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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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放的和被捕的革命者，我们从他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通常都看很多书。监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大学。据格·康·奥尔忠尼启泽回忆，他关在施吕瑟尔堡要塞的时候，就曾看过亚当·斯密、李嘉图、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詹姆斯、泰罗、贝克尔、克柳切夫斯基、科斯托马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布宁等人的作品⑥。斯大林看的书不少，但他总感到奇怪，为什么沙皇制度同自己的“掘墓人”作斗争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可以不干活，可以想看多少书就看多少书，甚至可以逃跑。只要想跑，基本上都能跑掉。说不定当时他已经得出了后来他曾不止一次宣告过的结论：坚强的政权应当有强大的“惩罚机关”。成为“领袖”并在国内组织了血腥的清洗之后，斯大林同意叶若夫关于修改政治犯关押制度的建议。在１９３７年中央２—３月全会上，正是由于斯大林的坚持，在就叶若夫的报告作出的决议中专门加了一条：“监狱制度要制订得让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等等）忍受不了。它现在与其说像监狱，不如说像强制休养所。可以交往，可以同外界通信，可以收到包裹，如此等等。”⑦“措施”自然是采取了。对那些不幸的人来说，现在根本谈不上什么“大学”了。在斯大林个人专权时期被关进遥远的集中营的人们，为了自己能生存下去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但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达到目的。　　　　
　　　　甚至个别的逃跑事件都成了大事，要向斯大林报告。例如１９４８年６月３０日，内务部长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汇报：　　　　
　　　　苏联内务部报告：今年６月２３日，苏联内务部北方铁路工程局附属鄂毕河劳改营有一批犯人共３３人解除了看守他们的两个士兵的武装，抢了两支冲锋枪和４０发子弹，然后沿鄂毕河左岸朝上游方向逃跑　　　　
　　　　截至６月２９日，逃犯已有４人被击毙，１２人被抓获，其余的人在追捕中　　　　
　　　　Ｃ·克鲁格洛夫⑧　　　　
　　　　斯大林命令有关负责人员前往出事地点，设法把其余的逃犯抓回来，要求在“行动”结束后必须向他报告。他的惩罚机关是沙皇宪兵局根本无法比拟的。　　　　
　　　　未来的“领袖”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库列伊卡村看那些到得很晚的报纸时，不能不感到即将发生重大事变。但当世界大厮杀爆发的时候，这位移民流放者参加社会活动的最后一点积极性也没有了。人们不由得想到，斯大林已经不想从流放地逃跑了（虽然起初有过这种打算），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战争期间他在地下状态会遇到许多困难，二是他不愿意在动员期间被征召入伍。实际上，当１９１７年２月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征兵委员会想让他入“伍”的时候，发现他身体有缺陷（一只手臂干瘦，一只脚有缺陷），认为他根本不适于服兵役。　　　　
　　　　这四年流放期间，紧张的阶级关系的暗流在社会的河床里逐渐上涨，人民对帝国主义战争越来越不满，斯大林似乎期待着什么。也许，已经到了这份年纪的他，对自己在２０年的革命生涯中一事无成感到了绝望？或者，斯大林预感到他很快即将进入生活和斗争中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阶段？也可能，他有不相信专制制度能够推翻的想法？这些，任何人任何时候也不会知道。关于这一时期的生活，斯大林没有写过只言片语，讲得也很少。　　　　
　　　　斯大林整整四年时间消极无为，实际上没有写任何东西，完全不像一个党中央委员的样子。在流放地，斯潘达良和斯维尔德洛夫成了实际领袖，流放者都集结在他们两人周围。斯大林孤独自处，虽然他并不掩饰自己对斯潘达良抱有一定的好感。性情暴烈的革命者苏连·斯潘达良命运不佳，没能看到革命的火光：１９１６年他在流放地病故了。　　　　
　　　　我想，斯大林在流放地长时间情绪消沉的时期，是他作出个人抉择的时期，是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的时期。他那不知在什么地方的儿子该长高了，而他暂时还没有给过他而且也不可能给他任何东西。母亲的情况也很少知道。他已年近４０，而个人前途还很渺茫。斯大林没有任何专长，他什么也不会干，实际上从来没有干过活。顺便说一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３０年的这个人不曾有过任何职业，如果不算多少懂得一点神甫这种职业的话。如果说，斯克里亚宾（莫洛托夫）毕业于实科中学，大学没有毕业的马林科夫在青年时期是某机构一个勤恳工作的事务秘书，而卡冈诺维奇是一个手艺不坏的鞋匠，那么斯大林连他父亲当的鞋匠也不是。警察当局在调查表中“会不会手艺（职业）”这一栏里给他划上一道杠，要不就填“办事员”。斯大林本人在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前夕填表，每次回答职业种类和社会出身的问题都感到为难。例如，在俄共（布）“十一大”代表调查表上（他以拥有发言权的代表资格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对“属于何种社会集团（工人、农民、职员）？”这个问题，斯大林就不敢具体回答，而把这一栏空起来⑨。　　　　
　　　　未来的总书记虽是职业革命者，对工人、农民和职员生活的了解还不如一个流放犯或囚犯。可能，这在当时的活动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他个人一直也没有改变的一个特点：斯大林对劳动人民的生活似乎了解得很多，但都是道听途说，很肤浅。诚然，总有一天，他会“无所不知，无所不会”的。图鲁汉斯克时期长时间保持沉默，可能是以一种特殊方式对他的很长一段生活进行“反思”。一切情况表明，斯大林要脱离革命道路已经晚了。关于彼得格勒反战情绪高涨和革命运动出现新高潮的消息使斯大林逐渐恢复了信心，使这位移民流放者恢复了往日的“战斗”姿态。　　　　
　　　　诚然，关于斯大林这一段经历也有另一种证明材料。例如，老布尔什维克维拉·施韦泽１９３９年写的一本小册子《斯大林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一个地下工作者的回忆》断言，斯大林从帝国主义战争一开始就表现积极，当时就专门发了一封信谴责“护国主义”。据该书作者说，斯大林很快就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但是这封信不仅没有保存下来，而且在遥远的图鲁汉斯克边疆区受苦受难的人们当中谁都从来没有提到过和听说过。维拉·施韦泽曾如实地描写过流放者的生活，她在进行血腥清洗的高潮时期这样介绍斯大林未必是出于自愿。例如，她写道：“列宁的提纲肯定了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注）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还在当时，斯大林跟同志们谈话时就曾告诫说加米涅夫不可信赖，说他“会背叛革命”；“斯大林在流放地把罗莎·卢森堡的一部著作译成俄文”；斯大林同志始终在“紧张地工作”，“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同心同德”，如此等等⑩。这种证明材料的吹捧性质是一目了然的。但在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客观介绍斯大林的著述，这是勿庸置疑的。　　　　
　　　　翻阅一下档案材料，分析一下当时呆在图鲁汉斯克流放地的那些人（到了最后，那里能凑“一大帮”，其中有戈洛晓金、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良、斯大林、彼得罗夫斯基）的回忆录和证明材料，你就会得出结论：十月革命前夕的四年是斯大林一生中最没有作为的时期。极地的狂风和西伯利亚的严寒，好像把斯大林身上支配社会活动积极性的智力神经冻结在雪原上了。设想一下一个一头乱发、长期睡硬板床、在无休无止的暴风雪发出的怒吼声中想着自己什么事情的人，几年以后竟会领导一个泱泱大国的强大的党，好像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荒唐的。斯大林期待着，记下一个个重大事件，考虑着自己未来的生活道路。在回忆风云变幻的往事时，谁知道他脑海里会闪过哪些镜头呢：塔墨尔福斯，巴统监狱，沃洛格达，阿利卢耶夫的住宅，抑或是那么多年没有见到的小儿子？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不转化为行动、行为、建树，就像是不停地变幻的云彩，它的虚无缥缈性是不可捉摸的和无法再现的。这几年里，未来的“领袖”每当把压在身上的狗皮袄使劲裹严准备入睡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呢？　　　　
　　　　在利用今天知道的情况从正面和侧面审视革命前夕的斯大林时，不能不提到未来的总书记长期保持的、经久不衰的所谓“抢劫者”的名声。　　　　
　　　　本世纪初，在工人运动的一些激进派中间流传着一种观点，认为“为了革命运动”，抢劫是“可以容许”的。唐恩、马尔托夫、苏瓦林以及斯大林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人的证明信件都指出，“高加索战斗队员朱加施维里”参加过几次抢劫，如果不是直接参加，那也是组织者之一。例如，马尔托夫就断言，１９０７年在梯弗里斯对护送一车卢布的哥萨克押送队进行的一次袭击，一次以大胆行为而闻名的袭击，“绝不会没有斯大林”。当时“抢劫了”将近３０万卢布。马尔托夫曾就此在他莫斯科那家报纸上写道：“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卷进了各种明目张胆的抢劫性勾当；对于这一点，那位曾因同抢劫有牵连而被开除出党组织的斯大林君也很清楚。”紒紜矠　　　　
　　　　大家知道，斯大林曾坚持要追究马尔托夫的责任，说他进行了污蔑。但是，当他就马尔托夫的声明发表讲话时，却把重点放在他从未被开除出党组织这一点上，而回避他直接参加过抢劫活动的问题。斯大林同艾·路德维希谈话时，也间接证实了他参加过抢劫。艾·路德维希在提问时曾经问他：　　　　
　　　　“在您的生平中有一些所谓‘强盗性的’事迹。您对斯捷潘·拉辛这个人物是否感兴趣？您对他，对这个‘有思想的强盗’抱什么态度？”　　　　
　　　　“我们布尔什维克对鲍洛特尼柯夫、拉辛和普加乔夫以及其他这样的历史人物向来是感兴趣的。”紒紝矠　　　　
　　　　接下去谈论这些农民领袖时，斯大林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自己的“强盗性”事迹，有意不对这个问题具体作答。参加革命活动多年（虽然只在一个地区），头上还罩着富有浪漫色彩的“抢劫者”的光环，经受过羁押站、监狱和西伯利亚流放的考验，所有这些为斯大林逐渐树立了“战斗队员”、实际工作者、实干家的名声。这样的评价多半更接近实际，但是要考虑到他在最后一次流放期间表现消极。　　　　
　　　　


第一部第一章　正面和侧面（3）

　　　　当然，斯大林能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对他有很大影响。大家都知道列宁在１９０３年１２月写给斯大林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发往伊尔库茨克省新乌达村的，当时斯大林正在那里流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仔细地了解来自民族地区的革命者的情况，他从党报党刊上一些短小通告中和同志们的介绍中注意到了约·朱加施维里。他在自己的信中向朱加施维里说明了党的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斯大林第一次公开提到这封信，是在１９２４年１月底克里姆林宫军校学员举行的一次悼念列宁的晚会上。斯大林用低沉的、毫无表情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同列宁的几次会见：　　　　
　　　　“我最初和列宁认识是在１９０３年。固然，这次认识并不是亲自会面，而是经过互相通信列宁的这封信虽然比较短，但是它对我们党的实际工作作了大胆无畏的批评，并对我们党在最近时期的全部工作计划作了非常明确扼要的说明这封简单而大胆的短信使我更加确信列宁是我们党的山鹰。可惜我按过去秘密工作者的习惯，把列宁的这封信同其他许多信一样烧掉了，这是我不能宽恕自己的”紒紞矠　　　　
　　　　斯大林不能抱怨列宁对他不关心。革命前夕当他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时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曾在列宁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安排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逃跑的问题紒紟矠。在此以前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往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给斯大林寄了１２０法郎紒紡矠。斯大林从流放地寄了一封信，提出可否把那篇论《民族文化自治》的文章和小册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合在一起另外出一本文集的问题紒紣矠，列宁对这封信也很重视。　　　　
　　　　１９１７年以前，斯大林同列宁有过几次会见。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克拉科夫。在这以前，斯大林在斯德哥尔摩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和伦敦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同列宁也有过接触。但是，后来斯大林对这几次会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还在１９３１年他就说：“每当我到国外去看他时（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１２年和１９１３年）”紒紤矠结果成了斯大林不是去出席代表大会和工作会议，而是“去看列宁”。这种篡改个人经历中重大事实的做法，后来曾为“两个领袖”的观念、为制造斯大林还在革命以前就同列宁有特殊关系的神话“服务”。诚然，斯大林在证明自己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系亲密时，表现了他一贯的谨慎态度。下面是一个例子。　　　　
　　　　战前不久，波斯克列贝舍夫收到一封信，内容如下：　　　　
　　　　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有一个问题请您征得同意，就是能否在报刊上发一个关于“列宁重大纪念日革命陈列馆”的消息。　　　　
　　　　塔斯社主要负责人　　　　
　　　　Я·哈温松　　　　　　　
　　　　１９４０年１月５日　　　　　
　　　　随信附有有待“征得同意”的一份文件。　　　　
　　　　致弗·伊·列宁　克鲁普斯卡娅转　发往克拉科夫　　　　
　　　　１９１２年３月７日　　　　
　　　　运到了将近两普特书刊。我们分文没有。请通知有关方面，让他们另外派人，或者寄钱来　　　　
　　　　致同志的敬礼　　　　
　　　　契日科夫　　　　
　　　　斯大林在文件上批示说：　　　　
　　　　契日科夫的信不是我的信，虽然我曾一度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　　　　
　　　　约·斯大林紒紥矠　　　　
　　　　斯大林本来可以补充说：他不仅用过契日科夫这个姓，而且用过伊万诺维奇、乔普尔、吉拉施维里。但是在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初有人让把契日科夫这个姓“给”别的什么人用过，一是斯大林算计了一下，这样的信并不能“抬高”他的身价。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领袖”不愿意回到过去，哪怕是暂时，哪怕是在脑海里，即使问题同列宁有关。　　　　
　　　　从革命前搞地下工作的技巧中，斯大林学到了不少看人说话的本事。他在政治局是一副面孔，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是另一副面孔，同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谈话又是一副面孔。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觉察出他的这些变化，但这是客观存在。斯大林在小范围内会比他“当着老百姓的面时”表现得粗鲁。这一点，跟总书记长期共事的人可以作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大家都扮演自己的有某种社会身份的角色，不管演得好不好，不管对这一点理解不理解。许多人扮演劳动者、母亲、父亲、教师、儿子、女儿这些角色很自然。感情最真挚的“演员”是孩子。但是，在社会等级上层的那些人当中，许多人扮演的就是自己。他们有时演得虚假，有时演得自然，但都是在演自己。也许这是因为站得最高的人许多人都看得见，甚至还注意得很细。而一个人能不能支配其他的人，往往不仅取决于能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他给人的印象，他的“外观”，他有没有领导者的魅力。在库列伊卡时，斯大林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