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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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旖档穆�足。可秦观少游卒于藤州、范祖禹卒于永州的消息几乎是同时传至，残酷地粉碎了苏轼宽释的心境，他连日沉默，“同贬者死去大半，最惜淳甫、少游啊！”十一月初，他带着家人二十多口，前往舒州赴任。行至英州，再得朝廷“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工局观，在外州军任便居住”的诏令。“任便居住”，标志着朝廷将不再起用了，他心境坦荡而茫然：居住何处啊？常州？舒州？真州？江南风光，山青水秀，足颐余年。但弟弟子由从颖昌来信邀居，信中并有“桑榆未影，复忍离别”之语，他的心又移向颖昌了。可颖昌地近京都，可居宜住吗？他一时难以决定，便吟着“剑关西望七千里，乘兴真为玉局游”的诗句，带着家人过大庾岭，经南安，逗留虔州，重游庐山，过九江、湖口，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四月至润州。常州老友、冰华居士钱济明专程至润州迓迎，同居金山寺，登临妙高台，叹常州一别十有五年之思念，论今日朝廷政局变化之微妙，苏轼终于明白：皇帝赵佶继位一年来的所作所施，似乎已与“政见”无关，而是在追求皇权的“为所欲为”。贬逐“绍圣”中枢重臣章惇、蔡京、蔡卞等人，并非因其“坚守变法”或“专图报复，屡兴大狱”，而是因其曾议“端王轻桃，不可立”，反对他继承皇位。起用“元祐”旧臣亦非因其“革故鼎新”或“蒙受冤情”，而是为了巩固新居的皇权。如此人主大权独握，今后的朝政走向不可测啊！苏轼决计远离京都，定居常州，并造儿子苏迈、苏迨随钱济明早去常州，购屋置舍，以便安顿全家老小。
　　突然一阵喧闹欢呼声从岸边飞来，惊扰了苏轼心在海南儋州的深情回忆，他蓦地睁开朦胧的眼睛望去：岸边人群踊跃，摇臂挥巾，呼唤“苏公归来”的声浪起伏雷动，他茫然失神，以为是心境幽思中儋州“千山动鳞甲”幻影的闪现和“万谷酣笙钟”幻声的轰鸣，动止虚实一时难以分辨。儿子苏过急忙跑到苏轼身边，搀扶起父亲，高兴地说：
　　“常州到了！父亲，常州父老欢迎父亲归来！你看，那是钱伯济明，那是大哥伯达，那是二哥仲豫”
　　苏轼骤然明白了：朋友钱济明向常州父老吐露了自己定居常州的意愿，这隆重的欢迎，担待不起啊！他推开苏过的手，跪倒在船头上，向岸边欢呼的人群拱手致礼。
　　六月十五日夜晚，钱济明在其府邸宴请归来的苏轼一家，为其接风洗尘，常州故知十数人亦应邀参加。主人热情，故知欢愉，苏轼虽觉周身乏力，头脑沉昏，精气不舒，有旧病复发之状，仍勉力诗酒以欢，酬谢故朋挚友。席间，在诉其离情话其相思之后，钱济明以已购得“裴氏宅”一事相告，并详细讲述了“斐氏宅”的环境幽静、庭院典雅、屋宇宽敞。故知中经手购买“裴氏宅”的邵民瞻，极赞庭院中翠竹葱茏、流溪清澈、假山奇绝、怪石天造。苏轼大喜；举酒作谢，并许以搬入新居之日，置酒庭院，欢愉亲朋，诗酒以歌，不醉不散。人们欢笑畅饮相约：来日必隆重祝贺苏公迁乔之喜。
　　酒宴欢散，故知离去，苏轼却毫无倦意，倚椅而坐，凝目注视着桌案上跳动的烛光，静听着常州城内鼓楼上二更梆鼓的敲响。也许因为已走尽了贬途，落脚于“任便居住”之地，心境十分坦然。也许因为儿孙归膝，全家团聚，再无恶梦扰魂，心绪亦十分清爽。也许因为已经购得了住屋，居之有巢，不再忧风忧雨，他又在默默地思念着安寝于故乡祖坟里的父亲、母亲和亡妻王弗，茔葬在黄州东坡的任妈，遗骨于江宁旷野的遁儿，寄灵柩于京都西郊佛寺的妻子季璋，掩埋在惠州白鹤峰下、丰湖之滨的爱妾子霞，还有远居颖昌、“桑榆未影”的弟弟子由，他感到安闲中的空虚，便悄悄走出钱府，走进宁静洁白的月色之中。
　　时已三更，月光如洗，星光点点，夜风清凉。仰望星空，他感到宇宙的浩茫深邃，不禁吁出悠长的叹息。忽然，他听到一丝轻微的脚步声响在身后，回头一看，原是长子苏迈远远地跟随着。他知道儿子不放心自己夜半独行，便漫问一声：
　　“你怎么还没有睡？”
　　苏迈见父亲没有责怪，便快步上前，把一件单衫披在父亲的身上：
　　“夜风凉了”
　　苏轼用手理着披上的单衫，漫步走着：
　　“你安歇去吧，明天找人捎信去颖昌，告诉你二叔，我们已安抵常州了。”
　　苏迈应诺，但不肯离去，借禀报购屋之事伴父亲漫步：
　　“‘裴氏宅’今天看过了，主人已经搬出。其庭院、屋宇、环境确如钱伯和邵民瞻所语，庭院里的那片翠竹极好”
　　“契约和手续都办妥了吗？”
　　“契约已签字画押，卖方是屋主的儿子裴人俊，买方签的是父亲的名字，盖的是父亲印章，中人是钱伯和邵民瞻。昨日去官府备案，官府初有刁难之意，由于钱伯亲自出面并暗送官府衙吏纹银二两，一切手续也就顺利办妥了。”
　　“价钱公平吗？”
　　“房主的儿子知是父亲购屋，以为遇到了富家翁，张口就要价五百缗。钱伯怕讨价还价累及父亲名望，便一口应诺。这样一来，我们的全部积蓄也就囊空翻底了。”
　　苏轼苦笑喟叹：
　　“名声累人，活该受穷啊！这二十多口之家，只怕又要挨饿了”
　　苏迈急忙为父亲消愁：
　　“父亲勿忧，你的两个儿媳，已拿出了所有的首饰镯佩，仲豫（苏追）今日已去银铺变卖，得钱数百，两月生计，不会有困难的。再说，我家有阿婆（任妈）所制按日分俸度日之规，量入而出，节俭持家，自种菜蔬，劳作自强，总会填饱肚子的。何日搬入‘裴氏宅’，请父亲择日早定，宴请宾朋之事，总须做一些准备。”
　　苏轼稍作沉吟，作出决定：
　　“用两天时间准备，七月十八日搬入，了却这桩心事吧。”
　　蓦然一阵哭泣声传来，打断了苏轼的话语，他停步倾听，举目四寻，哭声乃由不远处一所词堂传出，其声甚哀。苏轼吁叹：
　　“何悲切如此！此哭声有割爱触心之沉痛，伯达，我不能听而不闻啊。”
　　苏迈知父亲闻民哀已不能自己，急忙扶着父亲走向祠堂，叩门而入，果见祠堂前廊里有一老妪坐于一盏油灯下掩面哭泣。其妪七十多岁，衣着颇整洁，发丝稍呈散乱，神情憔悴，形影孤零，四周堆着杂乱的桌椅、床榻、箱柜，身边堆着杂乱的被褥、纱帐、包裹，其状颇为凄凉。苏迈上前揖礼询问：
　　“老婆婆何哀伤如此？”
　　老妪一惊，双手移落，满面泪水，突见两个陌生人站在面前，神态慈和而执礼甚恭，心头一热，竟大放悲声，痛哭起来，苏轼移步向前，出语宽慰：
　　“哀声凄绝，闻者泪下，你我虽不相识，人心同理，老妪莫非有碎心断肠之悲痛耶？”
　　老妪咽泣而诉：
　　“老妇年已七十三岁，家道衰微，生莫如死。家有一屋，相传百年，生子不肖，举屋售人，我已是无家可归了”
　　苏轼心头一震：我购得之屋，莫非此姬之屋耶？天下有这样蹊跷之事吗？他转眸向苏迈望去。
　　苏迈脸上亦呈狐疑之色，急忙踞就于老姐面前：
　　“请老婆婆详述其事。”
　　老娘止泣谈起：
　　“老妇四十岁始得一子，十分钟爱。件子三岁，其父病亡，我寡居而娇养，谁知娇养成患，子长成人，嗜赌成性，赌掉田亩，赌尽家业，前日又赌欠债务五百缗，儿媳带孙出走娘家，落得家破人散。赌债相逼，甚于索命，只能以出卖庭院屋宇还债。昨日契约已成，今日已别旧居而迁至祠堂。羞见祖宗，羞见族人，羞于苟且于世啊。”
　　苏轼一时怆然：
　　“老妪旧居坐落何处？”
　　“此城东门之外。”
　　“老妪之家可为裴姓？”
　　老妪惘然点头。
　　“老妪之子是裴人俊吗？”
　　老妪瞠目：
　　“先生何以知晓？”
　　“他现时人在哪里？”
　　老妪惊诧：
　　“你”
　　“我要见他！”
　　老妪惊骇，神情失色：
　　难道，难道他也欠了先生的银两？”
　　苏轼拱手为礼：
　　“老妪鉴谅。妪之旧居，乃我所买。妪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
　　老妪木呆，周身颤抖站起，“扑咚”一声跪倒在苏轼面前，放声痛哭而致谢：
　　“感先生大德啊”
　　苏轼垂泪，急忙俯身搀扶老妪。突然，祠堂祭殿大门敞开，一位三十多岁的汉子由殿内嚎啕奔出，跪倒在老妪身边，双手抱住老妪哭诉：
　　“母亲，儿已遵母命在祖宗灵牌前自罚忏悔，自知其错了。先生还屋之事，断不可接受。”
　　老妪双手颤抖，抓住儿子的衣襟喊着：
　　“这，这是为何啊？”
　　“母亲，卖屋所得之五百缗钱，我已交给债主了。”
　　老姬神情颓然，双手垂落，瘫软在地，痴呆地望着苏轼喃喃而语：
　　“先生是好人，我领情了。‘裴氏宅’换了一位好心的主人，比住着一个败家子强多了。先生，庭院里那片翠竹，是先夫生前喜爱之物，你千万别毁了它”
　　苏轼再也忍不住心中的酸楚：
　　“迈儿，‘契约’带在身上吗？”
　　苏迈已猜知父亲的心思，急忙从怀中拿出购屋“契约”奉上。
　　苏轼接过“契约”示于老妪：
　　“这是‘契约’，现时作废了，你带着儿子搬回你的‘裴氏宅’吧！”
　　老妪懵了，一时不知所措。
　　苏轼当着老妪的面，用灯火点燃‘契约’，火焰升腾着，纸灰飞舞着，老妪泪眼濛濛望着火焰发呆，裴人俊跪在苏轼的面前叩头作谢：
　　“先生，我欠你的五百缗钱，我会”
　　苏轼笑着说：
　　“不必说了，那五百缗钱，我献给了一位人子之母，一位含辛茹苦、寡居三十年抚养儿子成人的母亲！”
　　老妪的泪水默默地流着。
　　苏轼烧尽手中的“契约”，与苏迈走出祀堂。老妪呆呆地望苏轼父子身影消失，突然恍悟了：
　　“一个好人，我忘了问他的名字，我忘了问他的名字啊！”她急忙爬起，脚步踉跄地向门外追去，她的儿子裴人俊在门口扶住了她，望着月色中漫步而行苏轼说：
　　“母亲，他就是苏轼，大诗人苏子瞻啊”
　　老娘哭了：
　　“苏子瞻，不是被朝廷流放到天边去了吗？也是一个遭罪受苦的人，终算回来了”
　　苏轼从祠堂回到钱济明府邸，突然冷热煎熬，跌倒在床榻上，他从儋州北返途中染上的“热毒”之病又发作了。半个月后，在钱济明和邵民瞻的帮助下，他举家搬进了一座借租的狭小院落——“孙氏宅”。
　　苏轼豁达镇定地走着他坎坷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
　　七月十八日，苏轼的病情突然加重，竟至卧床不起，身软乏力，进食腹胀，夜不能寐，齿间出血，儿子们延医治疗，朋友钱济明送来人参、茯苓等补药熬粥服饮，病情仍不见好转，而且体弱更甚，出现胸堵头晕之状，连在床上翻身也困难了。苏轼由于连年流离颠沛，自病自医，已初知医理医术，似乎已知自己之大限将至，便不再寄希望于药物，而是冷静地检讨自己可哀可悲的一生：
　　“生于斯世六十六年，步入仕宦之途四十五年，‘仕宦之途’是怎样度过的啊？居父母之丧六年，遭贬流离二十八年，供职凤翔府四年，居于朝廷只有七年时间！由于自己不变不移的‘政见’和‘口无遮拦’的狂狷，酿成了东飘西荡的悲哀。在‘熙宁’不容于‘熙宁’，在‘元祐’不容于‘元祐’，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符’不容于‘元符’。自己之处于世，犹如人们手中牵线放飞的风筝，飘忽岁月，沉浮无定，杭州、密州、徐州、湖州、黄州、汝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英州、惠州、琼州、儋州，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其志何伸？其道何达？满头白发，一事无成，此生碌碌而可哀可悲。上苍何薄苏轼如此？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是人生的奇遇，是自己的偏得，不可怨天，不可尤人，如若没有这二十八年的南北飘泊、西东流离，何以得有‘行万里路’的机缘？如何能享有‘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院乞儿’的任性豁达？流光省人，当以老子所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自嘲自慰自己疚歉悲哀的一生了
　　“歉疚终是不可自嘲的。自己也曾任大理寺丞、中丞、开封府推官、礼部侍郎、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侍读、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之职，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及现今皇帝四朝，‘涤荡振刷以除积贫积弱’之志仍沸腾于胸，然江河日下，一切都无话说了。不再听见九天上的雷鸣，不再看见田野里的生机，就连朝廷里惊扰民心、愈演愈烈的政论纷争也现得越来越卑下了。‘熙宁之争’，旨在富民强兵，中兴社稷，虽争得电闪雷鸣，但光明磊落，相撞生辉，你可以不赞同介甫的‘躁进急行’，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副救世药方。你可以反对司马君实的‘缓进求实’，但你不能不承认那也是一种治国之策。胜者足以骄傲，败者亦足自豪，此介甫之‘死而无憾’和君实之‘老而弥坚’，堂堂正正啊！可‘元祐之争’，以‘是否全部罢废新法’为旨，似乎在寻求一种感情的补偿，如果说司马君实执权十八个月的‘革故’纷争，还带有医民伤痕、抚民怨恨之意，那么，司马君实病逝后的‘鼎新’纷争，只能是妇姑勃谿了。胜者于国何益？败者于国何损？什么‘朔党’、‘洛党’、‘蜀党’，什么‘帝党’、‘后党’，都不过是一群势利政客和一群糊涂文人的自我逞能、沐猴而王罢了。太皇太后仙逝，皇帝赵煦亲政执权，‘后党’败北，‘帝党’获胜，先改元‘绍圣’，再改元‘元符’。‘绍圣、元符之争’，更是一场良莠不分的扫荡，连‘妇姑勃谿’都不如，其旨全在报复，而且不留余地：追贬死者司马光、吕公著，落职贬逐中枢重臣范纯仁、文彦博、韩维、吕大防、刘挚、苏辙、梁杰；流放三省、六部、谏院、御史台、馆阁官吏贾易、程颐、钱勰、杨畏、朱光庭、孙觉、孙固、赵离、李周、鲜于亻先等人。连黄庭坚、秦观、晃补之、张耒、陈师道也因‘亲近苏轼’之罪，分别贬逐于黔州、藤州、处州、夏州、颖州。如今，秦观少游病殁于藤州，师道无已、庭坚山谷、补之无咎、张耒文潜的命运仍不得而知。可怕的一场浩劫，借恢复‘熙宁变法’之名而行，可‘新法’便民益国者真的恢复了吗？介甫‘变法’之所旨所求真的能再现了吗？欺天欺人啊！介甫的那个岁月不会再出现了。今天，‘建中靖国之争’又要开场演出了，章惇、蔡京、蔡卞遭贬，‘元祐’被贬之臣复出，朝廷难道又要来一次恶性循环的报复吗？国力将尽，国运将竭，国脉将绝，思之怆然，自己已无力操心，也无需操心了
　　“悲哀终是不可自慰的。泪洒贬途，处处牵魂啊！任妈病逝于黄州，我失去了‘大佛’的护情；遁儿遗骨于江宁，我经受了晚年丧子的痛苦；元祐八年（1093年）妻子季璋病故于京都白家巷，年仅四十六岁，时太皇太后病重卧床，‘帝党’与‘后党’之争已趋尖锐，太皇太后早有‘病不起，为之奈何’之叹，皇帝已有‘来日可俟，自有故事（惯例）’之说。季璋心细感微，弥留之际，执自己之手而遗语：‘朝廷风暴将起，子瞻当自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