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记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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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保安的屁股狠踢了几脚。对方自然没想到我会在此关键时刻出手，而且出手又快又猛，一下子将他们几个全推翻在地。我毫不理会张社长气急败坏的神情，一边对几个行凶者怒目而视，一边护着刘靓夫妇和小闵赶紧往外撤。　　　　
　　　　这一闹，在那个省级科研大楼里弄得影响很坏。我们将那个社长的恶行向上级主管部门作了反映。后来，刘靓和小闵的钱虽然都被扣除了部分，但毕竟都要到了手。我们仨辞职后，张艳和几位同事也愤而离去。据说一下子弄得那家小报差点儿瘫痪。　　　　
　　　　刚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我又失业了。房租一交，我身上又几乎是分文不剩了。获知我的窘境后，刘靓夫妇当即邀请我前往他家住，并说他们虽然是一居室，但可以在厅里为我摆张小床。他感激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关键时候帮了我，我也没什么感谢你，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我经济状况比你好些，今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们住的就有你住的”就这样，我随同刘靓夫妇从中大附近搬到了石碑村，暂时和他们住在了一块儿。　　　　
　　　　石碑村位于广州天河区的东南边。由于那几年聚集在那儿的流浪记者太多，以致像北京鲁迅文学院附后的“中国作家村”、圆明园附近的“流浪画家村”、北京通州宋庄的“流浪艺术家村”一样，那时的石碑村被我们这些人戏称为“中国流浪记者村”。因为在这儿居住过的记者前后有三四百人。著名的流浪记者有曾华锋、刘靓、谭海清、南岛、闵红松、李志、詹政凯、傅星、罗斯文、傅东流等人。　　　　
　　　　在此居住期间，我认识了大批流浪记者。后来，我在《广东法制报》、《中国引进报》、《广州红绿灯报》做记者期间，曾先后都在这儿居住过。虽然时常搬家，但搬来搬去还是在这个小村子里。直到1997年春节后，我因无钱交房租，无法忍受那个长得像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中的八姑样的女房东逼债，就在一个黑夜里搬离了那个小窝，住到了河南的客村和赤岗一带。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3节　1块8毛钱的春节（1）

　　　　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前散布在羊城四周的近郊农村，都很快被各种高楼大厦所包围，那些昔日贫困的村庄很快融入广州城区内，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这些地方当时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那些有了钱的村民们纷纷建起了高高的楼房。他们除了在本地的企业分红外，大多就是靠出租这些房屋了。租住在这些密密麻麻地拥挤在一起的房子里的，几乎全都是来自外地的打工族。当时在羊城比较出名的“都市村庄”有石牌村、冼村、员村、杨箕村和客村等。从1995年起，流浪羊城的我就开始像昔日的地下游击队一样，曾先后在这些地方租住过，而其中的石碑村，由于当时居住的流浪记者较多，则成为我在羊城的一个重要栖身地。　　　　
　　　　我在刘靓家小住期间，进入了《广东法制报》。虽然我也发表了不少作品，但新闻作品不多，又没有文凭，因此我前往应聘时，领导还是称我还不具备做记者的条件，只是让我做了一名总编助理，即帮助接电话、收发来信、挑选来稿，所有杂事，我都得干，而当时的试用期工资只不过是350元，比我在第一家报社时还要低。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不管做什么，总而言之是在报社里；不管让我做什么，只要有机会我还是能写稿子的。果然，我后来采写了好多篇稿子，经过当时一位从羊城晚报退休后来此做老总的老报人的审核，都发了，而且还让我署上“本报记者”字样，有的稿子还上过显著位置。　　　　
　　　　我已在刘靓家中借住了20多天了，决定搬到外面住。再说我现在有工作了，每月有350元钱的收入，我应该自己租房。为了省钱，我在一位老乡的介绍下，认识了此时在《广东人口报》做编辑的曾华锋。此前，他刚离开《广东法制报》。曾华锋来自湖南邵阳某煤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憨厚老实，谨小慎微，是一介文弱书生，加上我们的年龄相仿，都出自贫困家庭，都有着共同的梦想，学历都不高，因此一见如故，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在法制报时，也像我一样每月只拿350元，后来他因这儿工资太低辞职出来。曾华锋来穗时曾在企业工作过，收入不错，略有存款，但也没有什么钱，总想找人一起合租房。他当时也是单身汉，一人住一间房，每月房租300元，当然不包括水电费。听说我在找房后，他当即邀请我与他合住，所有费用一人一半。这样说来，我每月只花100多元钱就可以解决栖身大事，余下的钱，我完全可以对付其他的生活费用了。当时，我们穷得连张床也卖不起，只好从外面检回一些旧纸箱壳外加几层报纸，然后上面就放一张薄薄的凉席，权且当床。码几本书放在床头做枕头。　　　　
　　　　我们租的房子，是顶层的6楼，夏日的太阳正好在上面的水泥板上当头照晒。我搬到这儿时正是7月份，那悬在头顶上的太阳总是把我们照的小屋烘烤得像火炉，一个小电扇总是开到最大档，日夜不敢让它停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热得难耐，就只好卷着凉席跑到外面的阳台上睡。那上面总是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多个男女，都是在这里租住的外来工。外面蚊子太厉害，只要一出来，那嗡嗡乱叫的蚊子就会欢快地向我们那汗津津的皮肉冲过来，咬得人浑身奇痒难熬。　　　　
　　　　后来刘靓夫妻也搬了过来。此时刘靓进入了《广东劳动报》做记者。瘦弱的闵红松由于有本科文凭，运气比我好，很快进入了《广东公安报》做记者。他弟弟出国后，就自己租房住，也搬到了我和曾华锋所住的这幢楼里。在这儿住的，还有另外两名流浪记者。我们在这儿住了大半年，后来虽有人搬动，但大体上都是在石碑村范围内，相距的不是很远。这样，我们有时常聚集在一起吹吹牛，或是围在一起玩“斗地主”、“拖拉机”，聚在一起打边炉（南方的一种火锅）。尽管我们都没什么钱，在玩扑克时我们也下赌注，一角两角的，但到了最后，谁赢的钱多，就全拿出来请大家去外面吃夜宵。那个时候，大家虽然都很穷，但玩得还是很开心的。　　　　
　　　　后来，住在石碑村的那些流浪记者都各奔东西。我则又选择了流浪。骨子里崇尚流浪的我决定去一趟古朴秀美的湘西。于是，我背着一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和《沈从文散文选》，带着我的瑰丽的文学梦，沿着我所崇拜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生活过的足迹，沿着湘江、沅水，从湘西首府吉首出发，来到了凤凰，来到了这座沈先生家乡的美丽边城。这儿碧绿的江水清澈见底，绕过古老的城墙脚下蜿蜒而过，叠翠的南华山麓倒映江心，真像谁用硕大无朋的神笔挥就的“一幅浓墨浅彩的中国山水画”，美得令人心醉。后来，我又到了歌唱家宋祖英的故乡古丈，路过风景名胜张家界，尽管我知道这儿的景区内有多达三千多座岩峰拔地而起，直耸云天，八百条溪流蜿蜒曲折，是一个融峰、林、洞、湖、瀑于一体的人间仙境，是被人誉为“中国山水画的原本”的圣地，但我知道去那样的景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最后，我只能是坐在长途车上望“景”兴叹了。我从贺龙元帅的家乡桑植进入龙洞，经桃源、石门到常德，最后到达长沙。在湘西那块奇异的土地上流连了40多天，一路流浪，风尘仆仆，但觉收获很大。两个多月后回到羊城时，我自然又是身无分文了。　　　　
　　　　每流浪一次，我的生活就贫穷一次，但我的学识会增长一筹，我的眼界也会开阔许多。没钱了，我就回南方打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继续寻梦。这次重返羊城后，我虽没钱租房，但幸而有一帮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朋友，特别是流浪记者朋友帮我，所以有段时间，我总是像地下游击队一样四处打游击，直到我重新找到报社后才租了房子。不久，我考进了由广州交警支队主办的《广州红绿灯》报社，做起了主要采访交通安全和交警生活的记者。尽管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收入，但由于这是一家专业性较强的报纸，除了写一些不痛不痒的稿子，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我在那里只做了三四个月就辞职了。很快，我又迎来了南国的又一个冬天。　　　　
　　　　我这一次辞职出来时，身上还有1000多元钱，但一下子交了两个月的房租，还了一些零碎账，只不过余下100多元钱了。就是这100多元钱，对于我一个人来说，过年也还算是过得去的。这两天羊城正在下雨。我来到附近的超市，欲购置一些食品，权当年货。谁知，就在我挑选好一些食品排了老半天的队准备付款时，我一摸衣袋，不由冷汗直冒：我那仅有的100多元钱，不知何时不翼而飞了！在售货员异样的目光中，在身后那一大群顾客嘲笑的窃窃私语声中，我赶紧扔下那一袋东西，真像被人撞见的小偷一样，狼狈而逃。　　　　
　　　　我冲回到屋子里，气急败坏地翻箱倒柜，掏遍所有的衣袋，好不容易才从一件旧衣服里摸出了1。8元钱。这1。8元钱能过年么？不管如何，在此关键时候，我还有1。8元钱呀，如果是身无分文呢？　　　　
　　　　此时，已是大年三十的上午10时多了，再过一会儿，外面大大小小的店铺都会关门大吉，所有发了财的和没有发财的、幸福的或不幸福的人家都会关上大门迎接新年了。我用热汗漉漉的手心紧紧地捏着那仅有的1。8元钱，赶紧往外走。　　　　
　　　　我来到附近的一家小卖部里，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挑选了一斤1。4元钱的大米。这可是这里面最廉价的大米了，要知道，这里面最好的大米是据说来自泰国的香米，要6元钱一斤哩！我左挑右捡，拿了一包四川榨菜。从包装看，这种榨菜很有可能是假货，因为平时榨菜最少也得买5角钱一包，而这儿只要4角钱。看到我在这个时候只挑选了一斤最便宜的大米，只买一包榨菜，那位同样是从外地来的小老板还是显得很热情，仍然笑容可掬地将我的这独特的“年货”装在一个小袋子里。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小屋，将一斤米一股脑儿全倒进电饭煲里，煮了满满一大锅米粥。这就成了我这个春节的年夜饭——不，是我春节几天的全部食品了。当然还有一包榨菜　　　　
　　　　我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是和同在广州郊区的妹妹一起过年的，当时虽然我们过的也是一个穷年，但那时我身上还有几百元钱，还能像别人一样置办一些简单的年货。再说，我那时身边还有个亲人作伴。今年春节妹妹的那个鞋厂由于要赶货，不放假，但此时妹妹似乎比我要幸运，因为她的身边有十几名来自同村的乡友，有100多名工友在一起过年。然而我呢？我形影相吊，我惟有自己的影子做伴了。


第二章　从民工到流浪记者第14节　1块8毛钱的春节（2）

　　　　南方的冬天本来不会太冷，但由于连日阴雨绵绵，特别是罕见的寒流从北方汹涌而至，几十年不遇的一次寒流从西伯利亚经黄河长江流域抵达南方，使得一直温暖如春的南方突如其来地笼罩在一片极为罕见的寒冷之中——尽管这样的寒冷对于久居北方的人根本不算什么，但对于一直生活在亚热带气候里的南方人而言，可谓是灾难性的了。这年的冬天，南方各大小报的头版都是当地政府向人民群众号召防寒防冻、领导为贫困市民送温暖、气象部门如何对大家提倡防冷的种种新闻，在香港还出现过几例老年人不慎被冻死，或是当地有人因受寒而引发其他疾病而死亡的新闻。其实，这年冬天南方的最低温度只不过是2℃而已，但这已足够令极少经受寒冷的南方人受的了。就是从这个冬天开始，我开始了冷水浴，用当时南方的话叫做冲凉。冲凉本来是一相对于夏天的口头语，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冬天的南方，似乎是再合适不过了。后来，我到了天寒地冻的北方。冬天，我还是坚持用冷水来锻炼身体，这个良好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　　　　
　　　　窗外传来肯尼基萨克斯的悠悠乐曲声，时断时续，忧郁而又抒怀；炖鸡的浓香阵阵飘来，馋得我贪婪地吸了一下鼻子。而我的这间冷淡的小屋里，只有一股从电饭煲里散发出的焦糊味，那是因为一锅粥反复地在里面加水煮的缘故。随着阵阵寒风，从窗外飘来烟花爆竹呛人的烟雾，此时此刻，这种污染环境的烟雾对我而言却成为了一种独特的香味，这可是春节的味道呵！　　　　
　　　　此时，在我遥远的鄂东南家乡，在湖北大冶那个叫石应高的穷山村，我的父老乡亲们，早该屋里屋外燃起了欢庆的爆竹了吧？今年的春节我依然不在家，此时，家中是谁点燃鞭炮呢？是呀，家中再穷，但过年总归是热闹的。鞭炮是要放的，鱼和肉及各式各样的年货是一定要筹备的，一家人都围坐在一起，浓郁的亲情在香气萦绕的团圆饭菜上欢欣而甜蜜。　　　　
　　　　这个春节我不在家里，也不在呼喊声震天响的军营里。当兵那几年，我的春节都是在军营里度过的。那个时候，严肃的军营里也总是张灯结彩，载歌载舞，战友们个个都是高高兴兴的，就连那些刚入伍的新兵，也很快会被这种特别的快乐氛围所感染。春节时的军营是多么快乐呀！我们以连队为单位，全连官兵手拉着手，大家用军人特有的大嗓门，在欢欣的歌舞声中跟着时间的脚步高声地、整齐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100多双手高举着100多个大茶杯，在震耳欲聋的“啊嗬”声中，啤酒泡沫四溅，欢乐的迎春大宴就惊天动地地开始了。　　　　
　　　　此时此刻，欢乐的叫喊声是从窗户外传进来的，那是过年的小孩们唱出的；欢乐的叫声是从楼上传出来的，那是房东一家三代同堂地正在举杯欢呼。欢乐的歌声是有的，但那是从窗外，从楼上，从左邻右舍传来的。欢乐的歌声不属于我，但欢乐的歌声像魔鬼一样诱惑着我。我的小房子里没有歌声，但我的心中有一首歌，那是一曲孤独而感慨的歌。此时，歌声在我的小屋里幻成了一种实实在在食欲的味道。我这儿只有半锅糊米粥和半包舍不得一次吃完的榨菜，那儿散发出的一丝淡淡的酸辣味，混合着从外面汹涌而至的各式各样的歌声、欢呼声、鞭炮声，陶醉着我的灵魂。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个时候，家人都正在为春节而忙碌了吧。父亲此时是不是正在聚精会神地写春联呢？母亲此时又该是饱含着思念儿子的热泪，正在默默地带着全家包饺子吧？庄稼人平日总是精打细算，但此时总会倾其所有，在大年三十的八仙桌子上摆出十个菜，意为十全十美，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吃团圆饭；除夕夜，全家人高高兴兴地饱餐一顿后，都会痛痛快快地洗个热水澡，换上早就准备好的新衣服，然后，或是看春节联欢会，或是围着火炉，一边品尝着自家种的瓜子花生、蚕豆、爆米花，一边讨论着新年的计划。　　　　
　　　　现在我们都长在大了，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做梦都想穿新衣服了，但儿时的温馨又袭上心头。只是，那浓浓的乡愁，竟又像突然袭击的洪水，怎么也无法挡住。是呵，不安分的我，为了心中那个瑰丽的梦想而流浪，像一叶浮萍一样，至今还在随风飘浮，随波逐流。　　　　
　　　　除夕晚上，独坐在空荡荡的小房子里，看着外面缤纷的彩灯，听着别人团聚的欢笑声语，心里说不出的忧伤。我从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