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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军阀-第2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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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台湾的日军与警察计有20万之众。据传，一些日军官兵叫嚣誓与台湾共存亡，又有少壮派军官与汉奸相勾结，策动所谓“台湾自治运动”。杨朔铭闻讯，决定派遣6个师、20艘军舰及2个飞行大队开赴台湾参加接收，坚决弹压负隅顽抗者及“”分子。3月17日，入台接管的华军先头部队，在福建镇守使李厚基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基隆港登岸，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的属员同时到达。基隆市民围聚码头，争睹接收部队的仪容风采，不少人为抢占有利地形，彻夜露宿等候。华军部队从基隆乘火车往台北的路上，无以计数的民众鹄立道旁，绵延不断直至台北车站。不数日，中国政府陆海军接收部队陆续入台，进驻各要塞、炮台及码头。
1922年3月25日上午9时整，短短5分钟的受降仪式，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28年的蹂躏。
3月24日，“徐元锦从福州乘舰出发，定今日赴台”的消息见诸报端。他从福州启程前，旅闽台湾同乡会举行了欢送宴会，致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辞。徐元锦致辞答谢，公布治台方针：在台湾切实发展民生，普及国语，推进教育，增加台民福利，建设安定繁荣的新台湾。
当天午后2时，徐元锦与美国陆军少将布雷德利、海军上校施奈德，自福州乘舰出发，不久即到达基隆。在港口码头，国旗、彩旗似潮翻卷。当徐元锦步下舷梯时，军乐大作，欢呼声、掌声响成一片。徐元锦检阅仪仗队后，与前来欢迎的台湾各界人士热烈拥抱握手，互致问候。
在距离码头百米外的一角，孤零零地站着一排神情沮丧的日本人，那是以田健治郎为首的日本军政头目。当看到徐元锦一脸胜利者的微笑走来时，一个个低眉垂头，显得十分尴尬。台湾名流林朝琛把徐元锦介绍给日方代表：“这位是台湾省接收主官、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徐元锦中将。”田健治郎则立正敬礼，强作出一副笑脸：“欢迎徐将军。”
在到达台北后，徐元锦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本人奉中国政府命令来台湾，非为做官，而是为做事，是为使台湾重归祖国，为台湾同胞谋福利。切望各界密切配合，共同为建设新台湾而奋斗。”他又向云集在此的中外记者宣布：“明日上午9时，行接收典礼。”1921年3月25日，晨曦初露时，台北各界人士纷纷涌来公会堂，接收典礼将在这里举行。会场内处人山人海，都想亲眼目睹翻开台湾新纪元的庄严一刻。
8时25分，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身穿崭新陆军中将军服的徐元锦缓步走入大厅，他的身后紧跟着台湾警备副总司令王凯、司令部参谋长刘德义、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吕明扬、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程璧光。
日方全权代表田健治郎等5人，则早已奉命到达，等候另室，听从传唤。
大钟敲了9下，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吕明扬宣布：“中国台湾省接受典礼开始。”
以田健治郎为首的日方代表，在中方人员指引下，低着头鱼贯而入，至席前站成一排，向徐元锦行礼。徐元锦请他们在席前坐下。接着，徐元锦起立，以庄重的声调宣读接收文书：“中华民国11年3月25日，本官奉中国政府海陆军最高统帅徐世昌大总统之命，为台湾接收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原日本台湾总督兼台湾军司令田健治郎。依照此项命令，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于营地集合，听候处理，希即遵行。”
田健治郎微微点头应诺。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刘德义把受降书与“第一号命令“交与田健治郎。田健治郎躬身接过，匆匆扫视一遍后，用毛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时，中外记者的照相机，不约而同对准了田健治郎，镁光灯闪烁，“咔嚓”声不断。田健治郎大约是心里紧张及对此感到羞辱，手指颤抖几至难以握笔。
（二百九十三）中国单翼战斗机的诞生
（二百九十三）中国单翼战斗机的诞生
日本台湾军参谋长永田铁山把签了字的文本呈交给徐元锦，随后刘德义宣布接收礼成，请日方代表退出。全声掌声雷动。田健治郎等人再向徐元锦行礼，然后快步离开了大厅。
接收典礼总共只有短短5分钟，但却结束了日本对台湾长达28年的霸占，宝岛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为永久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中国政府决定将3月25日作为“台湾光复节”，以资纪念。
在日本政府宣布将台湾交还中国后，即命令在台的日军将公有的土地、房屋、物资等，无论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统统造具图册，注明地点、品种、数量，移交中国人员接收。中国政府任命徐元锦为署理台湾行政长官，总揽其成，由于徐元锦在杨朔铭的要求下，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民、财、建、教、军、警各部分都有负责人员，因而接收工作非常顺利，杨朔铭最为重视的海军基地的器械物资和附属设备，则由海军部派专员负责接收。
马尾造船厂总裁史选侯在给“人和集团”下属“翔宇”飞机制造厂总设计师巴玉藻的信里，记录了关于台湾接收的一些细节。
“日军在台的海军机械设施，台岛北有基隆造船厂，南有左营修船厂，还有飞机处、飞机场和土木工程处等。前者已由海军部派员接收，后者修船厂内有浮船坞一座，已于战前被日军拖回日本。仓库和建筑物多在台北基隆及台南高雄附近数十个地点。储存物资皆二十余年来的积累，数量不少。仅机械处所包括的就有三个部门：设施部，管理港湾、炮台及一切土木工程；工作部，管理海军舰艇的维修制造；救难部，管理沉没船只的打捞。虽然我接事稍迟，但接收工作还算顺利，经我派员调查，只有打捞公司是民间的企业，忽现忽隐，无法究诘，这种情形在那时已相当普遍，不用多说。”
“值得一提的有三件事。第一，日军早造具图册准备我国派员接收。在我方未按册点收前，日军仍负责看管。接收以后，我们便要自己负责。而机械处职务繁重，人手短少，我要求增派人手未能到位。我时刻担心着接收过来之后，物资丢失，将来无法交代，不特良心上过不去，而且还要负刑事责任。所以再三叮咛相关人员，接受时要格外认真，完好的与缺损的程度分别详细注明，保管要遴选妥人切实负责，如有丢失和损坏，保管人员要负责赔偿之责。那时每个仓库都堆满器物，多者达百数十种，每种多者达数百件，后来才知怕物资短少一事，大可不必过虑，因为现经点收许参物资的数量浮出移交底册之上。我惊异之余，一开始认为这是日军故弄玄虚，他们窥破各地我方接收人员有贪污之意，有意短报，腐蚀我接收人员，至少示好于我接收人员。无行贿之名，而有行贿之实。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曾向日工作部上校部长文永青康询问。文永青康说：‘现有物资比底册多所溢额确属事实，但日方绝无故存短报之心。过去日本政府向各厂商订购物资，厂商为预防在装卸运搬时候万一有碰撞倾压引起损坏情事，照例每多备一两套送来，若使全部完好到达，这一两套算是赠品，如有损坏，这一两套就可以顶数。日本在台统治近三十年，这样的溢额器物为数自不在少。这回移交事出仓促，只能按原来册籍编造，无暇清点，溢出物资势所难免。’他这番话虽说明了溢额的原因，而我又立即感到即使数量与原来移交册籍相符，而接收人员就溢额所得，已有10％～20％的油水了。我为杜绝弊窦起见，要他详加清点，补造移交清册，有的仓库补造二三次之多，虽然手续麻烦，而财物的真实情况总要弄得一清二楚。第二，台湾的一草一木都是我们国家的财富，不管是公物、私物、战用、民用，我们都有管理和保护之责。台湾在此次抗战中虽无太多战事，却也遭受到炮火飞机轰炸焚烧。日军既然撤回本土，当地日人知道这一下全局输光，失去管理与保护的责任感，有的厂屋倒塌，机件暴露；有的原材料不及利用，委弃在屋旁路侧，任凭风雨摧残，灰泥泼溅，暴殄天物，令人不胜感慨。有一天我走过左营山区，见有大号探照灯十数架，各高十余英尺，丢弃满地。因这些探照灯是码头夜间作业用的，是贵重的器材，所以我就向文永青康责问。文永青康辩白说：‘这是因为华机时来此地袭击，在仓皇拆迁时，急不能择，权且寄放在林间草际，以免被炸，来不及做好妥善的安顿。而日本预备交接之后，有许多更迫切的事在等着做，自然顾不了这些探照灯了，顾此失彼，实属无法避免。’我说：‘现在命你即日集拢起来，择地迁移，做好保管工作以免损坏。’果然第二天我再去看时，已经搭好了有雨盖的临时仓库，把所有探照灯都安放妥当了。这只是我主管的一个部门的一个事例，别的部门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我们如不认真督责，日人自也得过且过，想来接收的物资中，除了被贪污官吏吞没之外，其因缺乏保管保护而遭到损失的数量怕也大可骇人啊第三，机械处接收有电料很多，点收时与底册不符，这回不是溢额而是短少。我自然责问日方主管人员，要他们负责赔偿。而日方主管人员说，短少部分是保安局强行取去，虽然留下条子，而经手人却不肯签名盖章负责，那时你未来接收，我们无法违抗，这责任我们不能负。我闻讯大怒，他们利用职权擅自劫收，而且不肯出具正式手续，如此事流传出去，在日人指证下，保安局自不能逃其责，可是国家的脸面也丢光了。但我又不能默认姑息，因为实收与底册不符。我便亲访保安局向其追索提去的电料。连访数次，保安局长始终避而不见，正式具文追究，也始终不答复。我遂直接电告程璧光将军，程将军大怒，令警察局派员究责，并由海军肖文少校率海军将士陪我前往，将保安局长及其僚属捉拿归案，并尽数追回被劫收之电料。此事后为报媒报导，于贪墨不法之徒震慑极大，后遂少有此类事件。”
“这是与我有关的官方劫收的事情，再谈谈军警搜刮日本人私财的事。在台的一般日人遣返回日时，每人准许携带其所属私财。然日人骑在台湾人民头上五十年，不管为工、为商、为医、为教，无一非高薪厚给，囊橐丰盈，为台民所痛恨，故遣返时多受到军警严厉搜劫，甚至有的是光着身子回去的。日方提出抗议，徐元锦将军遂下令禁止搜刮日民。有人表示反对，对徐将军说，‘这些日本人所携皆台民膏脂，根本不值得同情。’徐将军回答：‘话虽如此，不过不应该便宜那些借势勒索、乘机夺取与临场搜劫的军警人员，这些财物是台湾同胞几十年来做牛做马、流血流汗的结晶，而白白便宜了贪墨之徒，台湾同胞却不曾得任何便宜，却与国家声誉有大害，此风绝不可长，是以必须严厉禁止。’我认为徐将军的处置极为得当。后有不法之徒故意违令，被徐将军依法处决，此风遂止。英美诸国闻之，颇为赞誉。而日民感激莫名，日本政府亦有好评。”
“我因文永青康外表恭顺，多与闲谈。为要试探战败后日本舰艇和飞机之情况，我问文永青康：‘日本明治维新后，竭倾国之力，建立海陆强军，然此战后，在台许多舰队如何归于乌有，其主要原因、经过情况与避存地点，望告知一些。’文永乃答：‘自贵国封锁日本及朝鲜海岸后，日本本土未能支援台湾，且战前主力舰艇多抽调回国。留台驻守者多为老旧之舰艇，稍加以修整补充，在短期内扩充兵力、添置火炮和加强新式射击武器。因而在参战后，经过双方一阵主力遭遇战，因贵国的海空军航行速度和炮火射程皆远超日军，所以贵军战舰能置日舰于死地，而日舰却无法击中贵舰的要害。自海战交手失败后，在台之日本海陆军胆气皆丧，一遇贵军，即慌乱不知所措。舰艇被追紧时，有的被击沉没，有的慌不择路，所幸余者，则驶近浅滩，自行沉没，以救暂时危亡，而备将来打捞。其实台海相持虽久，成败之数已兆于开战之始。’说时愁容满面，泫然泣下。我要他提出接近台湾的沉船地点，并作一详图献来，他也答应并提供了详细的沉船船名及吨数。”
巴玉藻合上了手中的信，转头望向窗外，此时天色已晚，夜空中繁星闪烁，而远处的厂区也是灯火点点，和天上的繁星交相辉映。
巴玉藻看着远方的马尾造船厂，心中充满了欣慰和畅快之意。
如今的马尾造船厂，在史选侯的主持下，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生机和活力，不但成了国内重要的造船基地，也是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巨头之一。
在马尾造船厂的厂区不远处，便是“翔宇”飞机制造厂的所在地。
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身为“人和集团”最高领导者的杨朔铭于1917年在“人和”的旗下成立了“翔宇”飞机制造厂，而巴玉藻则成为了这家飞机制造厂的总设计师。
现在的巴玉藻，对杨朔铭给自己的这个放开手脚大展鸿图的机会，可以说分外的珍惜。
尽管现在夜已经深了，但巴玉藻却丝毫没有困意，此时他的脑子里，全都是新式单翼飞机的影子。
巴玉藻打开抽屉，取出那些杨朔铭送给他作为参考的图纸和数据，不由得再次被杨朔铭脑中的奇思妙想所震撼。
而现在，杨朔铭的“单翼战斗机”的设想，即将变成现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翔宇”就积累了很多制造战斗机、水上飞机及大型轰炸机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确定了中国飞机制造业的霸主地位。“翔宇”在1919年得到一笔大宗的飞机订货：为中国陆军航空队制造400架战斗机。“翔宇”在人和公司原来的“青鸟”系列侦察战斗机原有的设计基础上进行了多项改进，结果制成了“青鸾”型战斗机。该机重新设计了尾部翼面，修改了散热器以及钢管焊接机体结构（取代了原来的木制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翔宇”公司就是凭着“青鸾”的良好口碑而逐步走上了正轨。“翔宇”的下一个战斗机方案是“青凤1”，计划使用钢管骨架机身加木制机翼，装备435马力（约320千瓦）的“人和”液冷引擎。“翔宇”发展该型机的目的仍是与外国公司争夺中国的市场份额，由于对该机充满期待，“翔宇”公司甚至自行出资制造了原型机。
中国陆军在1920年与“翔宇”签订了生产300架“青凤1”战斗机的协议，中国海军也以购买了12宇”就此开创了量产型“青凤1”战斗机的先河，1921年出现的“青凤12”战斗机是其在双翼机研发领域的颠峰之作。在随后的时间里，“青凤12”及改进型号陆续得到来自中方的定单。
尽管巴玉藻主持设计的“青凤”系列战斗机取得了相当优秀的成绩，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杨朔铭却比他提前预见到了双翼机的时代行将结束。在杨朔铭的要求下，从1921年开始，“翔宇”公司便进行了单翼战斗机的可行性研究，1921年8月，“翔宇”即向国内外公开展示了其制造的3架单翼战斗机原型机。最初两架（由”翔宇”公司自担风险制造）是去掉下部机翼、仅保留上翼部分的“青凤12”。其中一架原型机还在美国进行了展示，另一架（装有尾钩）则送交海军进行测试。尽管试飞结果表明二者都比双翼型战斗机更加快速灵活，但在机动和爬升方面的表现却无法令人满意，这两架飞机最终都没有被军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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