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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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1）

　　　　有一些事件到适当的时候仍然不为历史所注意，尽管它们应该受到极大的重视。这尤其关系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命运。我已经说过，这封信非常可能是写给党的“十二大”代表的，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信并没有向代表们转达。马可·奥勒留写道：“我认为，思想和箭是以不同方式飞行的；思想即使谨慎从事，反复作一些考虑，仍能直接射向目标。”列宁在他的《信》中叙述的思想虽然碰到不少障碍，但仍能“射向自己的目标”。在具体的历史关头，由于存在阻力，这些思想好像未能起到预期的作用，但是对于未来，这些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在政治思想史上，它们仍将是有先见之明的警告，并说明：实现最崇高最高尚的目的，需要有道德的纯洁。　　　　
　　　　打印成几份并放在几个信封里的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的列宁的信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１８日，即在俄共（布）例行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前五天，交给了党中央委员会。在记录了这些无比珍贵的文献移交手续的专门记录中，克鲁普斯卡娅亲手写道：　　　　
　　　　“兹移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患病期间在１２月２３日至１月２３日口授的札记，共１３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札记未计算在内（目前在玛丽亚·伊里尼奇娜处）。　　　　
　　　　“这些札记中有些业已发表（关于工农检查院，评苏汉诺夫）。在未发表的札记中有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４至２５日和１９２３年１月４日的札记，其中有对某些中央委员个人的评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希望在他去世以后把他的这一札记通告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娜·克鲁普斯卡娅。”紘紝矠　　　　
　　　　在代表大会前夕召开的全会听取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报告后通过以下决定：“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愿，把宣读过的文件交代表大会向各代表团分别宣读，规定这些文件不得复制，而由伊里奇文件接收委员会委员负责向各代表团宣读。”紘紞矠　　　　
　　　　这是没有列宁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是季诺维也夫作的。他一开始就格外激动，他说：“在今天的《真理报》上，我们亲爱的工人诗人之一对于党正在召开代表大会的这个时刻的心情作了很好的描绘：　　　　
　　　　　　　　　　　　　　显然，人们心里　　　　
　　　　 　　　　　　　　　　非常难过，　　　　
　　　　 　　　　　　　　　　眼窝深处　　　　
　　　　 　　　　　　　　　　呈现出哀伤。　　　　
　　　　 　　　　　　　　　　因为代表中央　　　　
　　　　 　　　　　　　　　　作政治报告的　　　　
　　　　 　　　　　　　　　　不是不是列宁　　　　
　　　　“我们现在必须在没有列宁、没有灯塔、没有地球上最天才的头脑的情况下解决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的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紘紟矠　　　　
　　　　季诺维也夫的长篇报告谈了一连串问题：一年的总结，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时间因素，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工作，争论的总结，民族问题、国际形势和俄共（布）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报告中有一节专门谈到要使俄共（布）“不致成为仅仅是城市的政党”，谈到“文化上的剪刀差”等等。但是，无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还是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实际上都没有涉及列宁在他最后一批书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样做未必是故意的。完全是列宁的战友们的智力水平（虽然这种水平总的说来也是高的），我再说一遍，无法使他们能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样用深远的眼光去看未来。要知道，列宁不是单纯地——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阐述在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方面“建成社会主义的计划”。这里也表现了斯大林思维方式的公式主义，即习惯于把一切都加以分割和加以简化，直到谁都认不出来。列宁的“遗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构想，其中心是人，还有一些探讨如何保证民权制度、民主和新制度的人道主义的问题。实质上，列宁是在寻找道路：怎样避免工人、劳动者同他们的权力异化？怎样战胜正在产生的官僚制度？怎样使机关成为民主的、灵活的机关，怎样提高社会监督的作用？怎样使一切人都能享受自由的果实？所有这些问题就是列宁的打算——“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主要之点。　　　　
　　　　非常遗憾，政治局，它的核心——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或者不理解或者是不愿意（也许是）不能够充分理解列宁的天才意图。党的“十三大”审议了日常生活的许多重要问题，解决了今天而不是明天的任务。列宁遗嘱中发展民权制度这个中心思想没有成为代表大会的主要思想。这恐怕就是后来发生各种灾祸的主要根源。　　　　
　　　　扩大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这一面即革新领导机关的问题，广泛吸收群众参加解决国家问题的任务，事实上没有提出来。斯大林只是触及到了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我们记得，列宁谈到要依靠工人和农民来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在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是扩大了，尽管入选的是一些可尊敬的人，但绝大多数是职业革命家。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很少，应当承认，这是很不一样的。　　　　
　　　　季诺维也夫的政治报告对列宁异常关心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作了独特的，确切些说，是片面的阐述。报告人引用了一位工厂工程师即一位专家所发表的见解。这位工程师说，仅仅给人们提供生活必需品还不够，必须给人们以“人权”。工程师说：只要我们没有这种权，我们就会处于消极状态。只要不承认“人是国家最高价值”，人们的社会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就提不高。不能不承认，这些见解是有见地的。诚然，除了这些深刻的思想以外，这位专家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意见。季诺维也夫对知识分子的这种情绪作了如下的反应：“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口舌。非常清楚，他们（指专家们。——本书作者注）在我们共和国看不到这种权利，就像没有镜子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这是无可争辩的。”紘紡矠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季诺维也夫，而且还有许多中央委员，他们都没有可能理解具有深刻人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构想。这种构想的中心应该是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问题。这种无知也埋下了后来的不幸的根源。不用说，革命以后才过了六年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根本顶不住国内外敌人的压力，但是忘记列宁那么关心的民主原则、民权制度，或迟或早必然要自食其果。　　　　
　　　　列宁的《信》在代表大会上并未占有它应该占有的地位。各个代表团由专门挑选的人向他们介绍了这封《信》的内容。加米涅夫特别活跃，从这个代表团转到那个代表团。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在“念”完以后，就提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由列宁文件接收委员会的同志们）的建议：提请斯大林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考虑列宁的批评意见。一切就到此结束。实际上，“由于”采取这种方式传达列宁的《信》，对《信》的意义事实上就估计不足。于是，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没有成为确立党内生活民主准则的基础，在党的最高领导集团中作出组织变动并推选新人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基础。这里必须考虑到，从写这封《信》的时候起，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在这段时间里，斯大林领导了同托洛茨基的斗争，后者在列宁逝世前不久就曾对党的方针，对新经济政策进行过疯狂的攻击。斯大林坚决顶住了这些攻击，实际上也保护了他自己。他受到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到代表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许多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撤掉斯大林就等于承认托洛茨基正确　　　　
　　　　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搞不清现实政治中错综复杂的情况，常常把形式当作内容。要知道，托洛茨基靠了自己的一些令人难忘的言论长时间享有声望并不是偶然的。在向各个代表团宣读这封《信》时，人们并没有怀疑：为什么这个极其重要的文件没有直接拿到代表大会上讨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私下处理的方式？为什么公然不让列宁的建议家喻户晓？这一切不仅是进行了一定的“说服”和压制的结果，而首先是许多代表政治素养不高的结果。后来的不幸的原因之一是不仅大多数居民，而且大多数党员在一定阶段的政治素养不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未必都悟到了，正是现在，他们通过革命抛弃了天上的神灵以后，却采取步骤去创造地上的神灵。他们也不知道，天上的神灵是一个象征，它主要要求象征性的供物。而地上的神灵不会满足于这一点，他要求提供骇人听闻的供物。唉，像列宁这样有先见之明的人太罕见了，在历史上真是太少有了。　　　　
　　　　但是要知道，并不是所有人的政治素养都不高呀！难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加里宁、鲁祖塔克、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安德列耶夫和其他许多布尔什维克都不懂得必须极其认真地分析领袖的“遗嘱”？我想他们是懂得的，但是往往形式地加以理解的“统一”口号淹没了理智和良心发出的呼声。甚至可以说，对理智和良心占上风的时机也没有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出现。例如，为了抬高新领袖的地位，不仅一再削减、阉割现实的民主，把党变成权力机器，而且在看到人们要公开地、当众地抗议一个人篡夺权力的时候压制他们当中许多人本着良心发出的呼声。大家都知道，这对于具体的人来说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问题在于，要能利用这种良心占上风的时机，就要敢于想问题不过逆来顺受的心理通常总是更强烈。自由在人们的意识中常常处于像“灰姑娘”那样受歧视的地位。　　　　
　　　　当斯大林知道了列宁那封《信》以后，他曾声明要辞职。如果他的辞职被接受，可能许多事情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这是正确的做法。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处在他的地位上都只应该这样行事。但是，这次辞职并不坚决。顺便指出，在２０年代，斯大林曾经两次声明他要辞职。例如，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他的态度就更加坚决。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遭到了失败，代表大会作了组织处理。在大会以后的第一次全会上，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　　　　
　　　　“我想，直到最近为止，客观条件使得党必须有我这样一个比较厉害的、对反对派来说是一种尅星的人担任这个职务。现在反对派不仅被粉碎了，而且被开除出党了。同时，我们有列宁的指示，我认为，这个指示必须贯彻执行。因此，我请求全会解除我的总书记职务。同志们，我请你们相信，这样做只会对党有好处。”但是，这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已经提高了，他在党内成了为统一而斗争、毫不妥协地反对各种派别活动分子的人的化身。辞职要求再次被否决。但是，看来斯大林对这一点已经确有把握，要求辞职暗中的目的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第一部第二章　悲剧由来已久（2）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２０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个人——当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懂得这组“二重唱”的意图，并且到适当时候就装出这种“安排”使他感到满意的样子。要知道，他力争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问题即政治问题作报告，这不是偶然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可以说，阻碍实现列宁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正是这两个政治家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事实上违背了领袖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他们在１９１７年反对过他，而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反对他。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喜欢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说，在革命以前整整１０年的时间里（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７年）他一直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还说什么谁也没有像他季诺维也夫那样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个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很亲近，他也不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确信自己在列宁身后会起特殊的作用。正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作出决定，不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开出来。虽然在党的“十五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上这个文件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在情况通报上发表了，但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看不到这个文件。　　　　
　　　　在处理这封《信》时表现出来的反民主作风被斯大林学到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课堂上、“班上”教他的东西。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留给过去。但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过去可能进行报复。这两人自己不知道，他们已经播下了过去同将来的冲突的种子。在流血的收获期到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连脑袋都丢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们制服了托洛茨基，对他们就失去任何兴趣了，而十几年以后，他冷静地批准了把他们处死。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有多少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如我们所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