人民结合在一起，不会与半神化的领袖结合在一起。这证明，在某个阶段上，斯大林越来越脱离了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　　　　
　　　　为了公平起见，不能不指出，总书记的文章、演说、答辩、回答，一般都是他自己动手准备的。他的助手们以及在各个时期同他一起工作过的、总书记机关中的其他负责人所提供的证明，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斯大林负担大量的工作，他还是很注意提高自己的。根据他的专门要求每天给他挑选书刊，送去文章的剪片、地方党刊的综合材料、国外报刊的综述以及最有意思的来信。　　　　
　　　　有一次他长时间地在看一封柏林的来信，回信的地址是：采林多夫，瓦尔特马尔大街，１１号，“维拉·尼娜”，Б·П·克雷莫夫收。这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失势者”，作家，１９１７年逃离俄国，但他在留心地、专心致志地注视着新的俄国。斯大林一面读着这封信，一面在上面划线。信中写道：“我现在给您写信，我把您看作现今俄国最大的国务活动家之一。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但我爱俄国毕竟甚于爱任何其他国家。我在这里也许能看到某些您不十分清楚的事，尽管您在国内也很了解情况。”（这里用红铅笔划了两道线。——本书作者注）　　　　
　　　　“无论如何要把政权掌握在你们这些无产阶级领袖手中，不要顾惜一切。请记住：‘谁不善于逞凶，谁就不能成为国家领导人。’首先要有军队。军队不应当打仗，但它应当存在。大家都应当了解，关于军队的有些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各种军事检阅越多越好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增加俄国的人口和对他们进行充分的教育。这是对付资本主义世界的最可怕的武器。今天已经清楚，现今的俄国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历史规律：摆针可以不向其他方向摆动，它可以永远停留在左边不需要谎言，但需要两种真理，暂时避而不谈较大的真理，以使得人们相信较小的真理；一旦需要时，小真理就可以让位于大真理了不要排挤宗教，那样做倒会使它加强。要吸引私人资本。只要国家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中，这就不会有任何危险要支持现今表现出来的俄国人的创造性，而不要吝惜资金。比如说支持文学或者芭蕾舞。应当投给其余世界一个现代俄国鲜明透亮的结晶体，这有时会比最广泛的宣传更起作用革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但是试验的时间拖得太长，需要做出实际的成绩，需要实现使无产阶级过上幸福生活的诺言。可是现在，你们办事拖拉的现象比沙皇制度时还严重。有时拖延一些是有益的，但各方面总是这样就极为有害了。”紓紦矠　　　　
　　　　斯大林长时间地阅读这封信，他不再往上面划线，因为几乎每一行字在他看来都是有道理的，都是经过斟酌、耗费心血写出来的。他又看了一眼那笔触奔放的签字：“弗拉·克雷莫夫，此信请勿发表。”斯大林把信放入一个文件夹，那里专门存放他过后还要再看的文件。　　　　
　　　　在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这段期间，斯大林曾多次把工业学院和共产主义学院的一些教授请来，向他们咨询社会知识方面的问题。他特别感到自己在哲学方面逊色。对历史他显然了解得要好一些，他对加深自己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时，他有长期的工作经验，他的职位使他不得不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他养成了敏锐的嗅觉，非常实际的头脑，善于迅速地估计情况并在遇到各种纷繁的问题时辨明方向，而且能抓住其中的主要环节。他具有天赋的观察力，能够很清楚地记住各种人物、姓名和事实，积累了同列宁周围一大批最有教养的人交往的丰富经验，——这一切不能不在斯大林身上养成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比如，他虽然不是理论家，但是在对待理论的实用态度上，在善于使理论最充分地同实际任务“结合”上，他超过了自己的许多伙伴。　　　　
　　　　在列宁逝世几个月之后，许多人就已感觉到斯大林的“强硬手腕”。总书记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饶恕。他一旦提出了目的，提出了任务，有时就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敏锐和顽强来实现它们。在他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在文章和小册子中自然也有过某些“转弯”、某些修正，但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先前说过的话。这对周围的人产生了影响，并且逐渐不由自主地具有了老生常谈的色彩。比如，有一次他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純紛矠，然后他就把这一定义奉为经典。无疑，在为新制度的生存而进行直接斗争的时期，这个定义起过作用，使得人们更彻底地理解列宁的理想和目标的实质。但是这个公式在斯大林那里却凝固了许多年，虽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出这个公式比起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容来要明显地贫乏。把列宁的思想仅仅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是社会主义建设在以后的实践中产生许多缺点的前提条件。　　　　
　　　　同时，很明显的是，列宁主义是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革命改造的包括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完整的科学体系。但是，稍稍离开一点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实质的解释，就被看成机会主义的邪说及其带来的一切后果。　　　　
　　　　斯大林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单化（常常简单化到肤浅的程度）的大师。好像雷马克说过，每个独裁者都是从简单化开始的。我再重复一遍，造成理论和党史公式化的功劳正是属于斯大林。在当时的条件下，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战略和策略、革命的方法、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做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有时甚至肤浅的理解，考虑到劳动人民当时的一般政治文化水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不久以后，即到２０年代末，一些比较重要和深刻的著作干脆就不能出现了。只能评价、研究、颂扬斯大林的著作。在几十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中的理论思维陷入了极度的不景气和停滞状态。把理论上的各种结论硬套在生活现实和社会存在上，正是由斯大林开头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简单的公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标本，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社会思想的发展。在很简单的、往往是错误的论点的基础上，教条主义的观点开始迅速地发展。可以把教条主义比作搁浅的船只。浪涛汹涌前进，而船只却原地不动，不过表面上还保持着动作的假象。斯大林对于思想体系完全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他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应当像水泥那样发挥作用，而在国外则应当像炸药　　　　
　　　　他的许多“理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